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视：

　　他曾经是发达城市的父母官，却选择了漫漫的援藏之路，四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西藏高原的一个奇迹

　　杨荣郎：一年一年变化，一天一个样，一年一个样，真有日新月异的感觉。

　　一边是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一边是农场职工的挽留之意，是回家还是留下，病痛缠身的他做出了什么样的抉择

　　杨荣郎：我有一句话，反正到那里都要干活，是牛都要犁田。

　　《面对面》王志专访援藏干部杨荣郎，听他讲述发生在西藏的故事

　　人物介绍：

　　杨荣郎

　　46岁 福建省建瓯市市委副书记

　　作为援藏干部目前担任西藏林芝地区副专员

　　兼任米林农场党委书记 场长

　　解说：

　　杨荣郎作为援藏四年的干部，带领着一个长期亏损的国有农场走出困境，在青藏高原上，建起了一个现代化农业区。

　　这几天，杨荣郎和农场的职工正在拉萨参加一个展览，把从西藏林芝地区带来的几十种水果布置成一个展台。

　　记者：到拉萨来的次数多不多？

　　杨荣郎：到拉萨来的，不算多，但是也不算少，一般有事就上来。

　　记者：一般都是什么事要上来？

　　杨荣郎：比如说到农贸厅跑项目。这趟主要是中尼贸洽会，中国和尼泊尔经贸洽谈会，第十届，那林芝地区就是我们米林农场来参加。

　　记者：卖得好吗？

　　杨荣郎：卖得非常好，像我们这个果篮里的水果，平均每一个品种的价钱都是5块钱，一公斤都是十块钱。

　　记者：在西藏是一个什么概念？

　　杨荣郎：一公斤十块钱，像樱桃，一公斤还是6块钱，目前应该说实际上还是一种比较好的水果，内地进来的水果，因为它的口感质量不如我们这么好，所以这个比较好销，大家比较认同。因为高原水果的感觉就是没有污染，再一个日照长，温差比较大，这样子口感比较好，甜味、香味都比较浓。

　　解说：

　　杨荣郎参加援藏工作是从2001年7月开始的，当时杨荣郎担任着福建省建瓯市副市长，他所在的地区对口支援的是林芝地区米林农场。

　　记者：为什么会选到你呢？

　　杨荣郎：我记得当时省里面的文件，对米林农场这个岗位要求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对援藏干部的选择本身有特定的要求，包括身体的要求，我们南平市当时就是省里要求对口米林农场，要当过乡镇书记的，年龄在40岁左右的。

　　记者：你报名了吗？

　　杨荣郎：我们都有报名。

　　记者：你当时填这个表格，你觉得自己可能性有多大？

　　杨荣郎：当时填完表我知道我是不行，为什么，我血压不好，心血管不好，当时市里的领导当时都跟我说，你那个血压都不正常，有比较多的毛病，反正你就是一种态度，那后来突然就叫我去西藏。

　　记者：怎么跟你说的？

　　杨荣郎：很多领导就说，杨荣郎，你行不行？包括建瓯市的市委书记市长他们都非常关心。说你经常在市里工作，有时候加班累，他们都知道。我血压很高，按规定这个是很不好，再一个就是有静脉曲张，冬天的时候，特别累的时候会痛，脚会痛。我的脚上静脉曲张，那这个事情领导跟我说，我说如果说没有大碍，那就来吧。

　　记者：你没有提出这些客观的困难吗？

　　杨荣郎：我没有，因为从来组织上对我都是很厚爱，对组织的安排和要求给我的任务我只有努力去做，很少跟组织上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应该说我工作20多年来到现在，因为我觉得人要有一种感恩，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想，如果不是在那样的年代我不可能念书，不可能走上工作岗位，更不可能走上领导的岗位。

　　记者：那家里这一关怎么过？还是说老婆根本不用说，我说了算。

　　杨荣郎：我家里长期以来对我的工作是很支持的。这一点特别是我家属，我跟她说只能支持我。因为我是在出差的路上被叫回来。所以，谈完话我才知道是要去援藏，那我已经表态，不可能说，领导找我谈话，我说等我回去商量一下，这不符合我的性格。

