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比其他任何两国的关系都重要，因为它将决定你、我以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生活水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

　　“过去，我的父母常常这样对我说，‘汤姆，快把饭吃完，中国和印度的人们还都在挨饿。’而现在我则是这样告诫我的孩子们，‘孩子们，快把作业做完，中国和印度的孩子们正在急着找工作，再不努力，你们的饭碗就会被抢走。”曾出过几本关于发展中国家专著的《纽约时报》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说。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表示，“美中关系比其他任何两国的关系都重要，因为它将决定你、我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活水平。”为了搞清哈斯所指的重要性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广播公司的“美国你早”节目记者比尔·维尔特意去了一趟中国，以下是他的答案。

　　底层：向上流动的阶层

　　第一眼看上去，贵庆（音译）代表了传统中国人的形象。身为菜农，他就住在一间简陋的茅屋里面，每周20美元的收入支撑着这个家庭。

　　但在与到访记者的谈话中，贵庆的手机响了。这个令人意外的迹象提示中国正由一个农业社会大踏步地向现代化社会迈进。

　　“中国使用手机的人数要远远超过美国”，弗里德曼说。

　　在过去的25年中，4亿中国人摆脱了日收入1美元的贫困状态。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增长了4倍，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由一个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一个强国，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国广东的耐克（Nike）生产基地绝对算不上是一个血汗工厂。在这里每周的上班时间被限制在48小时，在其设施中竟然包含了一个高尔夫球场。

　　但按照美国的标准，这仍然够不上一个乡村俱乐部。尽管工厂为员工提供住处，但都是那种能住8个人的闷热的集体宿舍。而且这里的工资极低，每周31美元，相当于美国工厂平均工资的十五分之一还不到。

　　如此廉价的劳动力，使得耐克能够为美国的消费群体生产出可支付的运动鞋，但是美国同时也担心“总有一天，工人们会无法忍受这样的工作条件”。

　　在耐克工厂工作的陈子红（音译）今年22岁，是从农村来的，但仅干了一年就离开了她原来工作的生产线，而她的工友也在寻找更好的工作。她（他）们是一个不断向上流动的社会的一部分。

　　从造鞋厂到实验室

　　“中国并不想总在低端与我们竞赛，而是争当最佳，”弗里德曼说，“中国并不想成为通用（GE）的雇员，而是欲成为像通用那样的雇主。”

　　在北京的一个基因组实验室里，技术人员都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趴着睡觉，墙上有这样的格言，“先占领阵地，再打扫战场”。

　　基因组实验室的小蔡表示，“在科学领域只能有第一，与通常8小时、双休日的工作制不同，我们7天24小时地工作，这样才能有更多的收获，并取得成本上的优势。”

　　这就不难理解实验室的速度了。当SARS侵袭亚洲之时，该实验室仅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就成功地破解了病毒的基因组成。

　　“美国的实验室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这只是一份工作，”弗里德曼说，“在多数情况下，工作都会倾向于效率最高、最廉价和最聪明的雇员。你必须记得你自己是处在全球的竞争中。”

　　微软7年前在中国设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都是中国的精英。雇员们并不是在模仿，他们也在尝试着发明新的软件。

　　他们承认要想赶超美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对于那些嘲笑中国暴发户的硅谷的员工老总们来说，他们必须记住，新英格兰曾经也是世界的造鞋厂。

　　用教育分出中美的胜负

　　小王与艾米莉分别住在相隔7000英里的地方，但她们却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两个人做事都很专心、且非常有毅力，喜好交际、有决心、精通计算机操作。但学校的铃声一响，两个高中生受教育方式的区别就表现出来了。

　　小王的学校十分注重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一天之内，她要上两节数学、两节物理和三节化学课。而在马里兰州艾米莉的学校里，同学们对这些课程的兴趣正逐渐减少。

　　艾米莉在校的大部分时间是积极参与互动的口语考试、实验课和年刊的设计。而在中国，小王的老师都在灌输老一套的讲座，通常这被称为“填鸭式”教学法。

　　艾米莉下午2点10分离开教室，赶去参加曲棍球练习，而小王则继续坐在书桌旁听了两个小时枯燥的物理课。

　　但如此一天下来，哪个孩子会变得更加的聪明伶俐呢？哪一个体系能够造就最成功的年轻一代？

　　答案颇值得探讨。不能否定中国人在数学与自然科学上面的天赋。在中国，大约40％的学生在进行理工科的学习，有更多人进入了这一领域工作。相比之下，只有5％的美国学生主修理工科，且在过去的15年里，这个数字一直呈下滑趋势。

　　艾米莉所在的高中生物学老师霍华德认为，在美国，自然科学教育的处境十分尴尬，至少有15到20个准备放弃自然科学的孩子告诉我，“这可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根本就不喜欢，学不好”。

　　小王与艾米莉就要上大学了。小王想要学习生物学，而艾米莉则愿意打曲棍球，有可能主修商贸或者室内设计。

　　小王的父亲王群相信艾米莉选择的自由会最终使其具备竞争优势。“美国孩子要比中国的孩子独立，”他表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长大以后能较快地适应社会。”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这一看法。“诚然，我们都在培养富有创造力的人才，”他话锋一转，“但在这一前提下，我从华盛顿市区开往贝塞斯达（Bethesda，地名）的路上，由于我们没有安装宽带基础设施，我的手机掉线了三次。这可是个问题。”（子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