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免费 最经典的幽默小段子 掌握第一手军事情报
搜狐新闻，告诉你正在发生什么。 点击进入>>>
|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在纪念伟大抗战胜利的时刻，我们透过60年前的战火硝烟，去重温那段为了胜利的教育历程。
历史本身就是一位伟大的老师，1931年，日本军队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毛泽东和朱德研究作战方针
北。1937年，日军又悍然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华民族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此后8年，中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守土抗战，终至摆脱沦为殖民地和附庸国的命运。百年耻辱，一朝雪洗，全赖8年鲜血的倾洒。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顶点，中国国民做出了包括三百多万军人在内的两千一百万国民生命的巨大牺牲。每有攻守，必坚苦卓绝，每有会战，必血流漂橹。
今天我们体察不朽的抗战，这位历史的老师分明教给我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忍精神。自强、团结、牺牲和坚韧赋予了我们这饱经沧桑的民族无比力量，迎来了民族开始走向复兴的时光。
历史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教育。在60多年前，在旧中国积贫积弱、惨遭宰割的情况下，为抗战的胜利，唤起了伟大的民族自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教育，一种是边区及根据地的教育；另一种是大后方及国统区的教育。此外，还有一种是前两种教育的向敌后的延伸也就是敌占区的反奴化教育（此省略）。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旗
卷，很多问题、经验及思考对今天的教育事业仍俱现实意义并产生深远影响。
边区及根据地的教育
1、干部教育：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就是抗战干部的准备。
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1937年5月至8月，毛泽东到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前后历时3个月。后来他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在抗大讲课所用讲稿的主要部分。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抗大校旗的激励和指引下，抗大办学10年间为民族解放战争培养了10余万名军政干部，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所学校就是此后的国防大学。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参加另一所重要培养青年干部学校，陕北公学的开学典礼，并毛泽东在陕公作报告
欣然题词道：“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的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1939年7月7日，以这所学校和鲁艺等为主体成立华北联合大学，1944年又将自然科学院一部并入，而陕北公学和后来的华北联大就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在那样的战火年代培养了一大批干部和著名学者，其中包括李鹏（1944年进入自然科学院后并入华北联大）、艾青、宋涛等等。延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激励、召唤着无数的热血青年，为了胜利，向革命的圣地聚集。
2、社会改造的社会教育、乡村教育：
延安时期的社会教育就是对底层民众进行扫盲，知识启蒙。陕甘宁边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地区，林伯渠任边区主席，他在1939年1月有一个报告透露，在1936年到37年期，边区全部人口150万人，识字率只是1％，华池县，识字率只是0.5％，整个边区，妇女几乎不识字，而且缠足的现象非常严重。中央红军1935年底到陕北，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边区政府的妇女代表
还要迟一段时间，因为当时最重要的是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围剿，所以到了37年，38年，这个妇女缠足还是非常普遍。1937年后，根据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扫盲，开展各种形式的冬学。冬学就是天气冷了，没有什么农活，利用这个时间学识字，创办各种识字班，把抗战和对底层民众的知识启蒙结合起来。目标很明确，第一，提出来要消灭文盲，目的是提高大众的政治文化水平，第二，要提高大众的民族觉悟，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第三，提高大众的民族思想，中华民族的民族思想，使群众学会运用民主的能力和培养民主的习惯，第四，增进大众的战时生活知识和一般生活知识，这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宗旨。
到1941年，边区已经办了5800多个识字班和识字组，吸收了将近4万人扫盲，其中许多妇女参加到这种识字班和扫盲组中间去，到了1939年，根据边区妇联的统计，在边区的妇女人口中间，识200个字的妇女已经占到了10％，200字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字，从来不会识字的懂200个字已经很了不起，识1000个字就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另外，和社会教育相联系的就是废止缠足。边区政府在1937年7月19号，也就是“七七事变”才爆发没有多少天，就通过了第一个禁止缠足令，以后在1938年，1939年边区的政府和边区的民政厅又通过两个法令，规定18岁以下的女孩子绝不准缠足，如果违背，她的丈夫和父母要处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是运用政府的力量强制性地进行社会改革。运用群众运动推行社会改革，是当时的一种基本方法，重点是宣传和组织。为了废止小脚，边区在各个县区乡，都成立了“放足突击委员会”，“放足突击组”，“放足突击队”，而且还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放足歌》。歌词很通俗：“宝塔山，高又高，张三娶了一个李娇娇，眼睛黑，手又巧，可是就是一只小脚像辣椒，地不会种，水不能挑，怕过独木桥，鬼子来了更是跑不了”，就用这种很通俗的方法去动员妇女放脚。到了1939年，在延安市这个裹脚的现象已经没有了，在延安县，在陇东地区，在许多地区，这种裹脚现象已经越来越少。