　　记者：会不会觉得犹豫了，领导会对我另眼相看？

　　杨荣郎：我觉得也不一定，真的，我这个援藏的四年多来，我刚才讲，领导非常关心，我常常说一人援藏，是全市援藏，全省援藏，真的是这样。

　　解说：

　　杨荣郎到达西藏后，被委任为米林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

　　米林农场是一家国有重点农垦企业，所在的西藏林芝地区素有“西藏江南”的美称，平均海拔有两千八百多米。

　　杨荣郎到农场的第二天就到各个农场管区和职工家中做调研。通过调查，他发现职工承包的上缴任务很难完成，这些年来，职工一共拖欠了农场380多万元，由于长期完不成承包任务，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不高。

　　记者：你来的时候，这个农场的状况呢。

　　杨荣郎：米林农场是一个老企业，创办于60年，是一个部队农场，当时由于市场变化，职工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企业适应市场的变化可能还有一个过程，职工仍然比较困难，生活是非常艰苦。职工住在冬天不遮风，夏天不能挡雨，就是不遮雨不挡风的一个房子，那我来的以后，当时我作为第三批援藏干部进来以后，我们大部分职工都住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所以当时我给他们统计了一下，收入是相当低，我来的时候，相当部分的职工，子女开学，都要借款，只要家里人稍微有一个什么冷热就是说有病痛，要去住院要去拿药，都要到农场来借款，所以当时我一来的时候，我就是提出了一个减负增收计划。我来的第十九天。

　　记者：减负增收，较减负增收计划，怎么减呢？农场本来就是没有钱。

　　杨荣郎：职工在生产过程当中如果我生产了两千块钱的东西，还要交三千块，我还欠了一千块，所以最后还是没有什么收入，干脆他就不干，所以生产积极性不高，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就给班子开会，我说我是援藏的干部，我说一批一批我们就是这样进来干的，我们都会带资金来，我可以保证工作人员的工资一定可以发放，而且还可以提高，职工上缴这一块是不是就不要了，他们就说，你杨场长在的时候，不要职工上交，我们有工资拿，那你杨场长走了，如果职工再不上交，工资谁给我们？

　　记者：你手里当时有资金吗？你有这个把握，我们都可以发工资。

　　杨荣郎：那有，当时作为援藏干部派进来的时候，领导跟我谈话的时候，说会给我一笔钱，我人没到的时候，就已经到账15万了。

　　记者：那职工的欠账怎么办？债务怎么办？

　　杨荣郎：那么债务我后来也做了一个清理，也叫他们做了一个还款计划，我说一年还多少？你们不要认为债不要还，逐步地还，通过你们的发展，有能力了，一年还一点，一年还一点，所以职工也很高兴。

　　记者：这个思路很清晰，也很有魄力，你的背景是什么？你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治理这样一个农场？

　　杨荣郎：我长期在从事农村工作有18年，到市政府工作以后，我也是分管农业这一块。所以农产和农村、农业其实是相同的，就有一个不同，它是企业，企业要按照企业的自有规律来运作，要企业化来运转，它是自收自支的，不像财政有税收什么的可以保证的。所以我来到这里，我来的第二天，报到的第二天，办公室、财务科两个人分别就来找我，要我的身份证，要我的印件，我说要那个干吗，他说要给你重新登记，你是这边的法人代表。我说真的不一样，心里沉甸甸，我说那我就要对这个企业负责了。

　　记者：更换这个法人代表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荣郎：一种责任，所以我当时在想，我说我要对这个企业负责，没有想到这个，第二天他们就到我房间来，场长，场长，你拿身份证来给我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二批第三批交接就是走了，你这个银行、工商执照，还有银行的印件，你要换，要不钱就拿不出来了，我当时觉得责任很大。

