“1945年，当时我14岁，还在重庆念中学。8月10日，蒋中正也就是蒋介石把我父亲从昆明召回重庆，当时还是为了商量总反攻的事情。但就在当天晚上，中国政府突然收到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家住在重庆的凯旋路，我妈妈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高兴地说：‘这条路真是凯旋路！’”今年74岁的萧慧麟老人回忆说。

　　“收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当晚父亲他们商议的内容马上变了主题，变成了商议受降的事情。当时，美国的代表和陈诚都建议把中国分为三个区来受降，这三个区分别是北平、南京、广州。对此，我父亲向何应钦将军进言说，中国战区只有一个日本指挥官，冈村宁次向谁投降？还有，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陆军总部也应提出个方案，由蒋委员长定夺。当时湘西会战才结束，廖耀湘的新6军和飞虎队都驻扎在芷江，军事力量雄厚，同时芷江既是前方的后方，又是后方的前方，在此受降最适宜。蒋介石最后采纳了我父亲的建议，之后陆军总部一部分人员开始到达芷江。

　　“8月20日，我父亲来到芷江。21日他接见了日本的降使，日本降使有4个人，驻华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和两个随行参谋及一个翻译。由于近代中国从没有接受别国投降的先例，也没有日本向他国投降的先例可供参考，受降前的晚上，中方特意把德国向美国投降的影像资料放映了很多遍。但看完所有的过程，除了尊重对手私人人格这点可取之外，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地方，于是我父亲开始自己设计受降程序。

　　“受降当天，我父亲规定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对日本来的降使代表接待要合理，但要冷淡。21日，日本降使来到芷江，中国政府派一个少校把他们引到了中方受降的地方，然后开始让他们等。日本降使的伙食安排同国民党士兵一样。

　　“下午2点30分，我父亲接见了日本降使。按照国际惯例，在受降的过程中，战败方敬礼，受降方可不回礼，所以我父亲他们在今井武夫敬礼后并没有回礼。在向对他敬礼的日本人说过“请坐”之后，中方给今井武夫念了中字第1号备忘录，并在确认没问题后，要求日本降使把在华兵力部署图交出来。事实上，中字第1号备忘录是我父亲用一天一晚的时间想出来的。此后两天内，日本降使被留在芷江七里桥的受降地点受训，随时接受中方的询问。

　　“受降结束后，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军力远在西南，交通运输等不便，为了保障命令的下达、执行不出事情，我父亲做方案派遣了陆军前进指挥所，监视冈村宁次执行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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