总之，边区的社会教育有两块内容，一个是扫盲，一个与相联系的，对旧风俗，如裹脚，的改革。
3、国民教育：
1937年以前，全边区只有120所小学，中学生屈指可数，女孩子几乎没有读书，据当时的统计数字，在陕甘宁关中地区，有一个县叫宁县，在1938年全县只有一个女小学生，关中地区还是陕甘宁最富庶的地区，靠近西安。可想而知，再往上面走那是何等的落后，那么经过几年的文化建设，边区的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发展，1937年就建立了一个师范学校，边区的哨兵
这个师范学校叫鲁迅师范，在边区很有名，第二年又建立了一个叫边区师范，这是两所边区非常著名的师范学校，1939年年底，全边区中学生的女孩子是120个，这是土生土长的陕甘宁的女孩子，不是外地去的女孩子，女革命家。宁县1939年是200个女小学生。到1941年，全边区中等师范学校已经有了7所，小学也发展到1300多所，小学生有40000多人。1940年国民党中统局对延安有一个文化教育方面的调查，他们在报告中也给予很好的评价，它说，在边区改制以前，也就是在共产党没来之前，全边区能读报章的，能看懂政府文告的是凤毛麟角，文盲占人口的98％，女子几乎不识一字，而1940年该地区的文盲已减到全部人口的90％，妇女识字者也逐渐增加，这当然和国内先进地区相比难免相形见绌，但较之过去的落后情况，已有相当之进步，这是1940年国民党中统局对边区的教育情况的一个评价。
大后方及国统区的教育
在大后方，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及指挥上的失误，加上敌我悬殊，虽经将士浴血奋战但仍从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平津京沪一带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陷，广大人民流离失所。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遭受重大损失，国民党政府自己也承认：“当时平津京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事变仓卒不及准备，其图书仪器设备能择要转运内地者仅属少数，其余大部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估计。”据不完全统计：29万所小学损失12万多所；3000多所中学损失1900多所；108所大学，被轰炸破坏的达91所，其中25所不得不暂时停顿，继续维持的仅83所。至于学校多年积累的珍贵资料的损失，更是无法用金钱数字来计算。>>>>>>
1、高校大迁徙
1937年底，蒋介石开始调原担任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的陈立夫接替朱家骅，主掌教育部，陈于1938年初新，开始了他长达7年的教育行政生涯。由于情况紧急，陈立夫在教育部设立了专门负责高校内迁的机构，负责为高校内迁筹措经费，补充图书设备，修建房舍等，“其工作之巨，实非笔墨所能描述”。联大学生在昆明龙潭街进行抗日宣传演出
因战争情况千变万化，今天是后方，说不定明天就是前线，有些高校历尽千辛万苦刚刚迁到一个地方，师生还来不及喘口气，新迁校舍又置于战争的炮火之下，因此不得不再度迁移，有些高校反复迁移达五次之多。
如北大、清华、南开等平津地区大学最先遭到日寇破坏，他们也最先行动，开始南下迁往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日寇铁蹄逼近湖南，他们只好于1938年2月再度迁往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
最后，内迁高校大多集中于重庆、成都、昆明等地。
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108所高校，内迁的有94所（也有统计口径称为106所），搬迁次数达300多次。但正如南开校长张伯苓所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后来在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他们终究是要“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正义必胜的信念溢于言表。
这次高校大迁移，涉及全国几十所高校，在“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的战争年代，在交通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数万名师生员工和家属及若干吨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的大搬迁，是极其困难的。
沿途，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师生们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辛苦之极，财产的损失、经济的浪费、人员的伤亡，难以数计。
这次高校内迁，保存了中国教育的精华，并改变了原来高校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西南、西北落后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
2、国统区的教育改革以及社会教育、国民教育与边疆教育
1）、陈立夫与抗战时期的教育改革
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不久，一天，无意中翻看国联调查团为调查中日冲突到中国进行 1940年，清华航空研究所建成国内惟一可用的5英尺航空风洞（昆明北门街71号）
调查后写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他特别看了其中关于教育的内容。报告书说，调查团考察了中国的一些高校，发现中国高校“受外国教育的影响巨大”，学科研究大多以外国语为媒介，引用的资料和例证，也多取自外国。
大学的历史、政治、经济课程，似乎是为研究西洋的学生所设。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偏重外国的情形更为严重。报告书对陈立夫的触动很大，其深厚的民族情结促使他做出一个重要决策：要收回“文化租界”，办中国的大学。
后来，陈立夫写了《从根救起》一书，对他当时的心情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文化侵略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我起先对于这些阴谋，还不大了解，民国二十七年到了教育部以后，才恍然大悟。为了建设中国的大学，陈立夫作了一些大的改革。
