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的电信资费改革，标志着电信资费要从政府管制的方式，过渡到全面市场定价的方式；但问题的全面解决，还涉及电信市场竞争格局、产权制度、管制能力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议题

　　★ 本刊记者/谢良兵 陈晓

　　“想打就打，要打得便宜”，这一直是每个通信用户梦寐以求和苦苦追寻的。

　　10月1日，是所有通信用户热盼的一天。这一天，《关于调整部分电信业务资费管理方式的通知》（下简称《通知》）将正式实施。

　　这个由信息产业部、国家发改委于8月19日联合下发的《通知》规定，对国内长途电话通话费、国际长途电话及台港澳地区电话通话费、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和固定电话本地网营业区间通话费实行资费上限管理。

　　此规定的出台，是8月3日信产部和发改委联合下发《关于同意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推出多种固定电话资费套餐方案的通知》的一个延续。这也意味着在固话市场价格破冰之后，电信市场改革再次从价格的角度推向深入。

　　短短一个月时间，连续两次的电信资费重大变革，令电信企业为之一震，也让通信用户多了许多期许。

　　管制松动

　　实行上限管制，对于一贯严格的中国电信资费管制而言，无疑是个松动的表现。

　　“政府不设定电信资费，这是国际惯例。资费市场化一直是电信资费改革的方向。”信产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所所长陈金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陈金桥告诉本刊记者，价格上限（Price Cap）其实是政府在多年前根据成本的一种定价，比如当时建立的电路交换长短，网络架构等等。十年前设定的东西，到今天已经是一个标识性作用，而真正的价格是让市场去发现，根据成本结合更多的东西，比如需求，使用效应等。

　　陈金桥认为，相比前几次侧重资费变革，政府此次是一个系统规定，即把资费决定权还给市场。而电信专家、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信产部一直在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努力，此番实行上限管制，无疑是在兑现这一两年来的承诺。

　　无一例外，接受本刊采访的专家学者均积极评价了此次的电信资费改革。中国社科院规制与竞争研究中心张昕竹主任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也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电信资费要从政府管制的方式，过渡到全面市场定价的方式。

　　“中国长期以来政府对固话资费管制较严，企业没有制定灵活资费的权利和积极性，而消费者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因此容易产生矛盾。”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决策部游五洋教授对本刊说，“但此次改革后，在监管政策对固话资费管制放开或放松的前提下，这种矛盾或许将得以缓解。”

　　不过，在陈金桥看来，信产部此举几乎等于将价格战的权利全部交给了运营商。因此，一个普遍的担心是，在没有放松管制的日子里，中国电信资费竞争就已经相当激烈，而此次的改革又将运营商的价格战合法化，那么，会不会引发大规模的资费降价狂潮呢？

　　9月8日，信产部原部长吴基传在某行业媒体上发表文章称，“价格战是最简单也最没有出息的竞争方式。”吴基传认为，在竞争环境下同一性质企业可以都选用同一技术，同一产品之间选择“价格战”来进行竞争，这种方式只能导致相互残杀，两败俱伤。在资费改革的关键时期，吴基传的文章也许在向业内传达某种信息。

　　“政府放开手让运营商去打价格战，但这是一种正当的价格战。”阚凯力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以前政府管制严的时候，运营商进行价格战，如果情况一旦恶化，会让政府出来解救；但此次价格战大门洞开之后，政府只对上限进行严格管制，无形中就会逼迫运营商以后在进行价格战的时候深思熟虑。

　　而博通智信咨询公司分析师郭发明也认为，大规模的价格战并不会出现。因为事实上，在《通知》出来之前，运营商通过卡式业务等手段一直在做变相降价；《通知》出来以后，运营商可能通过直接定价措施来实现这种价格竞争。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价格战、无序竞争与电信资费市场化并没有必然联系。因此，资费市场化不会导致大规模的价格战。”信产部电信研究院高级经济分析师何霞在接受采访时说。市场价格存在一些问题，并不一定都是资费管理问题，其还涉及电信市场竞争格局、产权制度、管制能力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谁的盛宴

