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行程日记
施晓亮/文
今天是1月27日，我们在西双版纳的采访已经超过一周了。
七年前，我就来过版纳，虽然只是跟着导游小姐走马观花地看了一圈，但西双版纳留在我心中的记忆是那么的丰富而美好。这是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这里是花的王国，树的王国，水的王国，美的王国。美的自然，美的民族，美的风情，连那里和煦的阳光、温柔的清风都很美。七年后，当我以齐鲁周刊特约记者的身份与同伴驾车万里迢迢来到这片美丽的土地时，看这片美丽土地的目光比七年前沉静了一些也深刻了一些。
在我们“走进五十六个民族家庭”的采访计划中，有三个民族在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基诺族。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傣族和布朗族的采访，感到收获相当大。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将会把其中最精彩的人物和故事一个个呈现给读者，与您分享。
傣族，我们选择的采访对象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这个西双版纳最后的王子，后来成为版纳最后一个土司，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争取他，由于他的正确选择，西双版纳没开一枪未伤一人就和平解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被毛主席钦点为“终身州长”，带领版纳各族人民创造了一个接一个奇迹，现在支撑着版纳经济大半江山的旅游，就是当时他的英明决策。现在在版纳一提起“老州长”，就如同中国人听到“周总理”一样，人们都会肃然起敬。老州长现在是全国政协常委，他老伴曾是版纳最后一位公主，现任全国妇联执委，他们是傣族历史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
中国绝大多数的布朗族生活在版纳州下辖的勐海县，我们在该县的打洛镇曼夕村，采访了一位执著的民间艺人岩宝。与我们这期刊登的怒族民间艺人欧得得一样，岩宝也没上过学，但没有文化的他们却都从事着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文化事业--本民族的民间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承。相对于欧得得来说，岩宝活得更潇洒一些，他用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把布朗民族文化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价值，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完全不能相信，他并不科学、甚至在我们看来是毫无道理的培训方法竟然会如此成功--20多年来，他办的培训班已经把500多个农村小伙子小姑娘培养成多才多艺的演员，而且他敢夸口“包分配”，每一位学员都会成为抢手的俏货，收入不菲，而他也从中获得了可观的回报。以后我们将给你讲述这个布朗族活宝的故事，相信它带给你的不仅仅是欢乐。
明天，我们就要开赴版纳州景洪市基诺乡，在基诺山下采访一户基诺族家庭。
第二部分
高黎贡山顶，孤独的怒族艺人
＿＿走进欧得得家
12月19日，我们采访完独龙族，从贡山县的丙中洛乡出来，沿着怒江大峡谷顺流而下，来到怒族聚居的福贡县。是夜，我们参加了为庆祝傈僳族、怒族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阔时节”（庆祝丰收并祈祷来年获得更大丰收的节日，其重要程度相当于汉族的春节）--的联欢晚会。在精彩的节目中，施晓亮发现了他计划中的采访对象、怒族民间艺人欧得得。这真是太巧了，去年2月18日，施晓亮从一个电视节目中发现了这个很有故事的民间艺人，就在商务通中记下了这一采访线索，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