首先，在课程设置和教材方面。
陈立夫亲自主持制定了“部颁”大学课程表及课程标准，要求各校统一执行。
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在必修课中，增加了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这是陈立夫特别强调的。在部颁课程中，凡是没有教材的，鼓励教师编写教材。
其二，统一大学教师评聘标准。中国的陈立夫
陈立夫认为要办好学校，教师是十分重要的。
他通过对一些学校的调查，发现大学教师的资格评聘，过去毫无标准，而且教授和副教授的评聘只有一条原则，即必须是留学返国者，他认为这种评聘既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也不科学，是崇洋的表现。
其三，改进考试办法。
陈立夫认为考试是促进学生学习的重要手段，也是检查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方法，而以前考试有不少弊病，应该加以改进。通过改进考试办法，较好地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校不仅为抗战和战后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而且还培养出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优秀人才。
第四，实行贷金制度。
当时处于战争，一些青年流离失所，要读书十分困难，陈立夫认为这些学生不但要教，还要养，便设立贷金制度。
即由学生向国家贷款维持生活，进行学习，将来出校后还款。
但后来法币贬值，按初借数目偿还，等于不还，因此陈立夫指示教育部向财政部申请，索性将贷金制改为公费制。
据当时的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128万人。陈立夫认为，这笔费用虽大，但成就是了不起的。
好多年后，当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后，都写信告诉陈立夫，他们是靠贷金读完大学的，陈立夫听后深感欣慰。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贷金制度资助贫困学生上学并成效斐然，在今天看来都还十分鲜活并极具教育意义，其成绩相信会令那些至今还对国家助学贷款推三阻四的官员们感到汗颜。>>>>>>
2）、大学教育、中等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与边疆教育。
原有大学内迁后很快复学，顽强地存在和发展。同时，为了适应战时对医、工等技艺人才的需要，设立了一些专科学校。增设这些学校，需要各种器材设备和建立很多专门实验室，需要大量经费，陈立夫通过各方活动，往往能够筹得巨款，用于新校的创设。抗战时期的同学们在攀登山路
陈立夫还认识到发展教育，最重要的是师资，因此首先要发展师范教育，他除在几所综合大学设立师范学院外，还创立了男女师范学院各一所，又增设了贵阳师范学院、南宁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等，将西北联大的师范学院独立出来，改称西北师范学院。
国民教育过去为地方政府所主办，抗战时期，陈立夫领导的教育部也积极推进。教育部设立了国民教育司，主管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教育部还专门拟定了《国民教育法》，为立法院通过后，于1944年公布执行。为了很好推行国民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计划分期实行，最后使入学儿童达到学龄儿童9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60%以上。后仅实施了两期，到1944年，实施国民教育的后方19个省市已设立国民学校25万多所，平均每三保有两所学校，离每保一校之规定，已不太远，入学儿童已占学龄儿童总数70%以上。>>>>>>
应该说，在战争年代，这一成绩是很可观的。
对陈立夫的诸多改革，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有异议，“以为妨害讲学与研究的自由”。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应该肯定的，它对于建立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框架，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抗日战争纷飞的炮火中，中国的教育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艰难困苦中蹒跚前进。
3）、陈立夫的抗战教育情节
抗战即将胜利的1944年底，蒋介石重调朱家骅任教育部长，陈立夫黯然离开了教育界，此后，再也没有涉足。
对于在抗日战争非常时期担任教育部长的这段经历，陈立夫是十分留恋的，他认为自己在主掌教育部时，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也颇有一番政绩。
1984年，已经84岁高龄的陈立夫写了一篇《回忆抗战期间的教育》，追思往事，他不无得意地总结道：“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起到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投降的八年抗战期间，我整整地担任了六年十一个月的教育部长(二十七年一月至三十三年十二月)，主持战时教育行政。
在这几年中，抚辑流亡学生，重振后方弦歌，扩展各级教育，改进并创建教育制度、厘定课程标准，收回‘文化租界’，创设训育规范、发扬民族文化，发起建教合作制度，征调及训练10万学生为青年军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确实做了不少的事”。陈立夫的“雪耻荣归”四字意味深长
2001年2月8日即蛇年元宵节后的第二天下午8时50分，陈立夫因年事过高，多器官衰绝，在台中逝世，走完了他漫长而传奇的一生，享年102岁，积闰105岁。
陈立夫的一生复杂、坎坷，充满传奇色彩。
早年，他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刻苦攻读、留学美国，回国后却跟随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但在抗战期间力主抗战，并主持教育部，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晚年，热爱祖国，阐扬中国文化，拥护祖国统一，将自己的有生之年致力于统一大业，为海峡两岸人民所尊敬。
陈立夫生前对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十分推崇，认为周恩来的人格人品值得尊敬。
