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成为“思想炸弹”

　　周策纵（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荣休华裔教授）：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以为可以轰动一时，但是第一年，并不如所想像，销行不多，每期仅印一千份，1917年起，为数渐增，日后达一万五千份，大专学校及中学学生争先购阅，才算真正轰动一时，此与其反孔教言论固然有关，文学革命更引起青年的新鲜的趣味。过去的《新青年》，有陈独秀极深的个人烙印，1917年后则有如北京大学教授的刊物。正面的宣传外，钱玄同又虚构一“王敬轩”其人，诋毁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加以反驳，青年读者大为快意。1918年，为《新青年》的极盛时代，也是知识青年最激动的时期。

　　《新青年》之所以激起了年轻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不但应归功于这个月刊中所提倡的许多大胆新颖的观念，也应归功于其中极有效力的文体和写作技巧。除此以外，从许多角度看来，月刊里的《通信》一栏是中国杂志中首次出现的一个有效而真正自由表达公意的场所，很多重要的问题和观念都曾在此得到严肃的讨论和发展。《新青年》可说是个名副其实的“思想炸弹”。

　　北上与南下

　　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

　　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新闻业，大致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比起晚清执思想界牛耳的《新民丛报》《民报》等，《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与北大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

　　与北大文科的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不见得都像胡适那样，“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明显比胡适更关心现实政治；但“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确实形成前七卷《新青年》的主导方向。只要还在北京，北大教授们相互制约，《新青年》必然以学理探讨为主；一旦转移到上海，情势大变，不可能回到“趋重哲学文学”的老路。争论刊物办在北京还是上海，对于《新青年》来说，关系十分重大。以学院为根基，还是以社会为背景，二者几乎决定了其办刊方针与论述策略。正是在这意义上，我倾向于将陈独秀的北上、南下作为《新青年》发展三阶段的标志。

　　《新青年》发展五阶段

　　王汎森（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五四”之前，它的发展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开始，它强调“青年文化”，同时也介绍各国的青年文化，这与刊物的名称相符（代表性文章像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自觉》）。第二个阶段则刻意批评孔教与军阀因缘为用，并抨击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的不合（如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第三个阶段提出伦理革命及文学革命（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而第四个阶段则强调思想革命，认为文学本合文学工具与思想而成，在改变文学的工具之外，还应该改换思想（如鲁迅、钱玄同等人的文字）。

　　《新青年》变化的第五个阶段则在“五四”前后，这其间，它的社会主义的成分愈来愈浓，1919年5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即是一个例证。1921年以后，《新青年》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阵地。不过，这几个阶段只是一个大概的划分，不同阶段之间的文章仍有错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