欧得得的名字其实叫“宝云斯”，因为歌曲经常出现“欧得得”（怒语里“欢乐的，高兴的”意思），而且他善于弹唱，能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所以村子里的人和匹河乡、甚至福贡县城的人都这么叫他欧得得。我们和他及侄子邓仕叶一起回了匹河乡，准备去他家采访。
12月20日，我们的三菱车停在匹河乡政府。欧得得的家在与政府隔江相望的高黎贡山顶上。跟在背着背筐的欧得得和邓仕叶的后面，用3个小时爬上了海拔2100米（比乡政府驻地整整高出1000米）的福贡县匹河怒族乡架究村路门村民小组。
“跳起舞来，永远不会感到劳累。”
欧得得身高只有160厘米左右，干干瘦瘦的，看上去其貌不扬。可是当我们累得摇摇晃晃的时候，已经44岁的他却坚持要把我们的摄影包拿过去，放进已经背了很多豆腐、苞谷酒的背筐。面对我们的歉意，他笑笑：“没事的，我习惯了，我往上背过110斤的大米呢！”
爬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坐在路边稍微平整一点的石头上休息。欧得得对邓仕叶说：“跳跳嘛。”邓仕叶没有推辞，就抱着自己那把达抵达变跳起舞来。跃动在以怒江大峡谷和碧罗雪山为背景的山间小道上，他的舞步节奏稳健，收放果断，进、退、趋、转间颇有些咄咄逼人的英气。一双廉价的黄胶鞋踏起了干燥的山土，这让我们肃然起敬。
欧得得告诉我们，这叫“古战舞”，是古代士兵们在战斗的间隙娱乐时跳的。当然，那时的舞者怀里抱的是宽弓长箭的弩，而不是现在“琮琮”作响的四弦琴。“他这只是跳了其中的一小段，今天晚上我给你们跳全的！”
然后，欧得得把我们给他的矿泉水往自己的达抵达变的音箱里倒。“像人一样，时间长了它也会渴的，也要喝水。”他这样解释着，信手拨了拨琴弦，声音果然比刚才清脆了一点。欧得得就露出很满意的神色，微笑着，低头和着邓仕叶的舞步弹奏起来。
一行人都静静地看着、听着。在这条他们上来下去无数遍的漫漫山道上，时间默默地退到了意识之外。我有一个感觉，仿佛这么坐着听他们边弹边跳，也许一起身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位耄耋老人＿＿至少，那一份淡然和从容已经深深地浸润了我。
7点多，天已经黑透了，我们终于抵达了欧得得家。火塘边已经聚集了欧得得的妻子和六七位得到消息的村民，我们的到来立刻使这间竹房挤得满满的。
吃完“苞谷饭”（用去掉外皮的玉米煮成的干饭）不久，因为劳累，我的同伴们要去睡觉了，欧得得把女儿的“闺房”和火塘边唯一的铺位让给了我们。“闺房”自不必说，铺位则是年长的老人们住的地方（后生晚辈打开铺盖卷，随便睡在火塘边的其它位置），这是给予客人们的“最高礼遇”了。
但欧得得却不想睡。邓仕叶也不想睡。还有三四位村民也不想睡，我也不想睡，于是在火塘边喝起了苞谷酒。酒是欧得得从山下背上来的，是山谷里的怒族人家自己酿的，一股苞谷的糊味使它很轻易地就与一般的瓶装酒有了区别。总共只有两个搪瓷缸子（当然不是欧得得没有盛酒的器皿，而是怒族一贯有“传酒”的风俗，通常只用一两个杯子）。左边的酒传过来，我轻轻地抿一点，传给右侧的邓仕叶；右边的酒来了，我同样轻轻地抿一点，传给左侧的李明星。本来怒族喝的酒都是在苞谷酒的基础上，兑入漆油，洒上盐巴，加热后饮用，但漆油会让不适应它的人皮肤发痒、生疮，我对它只能敬而远之，于是他们都喝起凉的纯苞谷酒。
当然，喝酒不是怒族人“传酒”的目的。因为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禁忌，而我正坐在冲门的位置----这在汉族里通常是一个比较尊贵的位置，我问欧得得：“我坐的这个位置，不会触犯了你们的禁忌吧？”忽然邓仕叶一仰脖子，一首婉转缠绵、徘徊悱恻的歌词冲口而出：