同样，周恩来也赞许陈立夫说：“陈立夫是一位值得被尊敬的敌人。”是的，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做过有益贡献，推动过历史前进的人，我们都会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他。
大师涌现的年代与教育争论
1、大师涌现的年代
抗战爆发以后，大批师生投笔从戎，参加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学生英雄事迹。他们当中，有在白山黑水领导抗日武装，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邓稼先
张甲洲；有驾机勇撞敌舰、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沈崇诲；有在掩护八路军野战总部转移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凌则之；有被誉为“山西三大妇女领袖”之一，由于长期勤奋工作而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纪毓秀；有坚守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的外交官杨光泩；有率部挺进缅北死亡地带，以九千之众歼敌数万的名将孙立人；有用自己所学知识支援前线部队抗战的熊大缜；有工作在秘密战线的熊向晖……等等。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不仅如此，那还是一个大师涌现，精英辈出的年代。堪称奇迹的是，到抗战胜利之时，中国的大学从1936年的108所发展到141所，在校的学生从4万人增加到8万余人。不仅培养出大批抗战和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教、外交人才，而且奇迹般创造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上的精品，潘光旦教授写出了《人才论》、《中国社会思想史》，钱穆拟就《国学大纲》，冯友兰完成《贞元六书》，王竹溪出版《热学问题之研究》，华罗庚拿出三部数学名著……
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的合作，更产生了另一个教育奇迹－－西南联大。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西南联大的师生发扬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革命精神。“读书投笔，皆系兴亡。”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800多名西南联大学子奔赴战场，而留下来钻研学问的学生们则是孜孜以求，不言劳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进步师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危害抗战的倒行逆施，成为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策源地，赢得了“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师生们发扬“爱国、民主、科学”的传统，秉承“刚毅坚卓”的校训，坚持严格的学风，刻苦学习，弦歌不断，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培养了一大批英才栋梁。 冯友兰教授撰文，闻一多教授篆额，罗庸教授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阳面。
西南联大汇集了三所大学的名师，他们大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能在三尺讲台上，把各种学问讲得深入浅出，这为不同学科的学生吸取多方的营养提供了方便。于是文学系的老师讲课，闻风前来听课的除了本系的学生还有其他系所的学生以及校外人士，能容纳约几百人的大教室，往往是坐无虚席，临教室外走廊的窗户都得打开，窗外也站满了旁听人众或迟到没有找到座位的选课生。师生们白天在茶馆里研习学问喝茶聊天时，当地百姓也总是洗耳恭听。在这种文化大讲堂中他们共同完成了文化的传播。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因之而春意盎然。
著名学者蒋百里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道：“这一次抗战争最大的成果，是为社会，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是为个人，在纯朴的慷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条桥梁。前者之见于东北学生之南投，后者之见于西南民族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日后正是从这个学校的学生中走出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走出了“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等人，走出了新中国157位两院院士，以及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革命干部。那真是一个大师涌现的年代，即使在今天看来仍难以想象，只能从一个侧面体察其中缘由：
北平失陷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在山西野外考古。没有任何犹豫，他们只拿了三个铺盖卷，两三个手提箱，就离开了两个人心目中最挚爱的北京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迁之路。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说，他的父辈们在最艰苦的时候也曾作过最坏的打算，那就是“倘若国破，则以身殉”。但他们相信只要学术研究不中断，教育事业不中断，文化传承不中断，中国就能以此为契机实现复兴，这或许就是大师涌现的源动力。>>>>>>
2、若干教育问题争论：
1）、对教育的功能的争论，人才培养观的问题：如何培养人才，怎样培养创造性人才，应该培养“通才”，还是“专才”？
1937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大规模兴办教育，由于抗战阶段我党的局面已大大改善，尤其在边区已获得相对和平的环境，因此张闻天主张现阶段的教育应向正规化过渡，在继续突出政治思想训练的同时，也要加强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在这种指导思想的1938年秋，毛泽东、徐特立同志在延安合影
影响下，边区在1938年后将一些分散的学校合并，成立了一批完全小学，除此之外，也创建了几个中等师范学校。
