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锋

　　十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的一段阐述引人注目：“……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无独有偶，日前，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向媒体介绍，中国城乡统算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0,目前则已经超过0.45。他用浅显的语言解释：“这意味着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将超过8倍……”其实，这还只是统计学层面上的概括，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个案早已远远超过了“8倍”这个数字。这几天，新华网发起了与五中全会相关的讨论，网友讨论的热点也大抵集中在“穷人经济学”、缩小贫富差距、“三农”问题、失业问题、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等话题上（后5个问题不过是贫富差距问题的细化而已）。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一不争的事实早已引起学者以及全社会的关注。贫富分化最极端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上若隐若现的“仇富”心态。这一心态导致的惨案、血案屡见报端，并引起一些经济学名人“勿仇富”的呼吁和呐喊。

　　从历史上来看，贫富冲突、“仇富”心态古已有之，且源远流长。而为富人辩护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比如，在北宋时期，当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贫民日益受制于大地主之际，苏轼、叶适等名士仍反对王安石“抑兼并”的新法，从理论上进行“富人是州县所赖”、富民“代天子养小民”的论战，并最终战胜了王的新经济政策。

　　当时的经济状况复杂，是非曲直难以一言蔽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安石采取“抑兼并”的方法来“均贫富”，是当时缓和阶级矛盾的唯一出路。何也？古代农业经济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总量恒定。即在技术进步缓慢、可耕土地总量大致不变的情况下，农业产出每年变化不大。由于“蛋糕”的大小既定，因此有限的资源必然成为稀缺，甲多吃一口乙便要少吃一口，争夺的结果便是，要么“损贫济富”，要么“杀富济贫”———故而，古代的贫富不可调和状态根源于生产资料（土地）占有上的天然不公平。

　　而在工业经济、信息经济盛行的今天，上述这种造成贫富对立的制缚正在弱化———架起一部电话、摆上一台电脑就可以成立一个软件公司或一个网站，生产资料对生产的制约作用降至最小；更重要的是，与农业经济相比，工业、信息经济的效率惊人，十倍速、百倍速的产值增长已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经济形态下，人们本可以平心静气地共同将蛋糕做大，达到穷者变富、富者更富的皆大欢喜境界。然而事实远非所愿，何也？

　　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诸多领域的体制性不公，造成了垄断、腐败、权力寻租等现象，从而形成一种“机会的不公平”，使得富人、穷人甚至呈现出某种“世袭”的兆头，进而令贫富差距和矛盾日益扩大。此外，地位和规则的不公平也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

　　今天，我们提倡人本、建设和谐社会，“减少贫富差距”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但若考虑到具体国情、民情，则我们不得不群策群力，好好思考如何调整收入分配手段，遏制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的势头。

　　热点聚集（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