我到山上住了一晚上，
我梦见你的珠珠帽、你的花裙裙
一个女声随之而起，同样的缠绵，同样的徘徊悱恻＿＿却是欧得得的妻子：
我到水边住了一晚上
我梦见你的肩包包、你的弩弩弓
在这一对婶婶和侄儿的一唱一和声中，我的问题得到了答案----欧得得弹着达抵达变告诉我：在酿酒的最后一个环节----烤酒时，酒桶的出酒口朝向哪里，哪里就是最尊贵的位子；除此之外，火塘边的坐位是没有尊卑之分的。然后欧得得就站起来，脱下鞋，走向门口处＿＿那里的木地板就是欧得得家永不闭幕的舞台，每一天都有光光的脚丫在上面跳着怒族的舞蹈。
欧得得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开始了自己的舞蹈，就像他捧起苞谷饭然后把它们吃到嘴里一样。“古战舞”、“割籼米舞”、“翻身舞”、“你追我赶”，复杂的舞蹈一个接着一个。然后是“乌鸦喝水”、“母鸡下蛋”、“狗撒尿”等趣味小舞蹈。在一只15瓦的灯泡的照明下，他额上的汗珠反射着油光。他说，他不累。1988年他到昆明参加首届民族艺术节，从邮电大楼出发，边跳边走，一直到小西门，四五公里路，整整一天没吃饭，仍然浑身是劲。欧得得说：“只要跳起来，我是永远觉不出累的。整个怒族都这样！”
锥心泣血的民间艺人
跳完了七八个舞蹈，欧得得意犹未尽，豪饮一大口酒后，弹着达抵达变唱起了他的招牌歌曲《欧得得》。
欧得得说，在怒语中，“欧得得（此为汉语译音）”是一个语气助词，用以帮助表达一种强烈的感情：在爱情，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在友情，则是“肝胆相照，两肋插刀”。在这里，仍然保持着对纯朴感情的最热烈的赞美。
欧得得最早创作《欧得得》是在1984年。此后，经过不断完善，现在已经形成了一首曲、四套词，分别是男女情歌对唱、友情（男性）对唱、伙伴对唱（特指：一方为生活所迫迁往怒江以西后，与江东的童年伙伴们的对唱）、男女青年跳着舞蹈翻越雪山时的歌唱。当然，如同所有的怒族曲调一样，人们也可以根据实际情景现场填词。
自从被创作出来，《欧得得》的影响就在一步步扩大。在匹河怒族乡政府的努力下，它已经在全乡被广泛介绍、传唱。老姆登村民委员会副主任郁五林就告诉我们，可以说每一个老姆登人都曾经学唱过《欧得得》。在人们的眼里，欧得得无疑成了怒族歌舞的化身、怒族文化的传承者。于是，“欧得得”就成了人们对他的称呼，而他的真名却渐渐地被人们遗忘。
身份证上，欧得得的名字写做“波益四”。他说，他更希望人们叫他“宝云斯”＿＿他的说法是：“贾宝玉的‘宝’，云南的‘云’，斯大林的‘斯’。”怒族人没有姓氏，起名字也比较随便，谁都可以给别人起名字，只要经过了大家的认可，那么以后他就叫这个名字了。只是到了最近几年，受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的影响，怒族人才开始有了姓，多是李姓，比如欧得得的3个女儿就分别叫做李生花、李红梅、李云欢。
除了《欧得得》，欧得得还会60余种歌舞，都是从父亲扒阿邓（2000年4月去世，享年99岁）那里继承下来的。父亲当然又是从爷爷排子那里继承下来的。欧得得自称自己家族已经在这片山坡上生活了67代，甚至每一代祖宗的名字都可以在他的一个笔记本里查到。从始祖刚刚在此落脚，怒苏的先人们就开始了对歌舞的揣摩和完善。
本来爷爷排子是会76多种歌舞的，但因为大半生在颠沛流离中渡过，父亲扒阿邓没能把他父亲的歌舞全部学会。欧得得说，解放前的怒江大峡谷里，因为资源极其有限，各种民族间常常因利益问题发生殴斗，刀、弩、枪，无所不用。现在仍然挂在正面墙上的一把弩见证了当年爷爷的英勇＿＿用它发出的抹有“草毒”的竹箭至少导致了10个异族人的伤亡。为仇家所迫，爷爷举家西迁，翻过高黎贡山，像一颗种籽，播进了缅甸的土地。
然而缅甸并不是一个中国人安居乐业的“乐土”。如果说，它的土地贫瘠还可以用辛勤的劳作去弥补，那么局势的长期动荡不安却足以使一个居民选择“千方百计地离开”。20世纪50年代初期，听到家乡解放、民族矛盾已经大大化解的消息，父亲带着母亲自阿向和哥哥迁回了架究村。