1941年9月后，延安开始系统检讨几年的延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解放日报》批评边区教育对于实际斗争“几乎麻木到没有感觉”，认为边区的受教育者已被完全荒废了，已被错误地教育成为“大时代的废物”。边区政府领导人李维汉抨击边区教育自1939年后因“学与用脱节”已陷入“沉闷与软弱无力”。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的署名社论：《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这篇社论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办教育当然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在强调党领导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的立场的同时，也提出应从古往今来优良遗产学习的问题，社论明确表示：“古今中外的一切合于科学的，有益于大众解放事业的，鼓励人类向上发展的事业、道理、善行与美德，都将为我们所吸取与发扬”。社论认为，共产党员既要“站稳立场”，又要“不囿成见”，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地都努力去发见并采集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财宝”。
在这以后，边区通过各种政治学习和1943年召开的整学会议，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响，基本形成延安教育的几个重要倾向：(1)十分强调教育的实际功用性，反对“片面追求”教育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主张“干中学”，对降低学校教育的作用估计不足；(2)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反对单纯重视儿童教育；(3)站在阶级论教育观的立场，较为忽视人的自由发展、兴趣、个性、天才等。
而徐特立同志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他主张教育民主，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他将民主治校和从严治校巧妙地结合，使学校里既纪律严明，又团结活跃。他提倡开展学术讨论，并认为这是推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高等学府、科研机关工作迅速发展的一个法宝。1942年，他在延安主持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教育方针大讨论，较深入地分析研究了我国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目前与长远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通才与专才的关系、基础与专业的关系等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问题，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首创教育、科研、经济“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他提出了“教育是社会的中心，也是生产的中心”的论断。他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多次阐述了教育要中国化、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社会化、多样化、地方化。他主张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给学生以基本的知识和能力。同时，他也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学校的第一位，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倡导把“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作为新中国国民的公德。他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原则，认为理论是由经验升华的，又是指导实践的，学习理论是为了实践。
上诉诸多论断、议题及讨论过程之是非虽然在学术上尚无定论，但都是那段教育遗产的重要部分，并对以后的教育产生了影响。它留给人们丰富的启示，给中国教育未来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经验。
2）、质与量谁优先，以及如何发展的争论老年陈立夫
（2.1）、在大后方，国统区，关于量的方面，即学校是缩减还是发展的问题，国民党一些官员认为，现在正处于战争非常时期，一些学校已被破坏，一些学校迁徙流亡，干脆停办。他们主张：“高中以上学校除个别与战事有关者外，为配合抗战，均应予以改组和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即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
但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不赞成这种主张，他认为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有建国的任务，抗日后更要恢复生产、建设国家，要建国就需要人才，要培养人才学校就不能停办，“中兴业，需人杰”。他说：“建国需要人才，教育不可中断，并且即在战时，亦需要各种专技人才的训练和供应”，根据这种情况，“遂决定学校数量不仅不应减缩，并且依据需要，还须相当扩展”。
他重申要坚决执行1937年8月27日国民政府颁布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即：“战争发生时，全国各地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务力持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各级学校之训练，应力求合国防需要，但课程变更，仍须照部定范围”，“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经费在战时仍照常发给”等。
根据这些原则，陈立夫主掌教育部期间，在稳定旧有学校的同时，还发展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的新校。陈立夫还根据战前高校布局不合理、西南西北一些省区高等教育几乎是空白的状况，提出抓住高校内迁的机会，发展内地高等教育的主张，使得战后高校迁回原地后，西南、西北省区都有自己的大学。