　　记者：农场的前途交给你了，生死权交给你了？

　　杨荣郎：应该说是对一个企业的责任，我觉得是应该是可以这么说。我自己要尽快适应这种角色。在这一点上，我应该说比较快地转变了这么一个角色，比较快地适应了。

　　导视2

　　他可以选择碌碌无为，也可以选择出人头地，强烈的责任感让他选择了艰苦创业

　　杨荣郎：你是这边的法人代表。我说真的不一样，心里沉甸甸，我说那我就要对这个企业负责了。

　　强烈的高原反应，恶劣的自然条件，生活方式的截然不同，他如何创造出西藏高原的奇迹。

　　杨荣郎：应该说我们来援藏，当地的同志一个是非常关心，也非常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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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

　　援藏干部除了在身份上要转换角色外，对西藏气候的适应也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里平均海拔大约在4000米，氧气含量仅为平原的70%左右，大气压也较低，很多人到西藏后都会有高原反应，会感到不同程度的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缺氧症状，严重的会有头痛、全身肌肉痛、失眠等症状。包括当地人从内地回到西藏都会有反应，这是来到西藏之后首先会遇到的困难。

　　记者：你身体上没反应吗？

　　杨荣郎：应该说我身体反应还是很厉害，不是没反应，在农场由于我这种特殊的岗位，在户外的时间很多，就会累，就很容易缺氧，所以我在厂里面用什么办法，就是自我调节，比如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吸吸氧，看看书，再不行的话就起来写写字，走一走，就是自我调节吧，还行。特别是在林芝，如果在海拔更高的地方可能我就更不适应。

　　记者：那么你的静脉曲张呢。

　　杨荣郎：如果累的时候，会脚疼。冬天的时候，由于很冷，会比较痛，那我用绷带把脚包起来，这样子的话，就把血液挤压，这样子就会舒服一些。

　　记者：其他的个人生活呢？吃饭呢？

　　杨荣郎：我们自己有一个小小的招待所，那有一个服务员平时给我们做饭，包括管理招待所，有两个援藏干部平常就在这个食堂里面吃饭，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

　　记者：那跟福建比毕竟有很大的区别，一开始就习惯吗？还觉得是？

　　杨荣郎：一开始来肯定不习惯，而且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做饭还是本地人，我们藏族的女同志，很不习惯，后来慢慢就是跟她们交流，教她福建菜怎么做。

　　记者：原料能找得到吗？福建菜的原料？

　　杨荣郎：现在可以，西藏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应该说和内地的这种差别距离也在不断地缩小，像买一些什么东西，都有，不像以前想象得那么可怕，比方我们现在吃米饭什么的，这些都不是问题。

　　记者：藏族的员工他们怎么看？你们这些援藏的干部，你们是外来的？

　　杨荣郎：应该说我们来援藏，当地的同志对我们一个是非常关心，也非常拥护。像我一个人在农场，晚上如果我没有叫他们回去，我那个班子晚上都要陪我，只要我在农场，就陪我，跟你在一起，聊天，谈工作，也谈地方的风土人情，就是在这样交流，我说你们也回去休息，他们就不回去，因为他们都知道你一个人在这儿很孤独，晚上都会很自觉的，吃过饭就来看看场长有没有什么事，一看你吃过了，没事他们就走了，应该说他们对我们，应该说很厚爱的。

　　记者：感情上有隔阂吗？

　　杨荣郎：我认为应该说，来这儿地域的差异，人和人之间怎么说呢，关键靠自己，你怎么样跟他们沟通，你像我，我可以进他们的帐篷，进他们的家，可以跟他们喝酥油茶，可以跟他们吃藏粑，我觉得没有什么隔阂，所以过年的时候，他们都叫我到他们家里去过。

　　记者：他们的生活习惯你现在都熟悉了吗？

　　杨荣郎：我应该说都比较熟悉，我到他们家里也比较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过年去，有一些礼节的事情我都会做，所以他们都很高兴。我记得我来的第一次，到职工家里去，他们让我吃风干肉，我原来认为风干肉是烤肉，熟的吧，其实是风吹干的肉，叫风干肉，那我去拿一块放在嘴巴一嚼，哎哟，生的，非常想呕，那我马上就跟那个职工说，你给我一杯酒，他就端青稞酒，我说白酒，我就喝了那个白酒，一起喝下去，他说OK，很高兴。

