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盟轮值主席、英国首相布莱尔看来，欧洲必须开放，接受全球化，并发挥全球化的作用。面对中国的崛起，欧洲必须改变。而面对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威胁的担心，中国有必要加强解释和沟通，继续开放，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实力相匹配的作用
□本报记者 邓瑾
2005年9月6日下午，布莱尔以接受媒体采访作为此次中国之行的结束。这已经不是布莱尔第一次来中国访问了，但刚刚抖落伦敦恐怖爆炸的烟灰，以及刚出任的“欧盟轮值主席”的职务，让他的此次访问仍然显得与以往有些不同。
17点20分，贵宾室的大门打开，52岁的布莱尔微笑着进来。虽然英国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之前告诉记者，和前年来访时相比，布莱尔看上去“老了点”，但从他的神情看来，首相对此行应十分满意。
他谈兴颇浓，英国使馆的新闻总监陆爱莉也不止一次向记者强调：布莱尔喜欢有挑战的问题。不过，原定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新闻周刊、新京报、环球时报以及本报5家媒体共15分钟，原则上一人只能问一个问题的采访，显然让他感到意犹未尽。于是，当采访结束时，记者的录音笔上显示的时间是30分零41秒。
布莱尔谈到了人们关心的所有大问题：欧盟对华武器禁运、中国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中英关系、美国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反恐战争、全球变暖，以及欧盟改革等等，他在回答有些问题时字斟句酌，十分慎重。
记者能理解他的慎重，毕竟这次他并不只代表英国，英国方面的报纸就说，布莱尔此次访华的志向并不局限于几个商业合同，这位欧盟轮值主席希望任内能进一步密切中欧战略关系。但凡关心时事的中国人都知道，在中国刚刚迎来了一个“欧洲年”之后，中欧在台湾、军售、市场经济地位等一系列问题上分歧依然。
超越贸易保护主义
记者：现在欧盟各国对欧盟的未来有很大争议，即未来的欧盟到底是一个更强调社会保障的所谓“社会欧盟”(asocialEU) ，还是一个更加追求自由贸易和全球竞争的“市场欧盟(amarketEU)。而您一直被看成是“市场欧盟”的推动者，那么您是怎样定义“市场欧盟”的？在做欧盟轮值主席期间，您准备做些什么，以在这两种模式之间达成一个平衡？
布莱尔：我认为这种区分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成功的经济，就没有一个公正的社会。就像中国，对外开放了市场，让市场发挥了更大的力量，于是积累了更多的财富，这样才更有机会去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欧洲的问题是，如果“社会模式”指的是一个封闭的欧洲，占着好的就业机会不给别国，这到最后行不通。对欧洲的全球化来说，这是一个坏政策。欧洲人因此不是更富了，而是更穷了，所以这同样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有人认为你这儿有个市场模式，那儿有个社会模式，而我则不断对欧洲人说的是，这种分法已经过时了。
当你放眼世界的时候你发现，事实上，为了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模式，必须开放市场。成功的例子都是这样。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倒退30年，中国人要穷得多。所以我认为要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现在关于欧洲未来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全球化的争论。这种争论到处都有。美国也一样。美国和中国之间纺织品的争端为的就是同样的原因。
全球化所做的就是带来了经济上的巨大变化，有些群体、产业，和有些人的工作突然开始受到很大影响，这让他们担心，他们不希望这个世界改变。这也是人之常情。
全球化的另一点就是要繁荣，就必须改变。如果你愿意。我的进步意味着你的改变，你可能不喜欢这种改变，所以你反对我的计划。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在欧洲，这个争论还在继续。这对欧洲的未来非常重要。在我看来，欧洲必须开放，接受全球化，并发挥全球化的作用。
记者：在高唱全球化的时候，欧盟怎样才能超越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
布莱尔：首先，大家都要开放。这就是为什么要中国开放，其他国家也要向中国开放。在全球化中超越这种争论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人们展示好处，当中国更富裕了，他们需要车，需要电子产品，需要基础设施，需要石油、需要服务，需要购买服务，不仅从中国购买，也从世界其他地方购买服务。所以从长远看，全球化对大家有好处，尽管短期看会带来摩擦和困难。
需要互相理解
记者：中国反复强调要“和平发展”，但很多西方媒体还是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威胁，您怎么看？