1957年，欧得得出生了。正因为有爷爷和父亲的影响，1975年，欧得得还在碧江县（80年代后期被撤销）中学上初中时，就加入了文艺队上台演出。1984年，他加入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文联，是最年轻的委员。从1988年参加云南省首届民族艺术节开始，欧得得就以怒族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活跃在各种民族艺术节、农村文艺汇演、其他民族节日上。（中国旅游报记者肖建舫回到北京后，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一本十几年前出版的有关怒族的书，里面竟然有很多欧得得的照片，那时他就很有名气了，但他从来没跟我们说起过。）
1998年，欧得得在昆明市安宁太平乡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待了4个多月，以一个怒族艺人的身份，向来自全省的学员传授了怒族、独龙族、傈僳族和连绵族（白族的一个分支）的歌舞。10月，他刚回来不久，又赴上海在国际旅游节上做了歌舞表演。
然而，在他的对外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欧得得却越来越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痛苦：谁来继承我的事业？
直到现在为止，怒族仍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最突出的一点表现就是：一个55岁以上的老人，如果他（她）没有儿子，哪怕有再多的女儿，也可以经过申请成为民政部门认定的“五保户”，每季度享受90斤粮食、30元钱的生活补助。当然，女儿也没有继承遗产的权力。
欧得得只有3个女儿。他很遗憾，妻子在生下第3个女儿时，因为体弱、有病不得不做了结扎手术。欧得得说，没有儿子，哪怕是盖房子都会有人说三说四，因为一旦我们夫妻去世，女儿不继承，我们的房子就会被“充公”的。
这种“将来是否真的找不到传人，怒族的传统文化又丢失一块”的担忧，曾经使欧得得有好几年的时间睡不着觉。可是当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可能改变这种结果时，反而想开了：与其占着怒族的文化去苦苦地找传人，不如干脆就把自己的乐器、歌舞都无偿地拿出来吧。
于是他开始在所有的架究村民中选择自己的受业弟子。邓仕叶因为从小就爱唱爱跳成了第一个，也是最令他满意的。在家里，他也一反过去“传男不传女”的传统，从1992年开始，把自己的歌舞、口弦和怒文都传授给了二女儿李红梅。李红梅从小没有进过一天学校，有充足的时间跟他学习，现在已经小有成就。
在欧得得的意识深处，不管李红梅是男是女，他一定希望她能把自己挣出的名头“欧得得”叫响下去。但现在一个令人惋惜的事情是：16岁的花季里，李红梅却不得不每天去放羊。这让我想起欧得得告诉我的：由于绝大多数怒族家庭已经被同化，架究村可以算得上匹河怒族乡里“最后的怒族村”了。
最后的怒族村，最后的民间艺人？
凌晨2点，我和肖建舫挤在一床薄薄的被子下睡了一小会。早上8点就被欧得得叫起来看他们杀猪＿＿只要有条件，每个怒族家庭在过“阔时节”时都要杀猪。本来欧得得应该昨天杀猪，但一来他在福贡县城回不来，二来怒族的习惯是“杀猪必须等女儿全部回家”，而他22岁的大女儿李生花，因为她1岁的孩子得了重感冒，打算今天再回来。
但李生花没有来，因为孩子病得太重，而今年刚刚20岁的丈夫又忙着上山砍柴。
下午2点，李红梅就来到羊圈，把羊放出去，任它们到山上找草吃。然后她或者欧得得就开始打扫羊圈。
这种工作，李红梅已经做了1年多了。虽然有15头羊把自家的羊圈挤得满满的，但她清楚：严格说来，这羊还不是自己家的，因为这是畜牧局扶贫项目；而根据他们之间的协议，到2003年5月，她家应该还给畜牧局20只羊或2500元钱。架究村接受畜牧局扶贫的共有3户，其中比欧得得家住得更高的一家，因为觉得自己住得高远离了瘴疠和瘟疫，很少打扫羊圈，结果，不久前的一场瘟疫使他家的羊圈一荡而光。李红梅不敢大意。