　　记者：你不吃呢？告诉他们不习惯嘛。

　　杨荣郎：那就觉得好像不好嘛，是不是，我这么一做，他们就是觉得你这个好，他们很高兴，其实我现在还不是很习惯，但是我每次到他们家，肯定要吃一点，因为他们这边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比如说他们端着青稞碗，他们那个碗都很好，很高档的碗，但是看起来好像很脏，你就接过来尽管大胆地喝，没事。

　　记者：会有矛盾的时候吗？

　　杨荣郎：有，有时候他们喝一些酒，醉了，深更半夜来找你，那么在那样的情况下，你要有耐心，再一个把本地的干部找来，然后叫他用藏话给他解释，跟他说，很好，到第二天他清醒了，他知道，场长我昨天好像骂你了，昨天好像讲什么了，对不起。他就会来跟你表示歉意，这一点很好，所以我在那里，应该说跟职工建立了一种感情。

　　解说：

　　杨荣郎在减免职工上交的承包款后，根据市场调查，决定在米林农场试种果树，还聘请了福建的果树专家进藏，为农场出谋划策。

　　记者：你以前种过吗？

　　杨荣郎：因为我是福建来的援藏干部，在福建的闽北，南方水果比较多，所以我来到了农场以后，因为米林农场过去有苹果，那么现在苹果老化，能不能改造，我想，苹果能做，那么其他的落叶果树，南方的果树能不能引进，当时我们就请专家论证，论证以后，专家认为我这个想法是可以，所以我当初提出来能不能发展高原水果产业，作为一个产业来培植。

　　记者：以前有人做过吗？

　　杨荣郎：以前应该说没有，这样大规模的种植，我们农场在西藏来讲是第一次。

　　记者：你怎么会想到这一招的？

　　杨荣郎：高原因为光照的时间很长，口感肯定很好，第二，这里是一块禁土，没有污染，我想我们现在都要搞绿色无公害的农业，把这个高原水果作为一种产业来培植，变成无公害的，无污染的一种水果业，我想就很容易占领市场，企业作为培植的一个产业就有希望，职工就有收入，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就是请专家进行论证，他们对我的答复就是说，有部分，也不是全部都可以，应该说可以种。

　　记者：毕竟没有种过，有把握吗？

　　杨荣郎：职工当时是很忧虑的，他们都跟我说，苹果再种还可以，因为他们种了三十四年了，我说内地的苹果很多，其他的品种能不能发展起来呢，大家还是很忧虑的，所以我当时要地种水果的时候，职工说，那个麦地我们要吃饭的，场里的领导和当地的班子成员把我带到一块荒的沙丘，他们要说不然这块地拿来给你种，我说干脆把这个沙丘治理掉吧，就500亩，当时测算要200多万，我就把200万投下去。

　　记者：那么钱怎么解决？

　　杨荣郎：那只有从援藏资金来，我当时做的援藏项目，就叫信贷农业，搞了230万的项目，这个项目当时职工的反响是很大的，两三百万投到那里，所以职代会上我跟他们说，既然种了就一定要成功，我说我今年种，2002年的春节职代会上我跟他们说，我来了半年了，通过考察论证，专家说可以做，我说我们要相信技术，当然我们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大家一定要支持配合好，我们一起干，2002年种，2003年让你们吃到果，职工说真的？我说真的。所以真的后来我们种下来，2003年确实挂果了，职工去看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导视3

　　援藏工作的初战告捷，职工投来的信任眼光，他将如何继续扩大战果

　　记者：所以有一种感恩的心态来工作，我想我们很多事情就会做好。

　　职工家庭的贫困，一双双渴望上学的眼睛，他将如何解决孩子们的后顾之忧

　　杨荣郎：我觉得对子女的这种关心，对后代的培养首先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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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

　　由于农场长期亏损，职工家里没有什么存款，一些孩子上学会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杨荣郎就利用援藏资金设立了奖学金和助学金，凡是考上大学的，一次性奖励一千块钱，大专八百元，中专是六百元。

