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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青年》90周年纪念：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组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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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作者群像：（从左至右）陈独秀（1879——1942） 李大钊（1889——1927）胡适（1889——1962）刘半农（1889——1934） 钱玄同（1886——1934） 鲁迅（1881——1936）沈尹默（1882——1964）
1915年9月15日的《新青年》创刊一向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新青年》整合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以其鲜明独特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和表达方式，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主张和追求也许在今天看来略嫌简单，但在那个内外交困的历史岁月，给予他们对观念的思考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审视时间并不多，而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必须选择。
值《新青年》创刊90周年纪念之时，重新审视它所走过的路程，会唤起我们对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的记忆，而那一代知识分子所经过的思想历程也会促进我们对历史有更多的反思。
学者论《新青年》
《新青年》不容误读
《新青年》简史
《新青年》语录
《新青年》如何影响了旧中国
专访台湾“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江南报道
《新青年》如何在袁世凯的高压统治下创刊？在11年的历程中，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天看来，《新青年》的历史意义何在？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通过电话采访了最近刚当选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国外会士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汎森。
解决当时的政治不能只靠政治
《国际先驱导报》问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创刊时刊名为《青年杂志》）之时，正值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及其所控制的国会利用各种立法对此打压得很厉害，章士钊1914年创办的以政论为主的《甲寅》杂志就在该年被查禁，作为前《甲寅》的编辑，陈独秀怎样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创办《新青年》？
王汎森答
：章士钊的《甲寅》与《新青年》之间确实有密切的关联，《新青年》的编者、作者先前多与《甲寅》有关，如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不过我认为《新青年》有一个特殊之处是《甲寅》所没有的，《甲寅》太偏重谈上层政治及政治理论，但是1915～1916年的中国，政治及思想界之沉闷、彷徨，已到了足以压垮人的地步。究竟解决当时中国的问题是不是要靠政治？这是陈独秀有着与先前的思想家不同的思考。
《新青年》慢慢发展出一条新路，认为解决当时中国的政治不能只靠政治，要靠文艺、伦理、思想方面的变革，他们看待时代问题有一个“格式塔式（Gestalt）”的转变。政治是“果”，不是“因”，如果不彻底改造思想文化，则旧政治会不断循环再生，会不断地有袁世凯之类的人物出现。《新青年》办于袁世凯称帝及签订“廿一条”之时，新文化运动则与张勋复辟的刺激有关，这些背景都是值得注意的。
陈独秀办《新青年》时，北洋政府打压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非常厉害，比前清的报律还要落后。袁世凯死后，报律曾短暂停止，后来又恢复了。从1916年底到1919年“五四运动”，据统计，有29家报纸被封，16位记者或主笔被判徒刑或枪毙。不过，这些案例中几乎都是因抨击实际政治而起，《新青年》在理念上刻意不谈政治。
当时中国实际上存在着分裂的政治势力，官方压力随地方不同也有所不同，陈独秀是在上海办《新青年》，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压力或刁难。不过在当时，办这类刊物还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因为没有人知道底线在哪里。
陈独秀当时所担心的，主要是经费与销量。陈独秀首先商之于安徽同乡汪孟邹，但汪的力量不足以承担印刷发行的事，后来找到群益书店的陈子佩、陈子寿兄弟，才得到经费来源。《新青年》一开始只有一千多份的销路。
《新青年》为后世确立了价值标准
问：
照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他认为当时如“自由”“民主”等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文学的语言渗透到了政治语言中，从而轻易地深入各个阶层的国民。由于法国国民本身对具体的政治实践缺乏了解，政治教育却由同样缺乏政治实践的作家们来完成，最后酿成了一场以抽象思想引导的大革命。对于《新青年》来说，因为它的撰稿人多为文人和作家，是否也是如此？这些撰稿人晚年有没有对此有重新认识和反省？
答
：严格说来，那是一个宣传、鼓吹的时代，对西方的观念拿来就用，即使是鼓吹自由、民主，对于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精髓真正深入了解的人也并不多，所以这一大群文人、作家所作的鼓吹，确实有点像托克维尔所说的情形。
《新青年》刚出时，销量有限，一度还想中止。可是它很快的便成为抢手货。《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影响非常巨大，已经成了思潮的“总发动机”。如果我们翻看当时全中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各种白话刊物，或各种新兴社团之间讨论的话题，便可以看出这几个领导刊物所激起的涟漪之大，各地方的青年往往捡拾《新青年》或《新潮》中的几个观念或几个名词，便冲泡成一大桶饮料。这几个大刊物中的文章，往往一出版，就在各地造成翻天巨浪了，而且文调愈激越，主张愈决绝，影响愈大。
你提到撰稿人晚年是不是有对当年言论重新认识和反省的，当然有。譬如陈独秀晚年避居四川江津，所写的最后文章和书信中所透露出的新认识，就是一个例子。
问：
《新青年》做到了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力量整合，其主要撰稿人之间有否有分歧？90年后再思考《新青年》，它的历史意义何在？
答
：民国初年的任何思想运动或刊物，大抵是一个调色盘，总是各种思想五彩纷呈，但是每一个阶段有一个突出的重心。《新青年》撰稿人的思想言论确实随撰稿人背景及关心之不同，而有不小的分歧。但一开始有一个基本方向，即伦理的、文学的、学术的、打倒旧传统的，后来则提出大家所熟知的口号“德先生”（民主）及“赛先生”（科学）。
不过这里想引用常乃惪《中国思想小史》中的一段话，他认为《新青年》以后的那些年并没有切实往这个主张去发挥，新文化运动后来也没有切实往这个方向走。我觉得他的观察有见地，但也有不足。在当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未必切实落实了多少。但是它们（《新青年》所倡导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形成了我所谓的：新建构的“价值层级”的最高层。即使它们实际上没能被大规模落实，但是这个新标准悬在那里，此后许多人心中不敢质疑它，或认为理想上应该朝它们努力迈进，《新青年》的历史意义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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