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王斌余因数次讨要工钱未果连杀4人，重伤1人，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现代刑法对于定罪判刑，不能光看行为后果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看来，杀人偿命，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们在同情之余，又认为对王斌余判处死刑是正当的、合理的；但是从刑法刑事责任的立法和原理来看，对王斌余处以死刑本身就违背法理。

　　现代刑法对于定罪判刑，不能光看行为后果，还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即行为应受刑罚谴责度的大小。我国1997年的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一条与过去理论上所说的“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相适应”的“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有重大差别，是一个新确立的刑法基本原则。

　　现在学界把它概括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其根本的变化在于增加了刑事责任这个因素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那么什么是刑事责任呢？通俗地说，就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应当根据刑法所承担的后果，这个后果包括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判刑、判处什么样的刑罚。这些后果的决定因素就叫做刑事责任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是客观的事实特征，也可以是主观恶性特征；可以是决定是否构成犯罪的因素，也可以是决定刑罚轻重的因素。在决定刑事责任大小的问题上，责任能力（年龄、精神状态）、故意与过失等是一般人所熟悉和能够比较容易理解的内容。之外，法学界又提出（适法的）“期待可能性”这一因素。

　　“期待可能性”最早且最典型的判例是1879年德国的“癖马案”判决。该案无罪的基本理由是：马车夫虽然“认识”到该马有以尾绕缰的癖性并可能有惊马伤人的后果，但他已提出了更换辕马的要求，是雇主不但不许其换马，反以解雇相威胁，以致继续使用该马而导致伤人。当时法官认为，以人之常情看，法律很难期待被告人做出对抗雇主命令、拒绝驾驭马车以致丢掉自己的“饭碗”的“适法”举动来。此后确立的期待可能性理论认为法律应当符合人性，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刑法为人性的弱点流下的“温情的眼泪”。

　　如果一个法律的裁定让人之常情觉得不可容忍，就是违背人性的

　　我们可以另举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一个人强奸并残忍杀害了你的妻子，你目睹其逃脱，几天后你发现了该真凶，最适当的做法是报警，或者当时你完全可以有条件将其扭送到公安机关，但是你却悲愤难忍，将已经就范的人杀死，这时你是构成杀人罪的，可这时如果以“杀人偿命”作为理由对你处以死刑，就是不合理的，因为这对你是过高的要求，这样做反而是国家和社会违背了基本的人性。因此，期待可能性就是指刑法对那些在当时的情境之下，认为那样做有可以理解、有可以同情的原因；作为普通人，要他在这种情况下不这么做是一种苛求，是强人所难。“法不外乎情理”，如果一个法律的裁定让人之常情觉得不可容忍，就是违背人性的。我国刑法虽然没有规定“期待可能性”作为刑事责任的因素，但是法官应当将其作为依法酌定从宽处理的因素。

　　王斌余17岁到外面打工，今年5月份，父亲因修房子腿被砸断一直没治好，家里急需用钱，就想要回今年挣的5000多元钱，可老板却只给50元。

　　他气不过，去找劳动部门，包工头却诬赖其看工地时偷了铝皮，不给其工钱。5月11日晚上，身无分文的他到包工头吴新国家要点生活费，被骂成“像条狗”，还遭到拳打脚踢。

　　作为一个正常人，面临这样的困境、委屈、侮辱、冷漠、殴打，都会难以忍受，此情此境，我们都会说“天地难容、情何以堪”。这时对于一个有尊严的人来说，如果因此屈辱而自杀，我们不会感到奇怪；而对其杀人行为虽可定罪判刑，但如认为没有任何可以宽宥的地方，不给余地，对其处以极刑，就违背了人性，让人遗憾。

　　高一飞（重庆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