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的名言正是李敖的写照

李敖笑言自己是“自大狂”

童年李敖与家人合影

　　我的为人，的确如此，“表天真”并不是装小孩、显幼稚，而是真正基于真知和真诚的率性表述，这种表述容或夸大，但非扯谎，也非虚伪……

　　撰稿／潘 真

　　他是斗士？他是英雄？他是作秀高手？他是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将近尾声。近10天来，各路媒体对李敖作了各式各样的报道。但李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好像谁也说不清。李敖自己说：“陶运猷写了一幅中堂送我，中有一句说我‘敢违世俗表天真’，他这句诗写得很传神，我的为人，的确如此，‘表天真’并不是装小孩、显幼稚，而是真正基于真知和真诚的率性表述，这种表述容或夸大，但非扯谎，也非虚伪……”

　　“敢违世俗表天真”，我以为，这就是李敖。

　　“你们讲的北京话没我的纯”

　　李敖在台湾56年，骂人无数，写书频频遭禁，还差点儿把牢底坐穿。这一切，我们在追溯他的身世、他的童年时，似乎找到了某种渊源。

　　1935年4月，李敖出生，出生地东北早已是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国”了。后来在回忆录中，他沉痛地写道：“照历史的说法，我一出生就是‘遗民’，就像孔夫子一出生就是‘遗民’一样。不过，孔夫子做‘遗民’，做来做去，是给不同的中国统治者做‘遗民’，但我却一生下来，给日本鬼子卵翼的中国末代皇帝做‘遗民’，所以，我比孔夫子还窝囊。”

　　从3岁到13岁，李敖生命中最早的一段重要岁月是在北京度过的。在学校里，他和优秀的同学“桃园三结义”，合伙揍趴了仗势欺人的同学。在校外，他喜欢读课外书，开明书店出版的读物对他影响最大。他经常逛开明书店琉璃厂分店，沉浸在那家左派书店的朝气之中。他爸爸到国立北京图书馆做学问，有时候也带上他，“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小学毕业后，李敖同时报考北京四中和北师大附中，都考取了。爸爸替他去四中看榜，从榜尾看起，半天不见儿子姓名，心都凉了，最后却在榜首看到了。这个“状元”儿子，在刚上初一那年，已初露锋芒，其标志是他竟计划写一部叫《东北志》的大书，并为此收集了好多资料。

　　从小，李敖上的都是名校。北京四中自不必说，连新鲜胡同小学都有103年历史呢！这所小学先后培养出了两位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除了李敖（1942年），还有梁实秋（1912年左右）。即使是后来作为匆匆过客流落上海，李敖进的缉规中学亦非等闲之所。缉规的一号楼，是当年上海最漂亮、最豪华的教学楼之一。李敖对这所学校印象颇深，在台湾出版的回忆录里收入一张它的照片。在上海短短三个月中，李敖依然亲近书香，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在那里买了不少打折的好书，“现代问题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令他爱不释手……他乘难民船离开上海去台湾时，随身背着的行李是500多本藏书。

　　那些认定他不是一个人、怀疑他的背后可能有一个集团的论敌，怎么想不到，博览群书的种子、爱好思考的种子都是最初就深深埋下的，很多年以后才会有台北金兰大厦那个藏书10万册的“秘密书房”，才会有那一篇篇旁征博引的檄文、讲演。

　　所以，当这饱学之士在阔别半个多世纪后回到北京，以字正腔圆的北京话说“我的乡音未改，你们现在讲的话，已经夹杂了许多方言，没我的纯”时，我能想到的词首先是——寻根。

　　“我不是合格的学者”

　　在很多新闻报道中，李敖此行的身份是“台湾著名学者”。但是，李敖自己却对这身份予以否认。“我不是合格的学者。因为合格的学者需要和学术圈混在一起，我们这种人是被排挤在圈外面的，所以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学者。我是闲云野鹤式的……我基本上是一个反知识的人，因为太了解知识分子，看不起知识分子……”