　　记者：这个不是在援助的范围之内。

　　杨荣郎：是啊，第一个来找我的，有一个学生考上师范，开学注册就要5300块钱，他带着他的女儿来，用藏话讲，哭哭啼啼的，我听不懂，我赶紧叫本地干部来，我说你们给翻译一下他说什么，后来他把通知单拿给我，我一看，我说你是来借钱，本地干部说是。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弄，当地干部跟我说，职工欠农场的很多的，你再借给他，根本还不起，我说书不能不念。当时我是义无反顾，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的给他。

　　记者：从你的心意来说，是因为同情还是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杨荣郎：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我想这首先是我的一种责任，我们是一个干部，党的干部，更重要的，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我刚才说我是农民的孩子，我也是靠大家资助才出来念书，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能力，我想我有一种感恩，一种回报，所以有一种感恩的心态来工作，我想我们很多事情就会做好。

　　记者：你不做这件事情会影响你什么？

　　杨荣郎：应该说如果我不做，我可以说，作为农场场长，确实没有影响，我有这个责任也行，没有这个责任也行，但是我觉得我能帮他们一下，他们也许就是可以走上社会，就会更成功更有用了，在我们福建三明市有一个内地班，我每一次回去福建，我农场上六个子女在那读书，他们13岁就是离开家，4年才能回来，我每次回家都代表他们职工，作为家长去看他们，有时候叫他们出来，一起吃个饭，有时候带他们到超市去，让他们买一些东西，日用品，每一年我都要去，我觉得对子女的这种关心，对后代的培养首先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孩子们怎么看你？认吗？

　　杨荣郎：他们每当有什么一些好的消息就会给我写信，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也会给我写信，来看我。真的很高兴。确实应该说，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企业怎么发展，一定要有人才，我就深深感到米林农场缺的就是人才，今年有6个人考上大学，在历史上没有过。

　　解说：

　　杨荣郎带着农场的职工经过三年的努力，米林农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成了500亩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与300亩生态果园，引进水果品种72个，瓜菜品种17个。

　　2004年，就有30多个品种的水果开始挂果，职工人均收入达到6300元。经过3年改革，米林农场职工告别了阴暗的土坯房，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一半以上的人有了存款，90%的家庭添置了家电。

　　记者：现在整个水果这块的效益呢，对于农场来说。

　　杨荣郎：效益这一块已经非常明显。2001年我们刚刚开始规划种植，2002年春开始种，当时我们就是搞了50亩的大棚水果种植，当年就挂果，西瓜西红柿当年就挂果，当年有职工包4个大棚，一年就有5万块的收入。所以很多职工说，这是一条路，所以我觉得我们来援藏也好，作为农场的场长也好，我们在一个地方工作，一个企业，关键要走出一条发展的路子。让职工能够富，给企业一个希望。

　　记者：但是可能三五年你待在这个地方，对于你个人来说，更需要是人家看得见的成绩，想那么远，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

　　杨荣郎：这个应该说，确实如果从援藏来说，当然如果盖一栋楼，搞一个大的工程项目，应该说一个地方也需要，更重要的我们好像还有一个更形象的东西，更重要来讲我们工作可能还会更轻松，选择发展农业，要培植一个产业，这里有很多的艰辛，所以我当时带来两个技术人员进来，常年住在场里面，和我们班子一起和职工，一个首先是干给职工看，就是要怎么干，怎么做？包括我自己一起，当时都是要在地里面，要怎么做，穴怎么挖，还有我们领导，每一天上班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果园里面一起干。

　　记者：您当时怎么考虑这个风险？如果第三年不挂果，可能对你的评价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把援藏资金给花了。

　　杨荣郎：应该说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我刚才说，选择走这条路，应该要付出更多的艰辛，比如说给一些钱，给一些物，和给一条路，这里面就是说，我觉得我值得去探索，值得去拼命一下，去闯，一个企业如果长期一直这样子，走不出一条路，它就没有希望。

　　记者：你的援藏周期就是三年？

　　杨荣郎：我们就是说，你在职一任，总要做一点事，不能说我在三年就是管三年，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一个长期的计划，它就没有希望，我始终在想，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想法，比方说我现在测算过，现在在我手上种过的，有8万棵水果树，加上原来的苹果树有10万株以上。职工只要一颗树交10块钱承包款，米林农场一年就有100万以上的收入。