布莱尔：我觉得这里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中国要不断向世人解释他们的立场，继续开放，并理解其他人可能产生的担忧。现在存在两个潜在的威胁。一是外国人看中国，他们觉得中国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威胁”；而另一个则是中国人认为，其他国家正为了他们的战略利益而阻止中国的发展。这都是误解。
外国人需要站在中国角度理解中国的是，中国需要把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前进，以确保让所有地区而不是某些地区富裕。中国非常致力于国内的平衡发展。而中国需要站在外国人角度理解的是，一个国家政治越自由，国家越开放，外国人也能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
人们害怕他们不了解的东西，如果他们了解，就不容易害怕。事实是，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不应该发展，不应该和平发展，但重要的是中国应该了解到，中国力量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问题，而中国要去解释和回答这些问题。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了解中国历史的话，“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很好理解的。所以当有分裂分子在台湾发出不同声音的时候，中国就把这看成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威胁。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如果这事处理不好，看起来倒像是中国大陆在威胁发动台海战争。这是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结果，所以也应该设身处地站在其他人的角度看问题，以便双方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
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很多人担心，香港将不再成为香港。但事实不是这样。
在任何时候都有必要了解，当你成为一个大国的时候，人们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需要随时寻找合适的时机去解释和回答这些问题。
另外，在国际重大事务上，无论是反恐、贸易、全球变暖，还是联合国改革，中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因为中国发挥的作用越大，就越融入到这个世界。中国加入朝鲜谈判，这非常非常重要。中国参与的国际重要事务越多，就越让人们相信，中国愿意成为国际社会的完整一员，并发挥她的实力要求她发挥的作用。
“更大的开放，更多的合作”
布莱尔抵达北京之时，正值在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官员就纺织品问题进行积极磋商之际。
纺织品的麻烦在于，它直接关系到普通人的生活，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还在于它现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判断欧盟改革的风向标，尤其是在欧盟决定未来走向——是更左还是更右，是更加注重社会保障，还是更加强调自由市场和全球竞争——的关键时刻。
现在中国纺织品，如同欧盟委员会的推出的《欧盟宪法》一样，集中体现了在面临成本优势的新竞争对手面前，欧盟成员之间对于欧盟走向的分歧和反复。至少，他们是准备在纺织品问题上暂时采取贸易保护以延迟市场开放。
布莱尔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于9月5日来到北京的。尽管，纺织品并非布莱尔访华主要问题。不过，中欧能否在两天之内就滞留在欧盟各国港口的中国纺织品达成通关协议，注定要影响布莱尔的心情。
这是一个令欧盟棘手的谈判。今年6月，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和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上海达成协议，在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制刚刚取消不到6个月后，欧盟在其纺织品生产大国的压力下，开始对中国出口欧盟的纺织品重新实行配额。
然而部分纺织品的配额很快就被用完。超过7500万件中国出口欧盟的服装，包括T恤、长裤、胸衣等，被扣留在欧盟各海关。这一次，出来游说给中国纺织品放行的是欧洲的进口商和零售商。他们声称，如果不通关，欧盟很多服装零售点将断货，服装价格将上扬。
于是曼德尔森又在压力之下——这次是进口商和零售商，上次是生产商——和薄熙来再次坐在了谈判桌前。
9月5日21点15分，中欧双方终于达成一致。纺织品协议的达成令布莱尔感到高兴，“不管中欧时不时出现什么问题，但趋势是明显的，那就是更大的开放，更多的合作。”52岁的布莱尔对记者说，显然，他不想把眼光只局限在纺织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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