　　到台湾后，高三还没上完，李敖就自动休学了，因为无法忍受令人窒息的中学教育。后来以同等学力考入台大，习法律、历史，毕业做了一年半少尉预备军官，退伍再入台大历史研究所，他再度休学，还写文章攻击大学的黑暗。26岁，他开始在萧孟能主编的《文星》杂志上撰稿，很快声名鹊起，也由于针砭时弊而引火烧身。

　　那年，在一个国际教育学术会议上，身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作英文演讲，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合时代的发展了，社会已经到了应该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即西化的时候了。演讲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传统文化派”言辞激烈地抨击胡适，说他是“中国人的耻辱”。胡适气得住进医院。李敖写下《播种者胡适》，认为胡适石破天惊的作为对新文化运动贡献巨大，堪称新文化的播种者。作为“西方主张派”的代表，他说，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老齿轮已经不适合工业化这台大机器了，应该被取代。他还把争端的锋芒指向台湾当局，终于遭到封杀，家被抄，身陷囹圄长达14年之久，“在牢里睡地板，夜里蟑螂、老鼠、蜈蚣、蚂蚁都爬上来……那种漫长的岁月一般人是受不了的。”

　　44岁，李敖复出。短短两年后，又因言获罪，被捕入狱。可是，当局搞不垮他，更阻止不了他以每月一书的速度，出版反极权、反暴政、争自由、争历史真相的檄文。整整10年，他不间断地写了100多本书。他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甚至赢得了众多敌人的钦佩。“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女儿李文长大后，把胡适先生的这句名言送给爸爸。

　　几天前，在北大作“言论自由”为主题的演讲，提到自己在台湾写了100多部书、其中有96部是“禁书”，李敖忽然戏剧性地从一旁拽出“物证”——一张打印着“禁书”名录的单子，3米长还不止，一直拖到地上，“看，这个表已经超过我的身高了，可以说著作等身。”他说那时，他的书只能在地摊上和黄色书刊一起卖，有的读者本来根本不是他的读者，买黄色书刊买错了，就变成了他的读者。

　　就在前些年，李敖又有“百万美金助慰安妇”的豪举：为应付联合国，日本政府想给在世慰安妇每人50万新台币（相当于十几万人民币）“和解”。台湾当时还活着的54名慰安妇，有的失明，有的半身不遂，浑身是病，非常可怜。援助慰安妇团体劝她们为了尊严和名誉拒绝这笔钱，可50万对她们的生活太重要了。李敖看不过去，遂变卖了自己的百件收藏品，得100万美元，每人发50万新台币，条件是拒绝日本人的钱。“这一举动至少在台湾维护了我们中国人的尊严。”李敖如是说。

　　这样的一个人，他治史写下过《批中西文化》、《李敖千秋评论丛书》、《论民主自由》、《独白下的传统》，为文创作了《李敖快意恩仇录》、《北京法源寺》等名著，他对社会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义无反顾的勇气，只是他的表达方式比较另类而已，就把他排斥在学术圈外，排斥在知识分子之外，那么我们所需要的学术、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分子是否只能是一种类型的呢？

　　“我是越老越激烈”

　　也许，李敖的别名可以叫自负。

　　在《独白下的传统》一书的扉页上，他写道：“50年来和500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他还有一句名言：“如果我不是李敖，我希望我是李敖第二。”据说，此话出处在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去看望哲学家狄阿杰尼斯。狄阿杰尼斯正在一个木桶里晒日光浴，亚历山大大帝上前问候，哲学家却扔过来一句：“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大帝觉得这人神奇，就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希望我是狄阿杰尼斯。”别人问起，李敖大笑，言自己“充分地自信，自恋”，是“自大狂”，“我写文章的时候是很嚣张的，可是我本人待人接物是很谦虚的。”

　　这次在北京看北大图书馆和法源寺，李敖留下题词：“物我两忘，人书俱老”。不知情者还以为他终于谦虚起来了、知道屈服于自然规律了，谁知这个“人书俱老”又是有典故的——孙过庭《书谱》里的这四个字，“书”指书法，“老”是炉火纯青的意思。他好得意，“这个词是说，书是那么了不起的书，人也是了不起的人，隐含了吹牛的意思。”

