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将9月份定为“零就业家庭”就业援助月，并开发了500个公益型岗位，力争今年年底前使每个“零就业家庭”中至少有1人实现就业。但深圳劳动部门透露，这项工作有一定的难度，除了开发工作岗位以外，还有就业人员就业观念保守的问题，一些人宁愿继续领低保，也不愿意去就业。（《工人日报》10月13日）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英国等高福利国家就出现过大量工人们不愿意工作，宁可领取政府救济度日的怪现象。这样的怪现状一度被人总结为为“高福利养懒汉”，分析其原因，就在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定得过高，以致出现某些工作岗位的薪水标准还不如低保的不合理现象。

　　20多年过去了，相同的一幕在我国深圳上演了，应该承认，出现这样的“零就业家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标志，它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贯彻执行。但同时，也表明我们的低保工作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这样的偏差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势必会影响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破坏整个社会的激励促进机制。

　　低保标准是否过高？这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科学的调查、分析来做出科学公正的结论。同时，这个标准的调整应该在法律的规范下来确定，不能随意而为，否则就有损低保的权威性。总的来说，是应该把握好一个度，这个度的标准是让低保者刚好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同时又能刺激低保者参与工作提高生活质量的欲望。

　　人都是有惰性的，特别是一些低保者，“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缺乏技能和特长等状况”，可能就更不愿意工作了，即使工作，也是怕苦怕累，总想干一些高新但又轻松的“美差”。这种情况下，低保就应该体现出它的“发挥人的潜能”的作用。具体的说，就是组织低保者参加就业技能培训，愿意参加者，可以领取更高的补贴，不愿意参加者，即意味着没有工作意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低保的标准。这样一来，自然激发低保者参与技能培训的热情，这样不仅可以改变他们落后的就业观，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对于极少数不愿意参加工作者，可以组织他们参加社区的“义务劳动”，给他们一个回报社会的机会，这样会让他们明白，原来不去参加工作，还是要劳动的。义务劳动应该经常组织，不仅可以避免他们出现期待“天上掉馅饼”的懒汉心理，同时也让他们时刻接受劳动的训练，对于提高他们各方面的能力来说，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锻炼手段。

　　低保作为国家保障公民最低生活标准的一种制度，是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绝不是催生懒汉的温床。对于“零就业家庭”的出现，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重视，否则任由其发展，不仅会使低保制度异化变质，也会伤害社会公平，会让社会激励机制黑白颠倒。其社会效果，也将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