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南方周末》报道：23岁的农村女子苟丽（化名），结婚一年多后与丈夫一起到兰州打工，由于家庭贫困，债台高筑，不得已选择在发廊当“小姐”，不幸于9月3日被一名泄愤的嫖客杀害。这本是一起较普通的刑事案件，但警方在整理现场时发现了苟丽写给丈夫的166篇日记，每篇日记都表达着对丈夫一往情深的相思与挂念。办案的警察震撼了。
在我们的城市里，一名不幸遇害的女学生留下思念男朋友的日记，一名不幸遇害的女司机留下思念丈夫的日记，或许并不会令人产生特别的感慨，但发廊女苟丽留下的166篇思念丈夫的日记，却令许多善良的人们受到强烈的震撼。人们一方面震惊于苟丽（及其所在的那个特殊群体）的恶劣的生存状况，震惊于当下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相信如果不是生活所迫绝望无助，苟丽决不会走上卖笑生涯而使自己陷入严酷的情感冲突；另一方面，人们的震惊更主要地来自于“小姐”与“痴情女”之间形成的尖锐对立——正如有论者所言，这种对立大大超出了世人对“小姐”群体的想象或经验性印象。
“谁能想到这么个‘小姐’，竟然还是多情女呢？”从办案民警的这句话中，我既读出了无尽的感动，也读出了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人们可以想象“婊子无情”，却难以想象“小姐有义”，因为在一些人的想象中，她们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不可能具有和正常人一样的情感。
发廊女苟丽留下的166篇日记，她写下的整整填满四页纸的几百行“老公，我想你，我爱你，我要你一生一世，亲爱的老公”，她给丈夫留下的满满一纸袋心形折纸（每和客人做完一次交易，她就用纸给丈夫折下许多颗心），无不以凄美的呼喊和惨烈的血泪告诉我们：“小姐”也是人，也是和绝大多数女子一样的正常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具有和正常人一样的情感。著名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在其著作中反复论证说，“小姐”首先是普通人，“她们在发廊里确实是‘小姐’，可逛街时却是女顾客，做饭时就是主妇，跟心上人在一起的时候则是妻子或恋人。这跟男干部回了家就是儿子、丈夫或者父亲是一模一样的。您可以痛恨她们的职业，但是她们的人格与我们每个人是一样平等的。”“‘小姐’们也是一样的女人，情感生活对她们也一样首要。在这一点上，她们与女知识分子、女干部并没有差别。只不过因为许多人（包括一些所谓‘高层次’的女性），出于种种现实利益和自尊心的考虑，死也要把‘小姐’说成是‘异类’。”
既然首先是正常人、普通人，那么“小姐”肯定也有对爱情的向往和对亲人的依恋——事实上，她们不但向往爱情、依恋亲情，而且这种向往和依恋或许异常之强烈，因为爱情和亲情对她们而言往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香港官员就向内地介绍过他们的经验：“在香港，妓女问题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一是提供技术培训，使她们能够体面地就业；二是帮助她们结婚成家。”不歧视“小姐”，不认定她们与女学生、女司机、女知识分子、女干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简单粗暴地把她们视为道德沦丧、素质低下、好吃懒做的“社会渣滓”，而是相信她们也是大写的人、正常的女人，并切实保障她们的健康权、免于恐惧权，帮助她们体面就业、恋爱结婚，请问还有比这更积极有效的“扫黄”政策吗？
潘多拉，青年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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