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多长,手机才出现几年啊,照你这样说来,以前的人不是都没法过日子了?”
记者和段政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某软件公司的年终答谢酒会上。段政是该公司的技术骨干。互换名片时,记者才发现,他的名片上清清爽爽地印着名字,公司电话,以及邮箱地址。“能留一个手机号码吗?”记者习惯性地问道。段政工整地在名片上写下一串数字,递给记者,还是一个固定电话的号码。“对不起,我没有手机,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
这年头,没手机的人少之又少,大概分为三类,一是自闭在通讯不发达,移动联通都没有办法覆盖的乡村人家;二是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三是对手机保护不了的人,如10岁以下儿童。显然段政不属于以上三类中的任何一种。
见记者有些怀疑,段政笑着解释说:“我不是刻意隐瞒,我真不使用手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那你会不会觉得不方便啊?”记者好奇地问。段政爽朗地笑了:“这个问题几乎每个新朋友都要问我一遍。中国的历史多长啊,手机才出现几年啊,照你这样说来,以前的人不是都没法过日子了?”
段政说,其实他不用手机还是最近两年的事。
“当我告诉别人我的手机号时,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像把木偶的提绳交到了对方手里。”
“1996年刚毕业时,我也是手机、CALL机都别在腰间。那时候,手机不止是通讯工具,还是区别脑力工作者与体力工作者的一个重要标志。”段政说,手机对他来讲用处并不多。“我告诉别人我手机号时,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像把木偶的提绳交到了对方手里。给的人越多,我的生活就越忙乱。”
段政说:“后来,手机越来越普遍,我却嫌它越来越打搅我生活。2003年我回老家休假,将手机关了一个月,很享受没手机打搅的日子。回深圳后,手机一直都没开过。”
和手机绝缘后,段政自嘲是过的半隐居的生活,许多“心血来潮”的“应酬”少了。“以前吃饭吃得不安稳,这边还喝着酒,第二战场就打电话来催开了,两边朋友都没陪好,自己也喝得一塌糊涂。现在朋友、同事约吃饭,基本上是提前半天就定下来。因为我没有手机,所以没人再搞‘突然袭击’。”
“我不用手机后,朋友们更‘惦记’我了。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因为没有手机而失去联系的。”
段政得意地给记者看他的电话号码本,牛皮做的封面,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同事朋友的电话号码、生日、个人爱好。“现在还用手写本记号码的人挺少吧。我不用手机后,朋友们从另一方面更‘惦记’我了:比如,经常给我发E-mail互换下小笑话;出差也会给我邮寄张旅游明信片;老同学总会在校友录上给我留言……真正的朋友是不会因为没有手机而失去联系的。”
“我和太太恋爱颇有戏剧性。我们一帮老乡聚会,饭后去看电影,那天正是端午节,不少人的手机都挺‘忙’的,短信、来电响个不停,一场电影就没看踏实。出了电影院,就有同学作自我检讨,在公共场合应该把手机铃声关了。一个个子娇小的女孩就接口说,‘我看电影前就把手机关了,不想影响别人,也不想影响自己;我看现在人都快成手机的奴隶了’。当时我就多看了那女孩子两眼,有种惺惺相惜的好感。”一年后,这位不愿意当手机奴隶的女孩子就成了段政的太太。
段政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他和太太去茂业逛街,不小心走散了。这对于其他夫妻来说,打个手机就可以确定“坐标”,可由于他没带手机的习惯,太太只好求助商场的广播员。“段先生,请到一楼服务台有人找……”广播一连响了好几遍。段政赶到服务台,看到一脸尴尬的太太和两个丢失孩子的妈妈站在一起,连忙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不也挺浪漫的吗,带了手机的同志,谁想得到在这里和老婆邂逅啊?”
深圳晚报(文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