　　电信资费调整对于运营商和消费者而言，究竟各自意味着什么？此次资费调整《通知》中设上限不设下限、监管松紧结合的策略，在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同时，也给业界留下不少的悬念。而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实惠才是最为关心的问题。

　　“之前的电信资费管理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方式，垄断经营，采取政府定价方式。此次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作用，对消费者更有利，让消费者多了许多选择，也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阚凯力对本刊说。

　　前后两次的资费调整，无疑对运营商的收入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以针对年轻族群的“动感地带”为例，仅北京就有“动感地带”用户超过150万人，以每人每月最低消费20元计，带给中国移动的毛收入不下3000万元。

　　而资费套餐解禁，无疑是允许固定电话资费继续下调。某运营商就认为，由于“套餐”实际上是短期资费下降的载体，改革使运营商的调价空间进一步增大。

　　“实际上，监管部门一直鼓励我们做更多的资费套餐。”广东电信市场部一位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以广州电信为例，其固话“套餐”包括以特定时期消费额为基准，每增加一定消费金额，就赠送该金额10倍话费，而且还有有条件的“包月任打”套餐等。“下一步将对这些套餐加以细分。”这位负责人说。

　　但是，有人担心，将价格战合法化后，无休止的价格战将令消费者产生心理上的厌烦和观望。而事实上，消费者对于电信业务的选择权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比如，一些新建的小区开发商一般都是和电信运营商有合作，统一安装固定电话和宽带，这样所谓的业务选择权也就消失殆尽。

　　著名财经评论员朱冰尧分析说，这和中国电信行业的垄断特性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国的电信业一直是寡头垄断的典型。尽管经过几年的改革重组，中国电信业已经初步引入竞争机制，一家独占电信业市场的格局有所改变。但目前通过分拆产生的电信运营商明显缺乏竞争环境的“洗礼”。而三大电信巨头还不习惯于充分竞争，也没有真正在竞争环境下练过内功。而他们还控制着中国电信业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

　　因此，朱冰尧发出这样的疑问：还权于这些寡头企业后的电信市场，到底是百姓的盛宴还是寡头的盛宴？

　　张昕竹认为，目前关于资费争议最主要的原因是，消费者的偏好多样性与目前运营商提供资费选择有限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改革的方向还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资费选择。”张昕竹说。

　　不完整的改革

　　有论者认为，此次电信资费调整并不是一次完整的改革。因为《通知》规定，IP电话仍实行市场调节价。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电信业务中最不市场化的手机资费问题仍然没有出现在改革当中。这些，都不免让人产生不够彻底解渴的感觉。

　　中金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改革并不能对目前的竞争态势产生实质影响。电信资费改革的实际情况是，信息产业部只是再次承认市场的既定事实，难以为消费者带来新的实惠。而且也并不会进一步加深长话、移动和固网市场之间的竞争。

　　“《通知》可以看作是对今年年初，人大代表和网民建议取消电话月租费事件的一个回应。”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决策部教授游五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认为，此次资费的调整是滞后的。他分析说，此次调整的几项资费中，真正没有形成竞争的，是手机漫游这一块，这部分业务是由中国联通和移动分割的。在这一块，就算是实行运营商自己定价，运营商也没有动力将资费调整下来。

　　而其他几项业务的调整，又涉及到移动和固话之间网间结算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网间结算价格是政府定价，大概是6分钱/分钟，这个价格对固定网运营商来说是很低的。现在实行运营商自由定价，在网间结算价格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对固定网运营商来说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手机本地通话没有纳入到此次调整中去？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分析道，因为在手机移动区域，强弱对比悬殊，只有电信和联通两家，而且电信占据了70%的份额。如果放开，会导致市场的强弱悬殊。而且已经允许两大公司经营套餐之类的服务，这样算下来资费已经相当低了。

　　关于资费下限的问题，陈金桥建议，鉴于电信业长远稳定发展，选择性的下限管理也应在考虑范围内。因为上限管理主要在于促进和激励，而下限管理则更多地体现了对市场的干预，也就是说电信业在出现竞争者之间为排挤对手恶意降价、出现严重价格战时，更适合使用下限管理手段。从目前来看，实施动态、浮动的上限管理则更符合实际。