　　导视4

　　辛勤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感恩的心态赢得了职工的信赖。

　　杨荣郎：很多的职工跑我到家里来，杨场长你再留吧。

　　他可以选择激流勇退，也可以选择继续留下，亲人的思念和援藏的事业，他为什么做出了不同寻常的抉择。

　　杨荣郎：我说是一种感情流露，是一种真情的投入，是一种激情的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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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

　　2004年，当第三批援藏工作接近尾声，杨荣郎即将告别农场回福建工作时，农场职工联名上书到上级部门，强烈要求他留下来继续在农场工作。

　　杨荣郎经过再三考虑后，选择了留下，成为第四批福建援藏干部的一员。

　　记者：你当时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杨荣郎：没有这个准备。我当时就是跟他们解释，职工私下有说，特别是我福建的领导来，到了农场去，看望我们援藏干部，慰问我们农场职工的时候，职工就提这个事，我私下知道以后，后面领导走了以后，我就跟当地领导说，你们跟职工说，这个事情不要说，一届一届会干得更好的，2004年春节回去的时候，我们自治区的领导到农场检查工作，他们又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联名写信要我留，所以我春节回来以后，组织上找我谈话。

　　记者：当时出乎你的意料吗？

　　杨荣郎：这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写东西出乎我的意料。当时在背后就有人说，包括现在有的人还在说，因为他们看到了一种希望，我就说，真的一批一批会干得更好，相信后面的人会干得更好，领导找我，我说如果是一种组织的需要，我也觉得确实在那里三年，水果产业还刚刚起步，与职工的感情也很深。

　　记者：你怎么转这个弯？所有的生活安排都是按三年来做的。三年快要到了。

　　杨荣郎：对，我东西都寄回去了。东西都寄回去了。因为什么？你不要到走的时候，还那么多东西，所以2004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很多衣服，还要家里给我寄过来。

　　记者：那么就是组织要求，我就留下来。

　　杨荣郎：然后我觉得组织上，当地的领导找我，荣郎，可能的话你就是留下来吧，职工呢，很多的职工跑我到家里来，杨场长你再留吧。觉得看到职工这么一种愿望，这么一种期待，组织上比较信任我，有这么一种要求，对于我，我当时就是这样说，我说如果组织要求，职工有这么一个愿望，我再留三年，也行。所以我们福建省领导对我很重视，又怕我身体，时间太长，叫我专门检查了身体，领导还专门跟我见面，到了2004年的5月份吧，5月中旬才正式确定我留下来。

　　记者：家里怎么交代呢？

　　杨荣郎：我因为来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跟家里说，组织上一谈话我就同意，就表示要来就来吧。要留的事情，家里也会知道，原来是有异议的，听说职工要留我，家里是反对的，她说你不要留，因为我年纪不算小，40多岁了，你还是回来吧。当时领导正式确定我留的时候，我也考虑了三天，我说让我给家里再商量一下，所以我给我父母也打了电话，给我岳母也打了电话，给我老婆也打了电话，我说我可能要准备留在这边，你们要支持我，他们说你自己认为需要留，组织上要求留，那你就留下，家里很支持，他们总体来讲，对我的工作很支持。

　　记者：这三天里在考虑什么？

　　杨荣郎：这三天我也在考虑，一个是我在这里能不能进一步做得更好，真正让职工得到更多的实惠，真正让企业得到发展，再一个就是，我自己身体行吗？应该说这是要考虑的事情，特别是对个人来讲，因为我做完第四批，就是过了45岁了，从年龄上这个不算小，后来我想，我有一句话，反正到那里都要干活，是牛都要犁田，我说就留吧。

　　记者：那身体呢？也是个客观事实，年龄也是一个客观事实。

　　杨荣郎：现在应该说我这个班子很好，前面三年应该说我工作是比较拼命的，像种果啊我都冲在前面，我就是跟他们说，我是生产队长，你们是队户，职工就是农民，我说我们就是生产队长要带好这个班子，那后面我这个班子，他们也很关心，看到我一累，他们就会叫我上车，你回去，然后晚上他们陪我，吸吸氧啊，他们都很关心。自己也要去调节。