因此，陈立夫将新设的高校，多建在西南西北地区。总之，在陈立夫的努力下，高等学校在稳定的基础上有适当的增加，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2.2）、关于质的方面，即关于非常时期教育质量的问题，这实际也是人才培养观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在战争的非常时期，正常的教育程式应该废弃，应该实行与抗战有关的短期训练班和训练所，其课程也应该是研究抗战学术。他们提出：“在战时，大学是抗战人才供应所，是救亡干部训练所，同时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锋战士的产生地。” 1945年，新四军第三师4个旅共35000人离开苏北向东北进军。
陈立夫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认为要为建国储备人才，正常教育仍应维持。1938年3月，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分发表《告全国学生书》，向全国学生阐述了他的教育政策，他明确指出：“教育之任务，为在智德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因此，“各级学校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知识，即为所由造就之专门技能，均有充实国力之意义。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公告书的发表，至少在当时众说纷纭的主张中，有了一个主导性的政策，对稳定大局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在战争非常时期坚持正常教育，陈立夫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确定了他的战时教育方针，这一方案在1938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实施方案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要点，强调“三育并进”，“文武合一”，“对现行学制大体仍维现状”，“对于管理应采严格主义”等。
1939年3月召开的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蒋介石发表“训词”，肯定了陈立夫的主张，他说：“我们为适应抗战需要，符合战时环境，应该以非常时期的方法，来达成教育本来的目的，运用非常精神，来扩大教育效果”。
蒋介石明确指出：“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的问题，就是战时教育和正常教育的问题，……，我这几年常常说，‘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平时，我们决不能关起门来，不管外边环境，甚至是外敌压境，安常蹈故地紧张不起来。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搁在一边，因为在战时了，我们就把所有现代的青年无条件地都从课堂、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送到另一种境遇里，无选择无目的地去做应急工作……”蒋介石一锤定音，对陈立夫给予最有力的支持。几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还提及当年蒋的一番讲话，感谢蒋对教育的支持和对他的信任。
战争从来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决定战争的力量在于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经济、政治甚至是学术的多重较量，而其中的本质是教育的较量。
教育的战场是一个值得追忆的特殊战场，万千学人与老师们用生命与热血，佑护着薪火相传的文化种子、精神脊梁和民族魂魄，积攒起砥励斗志的教育力量和文化底蕴，保证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血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如今，我们透过60年前的战火硝烟，去感受那段生死存亡之际，为了胜利的教育，触摸历史的脉搏，吸取伟大抗战的养分，并以之振奋精神、励精图治、矢志不渝，奋发图强。
特以兹纪念新中国第21个教师节。 本策划报道得到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北京大学校办、西南联大同学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传部及档案馆、南京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方周末等单位及有关同志的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抗战胜利 清华劫后余生 [08日19:00]辗转西南 离乱弦歌不辍（二） [08日18:48]辗转西南离乱弦歌不辍（一）[08日18:47]铸就丰碑 清华英杰不朽 [08日18:37] [08日18:30][08日18:11][08日18:04]西南联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08日18:01] [08日18:00]
[08日17:59]西南联合大学 [08日17:58] [08日17:56][08日17:54]陈希:弘扬自强不息精神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08日17:48]朱家骅简介 [07日23:03][07日22:54]曲士培: 杜威在中国的访问讲学[07日22:50]
主要参考文献：1、范小方：《国民党兄弟教父》 湖北人民出版社
2、高华：《延安教育的价值及其局限性》
3、高华：《抗战时期的解放区教育》
4、人民教育出版社：《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
5、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6、高华、向郢：《延安：一个社会改造的样本》（南方周末）
7、杨雪梅：《认知脚下的土地》（人民日报）
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回忆》
9、周兴旺：《使命》人民出版社
10、张寄谦：《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北京大学出版社
11、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云南人民出版社
12、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
|
|
|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