现在欧得得家比较稳定的收入，就是因为他担任了福贡县“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架究村代管员，每月能领到130元的补助，而根据他告诉我们的每月开支＿＿茶叶30元、大米65元、电费6元、盐巴20元，根本没有剩余。为此，虽然到福贡去表演一晚上（但要误工2天）只能得到50元钱，还要再减去10元的车票钱，他还是有呼必应。
架究村支书培益波告诉我们，其实比欧得得家更贫困的人还有。架究村的160多户人家中，就有70多困难户，每年都要靠困难补助和返销粮才能吃饱肚子。欧得得说，即使是产量极低的山地，人均也只有1亩多一点，吃不上盐巴的人家都有。到现在为止，路门小组23户人家中，能用石棉瓦代替茅草作房顶的只有2户。
架究村的贫困有许多原因，最明显的当然是交通。怒江大峡谷的急转弯、泥石流、塌方已经足以令人闻风丧胆了，而从大峡谷的公路到欧得得家，还要爬过6公里的山间小道，就是在山上过了大半生的欧得得，也得花1个半小时才能爬完。正是由于交通不便，架究村直到2001年5月才通上电，而生活用水只能是从山顶上引下来的雪水。
于是，外面的人很少进来，里面的人也很少出去，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直接造就了＿＿的的确确，这里已经是怒族文化保存得最为完整的村子了。比如，有一种竹制的口弦，欧得得不但会吹奏，而且会做。郁五林则说，现在的老姆登村，不要说会做、会吹，只怕见过口弦的人都很少。
郁五林曾经作为怒族歌舞的代表，到北京、上海等地做过几个月的表演，但他承认，他所知道的舞蹈，只怕还不及老人们所会的十分之一。而在欧得得的家里，我们亲眼见到一个姓林的年轻人，跟着录音机里的磁带，用蹩脚的汉话虔诚地学唱着流行歌曲《一刀两断》。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愿学怒族的歌舞，因为那些东西太“土”。欧得得的《欧得得》与小林的《一刀两断》交织在一起，给人一种后现代的撕裂感。
实际上，我们最终与欧得得坐在一起，可以说是一种双向的抵达＿＿当我们来到怒江大峡谷的时候，他正在寻找保护怒族文化的外力。
简单地说，他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来传播怒族的文字、歌舞、乐器。
学术界一直认为，怒族只有语言，没有本民族文字。而在怒江大峡谷，还有极少数怒族人懂得一种类似于傈僳文的拼音文字“怒文”，欧得得是其中懂得比较多的，他曾经印了18本怒文的启蒙教材，向有关部门申请在怒族中传授。但有关部门不支持，结果被公安部门给没收掉了。他发掘、整理、创作的怒族歌曲，被县文工队拿去演唱，甚至录成磁带发售，但作为原创者的他却被排斥在有功人员之外。欧得得是倔强的，他不断到县里、州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2000年夏，文化局一位局长（县文工队的主管单位）向有关部门和媒体说，局里已经给了欧得得一台29寸的大彩电和一台录音机。但欧得得说他没有见到任何东西＿＿那时架究村连电都没有，局里怎么会给他电视呢？他倒是听说那台彩电确实买了，但在是否给他的问题上，局里领导有了不同意见，于是那台彩电就被“暂时”“放”在一位局长的家里了。
因此，欧得得一直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心高气傲的他不得不变得谨小慎微起来。也因此，我们住在他家里的那几天，他对我们始终是恭谨而温和的。他希望我们能把他的意见带出怒江大峡谷，让更多的人敦促有关部门给他一个传播怒族文化的许可证，或者是对他“怒族民间艺人”身份的一个书面承认。
而在这个合法身份到来之前，每当夕阳西下，他仍旧只能坐在高而冷的山上，叼着辛辣的“辣花烟”烟斗，呆呆地望着怒江对面碧罗雪山上的知子罗村。那是一座被废弃的城垣。
痛苦与欢乐交织的夜晚
中国旅游报记 肖建舫/文
我在日记中把21日夜晚称作是痛苦和欢乐交织的夜晚。痛苦指的是我，欢乐指的是ODD（欧得得）和他的那些朋友们。