　　记者：但是还有关于个人前途，如果2004年再回福建去，我估计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安排，因为你的表现也很不错，也做出成绩，但是再三年以后，物是人非。

　　杨荣郎：这个我是想，反正，作为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长期以来通过自己的工作，让领导组织认可，我是想，我们在这里只要我们认真地工作，组织上不会亏待我，这一点我倒想得不多，我只是觉得，组织上对我已经厚爱了，像农场职工对我也好，在家乡，家乡的人民对我也很关心，在这三年能做一些工作，我能做一些工作，组织应该说，当地党委政府很重视，我们的职工很配合。

　　记者：他们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杨荣郎：我觉得他们不仅仅把我当领导，把我当兄弟，当兄长，应该就是这样。包括农场的职工，他们很多都会跟我说，场长我家里有这个事，过年的时候，我没有回去，是排队来给我送哈达，下雪，去年过年我要回去，2004年的春节回去过年，下雪天，很多都是夫妻俩，拿着哈达，到我房间来，我说你们不要来，我说在下雪，我说我是回去过年，明年我还要回来，给我送哈达，我觉得跟他们是这种感情的融入。

　　记者：你接受他们哈达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杨荣郎：应该说自己心里有一种，感觉到一种很宽慰的感觉。一种很欣慰，好像觉得很理解，很关心。他们确实也很认同我。

　　解说：

　　杨荣郎留下来后，果园面积已经扩大到3600亩，另一方面，还在考虑如何把水果运到内地销售，最近，杨荣郎又被任命为林芝地区行署副专员。

　　在这四年的援藏工作中，杨荣郎很少回福建老家。

　　记者：来西藏四年，回过几次家？

　　杨荣郎：当时第一年我就没有回去，春节就没有回去。我后面好像是4年中有两年回去过春节，中途大概就是回去一次。有时候两次。

　　记者：太太来过西藏吗？

　　杨荣郎：来过，来过两次。

　　记者：她有什么感触？

　　杨荣郎：我家属一个首先很理解，当时她身体也不是很好，2002年来的时候，因为当时，我都比较忙，没有去接她，都是场里的同志去接。所以她高原反应比较大，在这边不是很习惯，包括在林芝也是头疼，所以来了也就待了12天，两次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时间就回去了，小孩也一起来。她比较理解，就是觉得在这里很辛苦，所以我们平常电话互相联系鼓励。

　　记者：那你在两地跑的时候，你会有些什么感受？

　　杨荣郎：讲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来到这里，进入一种工作状态，那么应该说，你有点想回去也不会，真的到了回去以后，在家里那么种环境，那么种气候，当要动身回西藏的时候想想又要走了，总觉得，如果多待一下多舒服，有这个感触。

　　记者：你怎么理解援藏这个事业的？

　　杨荣郎：作为援藏，确实应该说是一个事业，那么我觉得中央这个决策非常正确。你像我来这四年中，我就感觉到，拉萨也好，林芝也好，因为我其他的地方也没有跑过，一年一年发展变化，一天一个样，一年一个样，真有日新月异的感觉。所以我作为援藏干部我也觉得很幸运，能参与到这个事业当中来。

　　记者：为什么觉得幸运？

　　杨荣郎：假如我身体不大合格，又来了，来了以后，又被留下了，我在这里要工作六年，因为人生中六年，你说长不算长，你说短，真的不算短，在一个地方工作，在一个企业能够工作六年时间。

　　记者：将来你来梳理你的人生的时候，你会怎么总结这个六年？

　　杨荣郎：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说是一种感情融入，是一种真情的投入，是一种激情的注入，我把援藏并不是当援藏，我说是援藏是一个事业，我就说，我们是来到西藏和藏民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劳动，一起工作，我说是兄弟携手共建美好家园，所以在我定位上，这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站，这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会很珍惜这么一个人生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