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升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认识你自己”——这句刻在德尔斐神庙三角楣上面的铭文，不仅仅对苏格拉底而言有如天启，不同的人，也以不同的方式实践之，自画像、自拍照、电影、小说。而撰写自传更是一种无法扼制的表达冲动。对只拥有回忆的老人，更是如此。与不久前坊间推出“哈佛男孩”李欧梵教授自传《我的哈佛岁月》的活色生香不同，何炳棣的自传要刻板得多。他要将自传经营成一部“偏重学术性的回忆录”，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这种定位使该书成为标准的史料汇编，史家笔下字字有来历，而书中大量的“专忆”“附录”“补充史料”以及学术观点的介绍，无疑增加了其史料价值，但也因此丧失了一些可读性。

　　“读史”和“阅世”显然是本书的两个关键词。何炳棣是著名史学家，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深受史学大家雷海宗、蒋廷黻等先生的影响。五十年代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并成为美国亚洲学会首任华裔会长。蒋廷黻提出的“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的清华治史风格，何先生是力行者，并成就大学问。狂妄如李敖，与何先生也是一见如故，长谈四个半小时不喝水不小便，憋得连夸何先生“体大精深”“真正大历史”“越界渊博”“佩服之至”！

　　“阅世”，用我们曾经熟悉的说法就是“读社会这本大书”。那是一个西潮澎湃的时代，中学已不能为体，西学也不仅仅为用。何父早已经为儿子谋划了未来：“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考清华，再考出洋，是那时学子最好的出路，当年的“托福”——中英庚子赔款考试的难度远胜于今日。但那时学统尚未中断，读西书、学英文的同时，国学也没有被忽略，再加上清华、西南联大的教师都是一时之选，陈寅恪、冯友兰、潘光旦、钱端升、张奚若……看看何先生对师友的回忆吧，那时候的学术界真是兼容并包，群星灿烂，茵蓊成了博大精深的人文气像。何先生那一代可谓古今中西学问皆有很好的基础，一旦出洋留学，往往能成就大学问。相比之下，如今出洋的“寄托一代”显得何等单薄！

　　“五四”运动是学生影响政治一次绝好的展演，何炳棣先生在南开中学阶段就卷入了政治，担任了学生刊物《南开双周》的总出版委员，该刊物逐渐激进化，并引发学潮，最后何先生被校方开除。到清华后，何先生非常珍惜时间，专心功课，不愿分神于政治运动。但“一二·九”以后国难加深，何先生也不得不卷入了请愿、罢课、罢考运动，他们以柔弱的身躯作为政治和道德武器，使清华校园成为一个情绪、肢体、口号和爱国意识交相辉映的舞台。何先生回忆当年一部分左派学生因数十学生被捕，怀疑教务长潘光旦向当局提供名单，于是组织了一帮学生围攻潘先生的一幕，读来让人肃然。潘先生“头发凌乱”，却仍然“面带笑容”的大气像，梅贻琦校长那一句：“你们要打人，那就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的大担当，所谓的大学精神，不就是这些吗？校长教授互尊互敬共同治校，爱护学生如子弟，不愿解除左派学者吴晗教授的聘约，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国高教史上的一章。

　　留学不仅提升了何炳棣的学术能力，更是给了他宽松、优越的治学环境。何先生1940年初次留美考试失败，延后了时间，否则以其应付人事的性格，躲过“百花”“反右”，也难逃“文革”。自牛津大学毕业后返国的著名国际法专家陈体强先生临终前14天留下的文字可谓新时期的《伤仲永》：“……1957年后，格于形势，搁笔伏枥，坐视光阴流逝，报国无门。1979年后国际法学重见光明，我亦振笔再起，写了文章若干篇，但已是强弩之末，力难从心……”此时读来，历历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