昨天晚上，ODD说，我们这里每天都要2点左右才睡呢。我有点不相信。因为他说他们昨天在县城也是这么晚才休息，人怎么可能这样精神呢，而且我们爬上山来已经感觉到累。怒族人也是人呀。
谁知道，谁知道。他们一夜没睡。
从昨天晚上7、8点我们开始吃饭开始，就轮流的有人来，这里面有ODD的朋友，妹妹，村子里其他的什么人，以及这些人的孩子或朋友，总之，我觉得我一夜之间认识了村子里大多数的人。来就来吧，还要围绕着火塘，边聊天，边唱歌，还要穿插着跳舞，以及我们听不懂的怒话的笑话（我觉得可能是）。刚开始的ODD几乎没动。主要是那些年轻人跳和唱。三人舞和二人舞。大家搞的都很熟悉的样子。在跳一支舞时，一个年轻人几乎亲到了ODD三女儿的脸，三女儿只是笑着打打他，ODD假装没看见。大家都无所谓。要知道，三女儿才14岁呀，无所谓吧。
跳累了，大家就开始温酒喝，那种用槭油和掺了敌敌畏的酒好象还很珍贵，大家喝一轮就没有了，剩下的就是喝一种自酿的白酒，尽头还可以，而且很辣（注意，很辣，我前面说过，很辣的酒当地都是掺了敌敌畏的），太恐怖了。我根本没胆量和这些“酒鬼”们较量，他们敬酒，我就玩命推辞。
村子里有一个叫做林总的年轻小伙子，很是喜欢听那首“爱一个人好难”，看他很喜欢，我也被感染了，就着低微的灯光，听了几遍后，我把歌词写给了他，这下他可高兴了。总是说着，“老乡，你们是中央来的，我很高兴”之类的话。我能说什么呢，只能傻笑。小伙子23了，还没结婚，这在这里很少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没回答却问我，“老乡，你说人生活着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当时有点蒙，面对一个只读书到初一，休学多年，而且从未出过峡谷的他，我说什么好呢，我只能有点惭愧的说，“不知道，你说呢。”。
“我说，最重要的是技术。我要学木匠，学会了盖二层的房子后，我就结婚。”我说是，是，是。
大多数人的舞蹈，都是ODD教的，这个40多岁的怒族人，总是在火塘后，带着一种很平和的表情，看着这些人。
到了12点多，我开始抗不住了，准备睡了。躺在床上，我也不睁眼，但根本睡不着，施晓亮代表齐鲁周刊给ODD买的那台新录音机（我们上山前了解到ODD这几年一直想买一台录音机以录下自己的歌声，但这个小小的愿望一直不能实现），一夜都没休息，整夜放的都是ODDODD的歌，我在迷糊中，看见一些人来了，一些人又走了，但总有几个人一直在坚持，我心中那个恨呀，这些人，吃了什么呢，不困，也不累，好象假的一样，一直那么高兴。后来我看到ODD在3点多时，开始表演了。先是用录音机录自己的弹唱，然后是一遍一遍的放这盘带子，大家就跟着和，跟着跳舞。总是有人在笑，在跺的木地板或者说整个房子都在颤微。我听的那个ODDODD的和声都烦了，他们仍旧精神着呢。
我可就惨了。齐鲁周刊的小解和我睡一张床，因为没有被子，也只能盖一张被子。被子很短，很窄，而且很脏，这都无所谓，关键是很冷，紧挨的就是他们用蔑编的墙，虽然屋子里有火塘，但是仍就没办法解决我的寒冷。我一晚上就这么在迷迷糊糊，颤颤巍巍中，哆哆嗦嗦中睡着。
在寒冷中，我听见他们还有一盘音乐是迪厅舞曲，里面还有那种“啊，啊，恩，恩”的女人呻吟的配乐声，真够刺激的。
早晨，6点15我被他们的笑声彻底吵醒了。马上就开始有人向刚刚睁开眼睛的我，一轮轮的敬烟，敬酒。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呀。
8点ODD开始杀猪过年了。今天正是他们的怒苏阔时节，相当我们的春节。ODD告诉我，中午时就要来20多人，吃饭，跳舞，唱歌，喝酒，而且，今天晚上还是通宵。啊。我真的要倒了。我这那里是在采访，好象在“受刑”呀。
晚上 odd睡了一小会儿，就又和聚过来的人们一起唱歌了。欧得得大哥家的一个小女孩，只有五岁，也像吃了兴奋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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