　　“资费管理的改革对3G或是其他的电信改革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谁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电信资费乃至更多的管理体制，将会不断地走向市场化以适应成长中的中国电信市场。”陈金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

　　倒逼出来的电信资费改革

　　现在这一系列资费调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无序竞争倒逼出来的一场事后改革

　　★ 本刊记者/谢良兵

　　“人们一直呼吁电信资费调整，而信息产业部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但最近这两年的情况却让人们对于这种调整能否出台有所怀疑。此次调整无疑是兑现了这一两年来的承诺，也给了大家一个交代。”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对本刊说。

　　据介绍，早在1998年，业界就有了“电信资费调整”的声音，但1999年一年都没能付诸实现。直到2000年12月25日，信息产业部、国家计委、财政部才联合对外发布了“电信资费调整方案”。

　　那次资费改革调整了8项电信业务的资费水平，其中本地电话由三分钟0．18元调高至前三分钟0.22元，以后每分钟0.11元，而其他7项业务如国内、国际长途、上网费、电路出租费均有大幅度下降，尤其是传输宽带价格，最大下调幅度达到95％。

　　但该次“电信资费调整方案”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并未涉及“移动电话单向收费”的问题。而此前，各大媒体都在炒作“手机单向收费”的论题。

　　在舆论导向和民间及业内的压力之下，信息产业部原部长吴基传宣称“两年内不考虑手机单向收费”，使得关于“单向收费”的炒作在随后的两年几乎销声匿迹。

　　然而2002年底，中国电信“小灵通”成功“打入”西安、成都、重庆、杭州等全国300多个大中城市，到2003年更逼近移动、联通的“心脏部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手机单向收费”又重新成为人们的话题和盼望。

　　有论者认为，中国电信利用“小灵通业务”在移动领域试水，“扰乱了我国的移动资费市场秩序”。事实上，“小灵通”并非“扰乱市场”的先驱。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在全国范围内的“资费大战”早已斗得天昏地暗，一些地方的运营商不顾禁令擅自降价的行为也是屡禁不止。

　　2004年，为了防止电信企业之间的价格战，信息产业部和发改委曾经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资费监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4号文件)。与此不协调的是，运营商们的降价之风依然大行其道。

　　正如一位专家所言，就像劝架一样，两个激战中的人除非同时住手，否则先停手的一方必定会受到对方严重的伤害。所以，劝架的结果大多是越劝打得越厉害。而信产部和发改委似乎一直在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今年7月开始，中国移动总部授意北京、上海、江苏三地移动公司，取消网内外差别定价，全面下调旗下各套餐资费，主动掀起“降价风暴”。

　　这一轮中移动的“降价风暴”，给主要竞争对手中国联通造成了很大压力。对联通来说，上述三地，已成为前三位利润高地。因此，为了保住现有客户而进行的争夺战愈演愈烈。

　　同时，在移动运营商纷纷采取降价措施的同时，固话运营商也开始行动，准备取消“月租费”。一些一度被叫停的业务，也纷纷以“套餐”的形式重新出现。

　　各运营商之间的价格战愈演愈烈，资费调整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今年3月的人大代表会议上，曾有代表提出取消固定电话月租费的建议；在7月29日北京通信管理局和北京市工商局就移动和固定电话入网合同举行听证会之前，又有市民提出取消固话月租费、取消移动双向收费的建议。

　　针对各运营商的恶性竞争，8月3日，信息产业部、国家发改委联合下发《关于同意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推出多种固定电话资费套餐方案的通知》，该方案改变了固定电话多年来一成不变的收费方式，给用户以多种选择，破开了固话资费不变的坚冰。

　　随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关于调整部分电信业务资费管理方式的通知》出台，电信资费从此实行上限管制。

　　“与其说现在这一系列资费改革是专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对人大会议和听证会的一个回应，倒不如说这是无序竞争倒逼出来的一场事后改革。”一位专家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