　　巴尔扎克云：“我们的命运只能是，要么扼杀激情而活到晚年，要么成为激情的陪葬品而早早夭折。”可是，这个李敖，激情陪伴着他走过青春，走过中年，他非但没有早早夭折，反而在70岁这样世俗眼光中的高龄激情依旧。

　　您有没有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开始变得宽容了呢？面对这样的提问，他笑答：“没有，我现在正好像一种人，是越老越激烈，不是越老越保守。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富兰克林。他活了84岁，42岁以前是个商人，是办报的，老老实实的一个人。可是42岁以后，他开始去放风筝，去做科学家，最后变成革命党。”

　　所以，他晚年才会投身电视媒体，在“李敖笑傲江湖”、“李敖有话说”里，臧否时代，褒贬人物。可是，与新闻传媒合作会不会影响学者的思考独立？李敖道：“作为一个学者，我想事情的时候多少会有些独特甚至是偏激，但和传媒合作可以使我不再那么冲。”在名校演讲，学生问有些过激的言论在大学里是否不能被允许？李敖回答：“癌症是不好的，对人不利，但一个医生当然可以谈论它。我觉得在大学里谈论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可以害怕或是不能讲的。”

　　李敖还多次自费在台湾报纸登整版广告，公开指责陈水扁们口口声声所谓台湾独立、台湾人尊严，其实都是骗人的。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他解释：“如果你不用这个招，你就只有招待记者，在记者会上求爷爷、告奶奶，请人家替你发消息，结果他给你来一小段、来一小块，使你不能够畅所欲言，所以干脆自己花钱登个满版的广告反倒干脆。”

　　自负也好，激烈也罢，至少李敖力求做到“坦诚相见，只有真我，没有假面”。

　　活着回来了

　　但毕竟，李敖70岁了。他说不怀旧，却还是在怀旧了。听听这些伤感的话语——

　　“很多感情随时间在改变，所以我说，‘不是怀乡，没有乡愁；不是近乡，没有情怯；不是还乡，没有衣锦；不是林黛玉，没有眼泪。’”

　　“看人，人都老掉了；看物，也改变了。我想看的是新中国……大陆是我们的腹地，我们要靠大陆。对不起，这一句，我是引用一个人的话，他的名字叫做李登辉。”

　　昔日，于右任先生吟叹“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山之上，国有殇”；今天，李敖一踏上故土，就庆幸自己“活着回来了”。

　　曾经在某个谈话节目中，李敖说过，北京故宫是“有宫无宝”，台湾故宫是“有宝无宫”。这次在北京，修缮中的故宫特意为他提前开放，并拿出了不少平时秘藏的看家珍宝（三希堂珍藏的书画和一些瓷器，其中包括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晋代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摹本、明宣德时期青花瓷罐、清乾隆时期“月曼青游”牙雕等）。李敖看了，连连称“是”，对故宫有如此之多的珍贵馆藏深表敬意，并决定把自己珍藏的清乾隆帝为王著《千字文》所写的跋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他说，乾隆的字故宫里有很多，捐献不过是聊表自己微薄的心意。在武英殿、太和殿、钟表馆、漱芳斋，他与陪同的专家纵论辞章典故，一副完全慑服于泱泱大国气势的神情。

　　在清华演讲，他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两个问题，就是如何避免挨打和挨饿。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没有人敢打中国了。只有一个党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当年钱穆教授常讲“汉唐以来所未有”，“现在是中国自汉唐以来所没有的一个盛世，我李敖亲眼看到了！”他劝导年轻的学子，不要做有点钱读了博士，或者是在外国住下去，光顾自己生活的“自了汉”。他鼓励大家，要务实面对中国问题，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我们的根在中国，中国才是我们真正努力的方向和献身的目标。”然后，在复旦，同样的口吻、同样的循循善诱，他以56年前自己离开上海时在外滩看到警察骑着大马、手里拿着皮鞭驱赶群众，而群众清早5点钟戒严时间一过，就四面八方地涌向银行去挤兑黄金的凄惨画面，说明国家的富强是多么重要，说明风平浪静是多么值得珍惜。他由衷地说：“现在是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文字翻身和复兴的大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