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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结束的战争（下）
俗话说：湖广熟天下足，洞庭湖边的小城常德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而1941年这里却惨遭日军细菌战的涂炭，这年的11月4日，日军731部队在常德投放了36公斤鼠疫跳蚤。鼠疫波及到了常德周边10个县，30个乡，150个村，近20万人口。
战后经过半个世纪，伤痛仍未抚平，在日本正义律师的建议下，常德市外事办副主任陈玉芳组织起了细菌战调查委员会，希望能找出原告，对日本政府进行起诉。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沉默了多年的受害者却不愿再次触摸伤口，翻开惨痛的记忆，而且他们根本不信任这些日本人来常德是为了揭露当年细菌战的罪恶。
陈玉芳对这些受害者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再加上几个日本律师不远千里，一次次地调查取证，终于感动了这些受害者。受害遗属之一的何英珍说，没有理由再推卸责任，我们应该挺身而出。
1997年8月11日，何英珍和另外两名受害者作为原告，来到东京，走上了日本法庭。
何英珍等原告向日本政府提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国家赔偿诉讼”。一濑敬一郎成为中国受害人的代理律师。
递交诉状后，最重要的工作是向日本法院提交受害的确凿证据。在陈玉芳组织下成立的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承担了繁重的工作，很多受害者作为志愿者加入了调查队伍。他们自费下乡去调查，无论冬夏，骑着单车，一天跑几十上百公里。从1997年初开始，在陈玉芳的带领下，调查小组走遍了常德周边10个县，30个乡。积极寻找细菌战受害者，他们成立了市/县/乡三级调查网络，很多专家学者也加入进了调查队伍。
经过3年多时间的调查，受害者的名单中已经有了15000多人。但其中很多人的受害资料并不充分，无法作为法律证据提交。
就在重新复查时，社会上传出一些流言蜚语，说陈玉芳进行调查是为了出风头，搞政绩。
陈玉芳很委屈。此后不久，一濑率领日本律师团来到常德取证，陈玉芳向他表达了退意。
一濑向她鞠躬，请她一定努力，和他们一起坚持把官司打下去。陈玉芳深受感动，人家日本人都不放弃，更何况自己是中国人，没有理由退却。
经过3次复查，在专家学者的帮助下，陈玉芳领导的调查小组确定了7643人的受害者名单。在这份名单的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无法言说的家史，都有一段一生无法磨灭的惨痛记忆，而这些受害人整整沉默了半个多世纪。1998年2月16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将第一次开庭审理中国细菌战受害索赔案。
从1998年2月16日开庭到2001年12月26日，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索赔案前后经历了近4年时间，在日本开庭审理达27次之多。
第一次去日本，一濑就要求陈玉芳提供真实身份，因为法官一定要知道原告的真实身份。如果身份高，法官的压力更大。陈玉芳先后三次赴日参加诉讼，但一直是以民间身份出现，是否能以政府官员身份出现在索赔团名单上，陈玉芳请示了当时的上级领导。
上级很快作出了批示，同意陈玉芳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参加诉讼。当日本法官看到这份写有真实身份的名单时，楞了很长时间。他没有想到这些打官司的受害者身后站着的支持者不仅有老百姓，有学生，还有高级官员。
1999年12月6日，日本律师辩护团向法庭提交了新的法律主张：日本政府隐蔽细菌战是一种新的国家犯罪。12月9日，72名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
2002年8月27日下午1点40分，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所举证之一切事实，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但以“中日战争赔偿问题已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得到解决为由”，驳回原告要求赔偿等一切请求。
虽然一审败诉，但7643名中国受害者遭受日军细菌战侵害的事实，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被日本法院所认定。对于索赔团的成员来说，无疑是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为寻找证据奔波了5年之久的陈玉芳得到判决的消息后百感交集，在房间铺了红地毯迎接辩护团团长和律师，感谢他们付出的努力。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和律师一濑敬一郎表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一定要把这个官司打下去，绝不退缩。
2005年7月19日 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做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中国原告团立即向日本东京最高法院上诉并准备向联合国上诉。
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60年，但那段时光并未离我们远去，伤痛至今仍未抚平。岁月蹉跎，人会老去，但记忆不会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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