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王国良在2005年四川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的讲话

　　我这次到广元参加四川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非常高兴。大家都知道，今年上半年，中央、国家机关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而且目前正值分析评议的关键阶段，一般情况下不让出差。之所以来参加四川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有两个目的。

　　第一，四川省的扶贫工作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四川省的扶贫开发应该给予关注和足够的了解。

　　第二，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先后到四川来。特别是去年，胡总书记又到了南充，对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搞好扶贫开发作了重要指示并指示国务院扶贫办的刘坚主任对南充和广安的贫困问题给予扶持和帮助。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到南充仪陇看落实的情况，和地方的同志一起研究如何搞好扶贫开发构建和谐社会的试点问题。

　　四川是人口大省，在全国具有重要的地位，扶贫工作也是全国的一个重点。四川省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很难说全国的扶贫开发完成了任务；四川省农民没有实现小康，很难说全国实现了小康。因此，中央对四川工作高度重视，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刚才听张省长讲，去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有8位来过四川调研、视察工作。我们这次也是贯彻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来的。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省委、省政府召开的一次高规格的扶贫工作会议。张学忠书记虽然出访没有能参加，但是会前到贫困地区作了调查研究，对开好会议作了重要的指示。张中伟省长直接到会，发表了重要讲话，会后还要下去搞扶贫的调查研究。省委、省政府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陶武先副书记、陈文光副省长、张作哈副省长亲临会议。刚才，张中伟省长作了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报告，讲得很深刻、很全面，也很具体，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下一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精神和部署。会议还交流了经验、参观了典型、表彰了先进。通过这次会议，肯定会对新阶段四川省的扶贫开发工作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

　　一、对四川扶贫工作的总体印象

　　四川省的扶贫开发工作搞得比较早，1984年就开始了，在全国是比较早的。20多年来创造出了大量符合省情的好经验、好作法，有些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认为，比较突出的有6点。也可以叫6大特点或者叫6大亮点。

　　第一，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

　　应该说，四川做到了中央要求的“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任干给一任看”。有几条在全国是有突出特点的。

　　一是省委书记或省长亲自担任扶贫领导小组的组长，基本上每年都召开一次高规格的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我记得原来是排成顺序的，我参加了第9次，后来看最后的记载是第15次（张中伟省长插话：“今年是第18次”），基本上每年召开一次高规格的、安排部署工作的会议。书记、省长亲自到会讲话作安排部署。在全省召开的其他重要会议上也都强调突出扶贫工作。去年9月张中伟省长还专门邀请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到成都，听取他们对扶贫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同时对他们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意见，要求扶贫办要逐项地落实，给予明确的答复。

　　二是省委、省政府领导每年都坚持深入贫困地区搞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解决扶贫工作的难点、热点、重点问题。

　　2004年在中央没有明确出台全部减免农业税政策的情况下，四川省委、省政府一次性地免征了全省民族地区57个县的农业税及其附加；而且把扶贫工作作为全省每年办的10大实事的重要内容。

　　三是的把扶贫工作列入了各市（州）的政府目标的考核内容。

　　各级扶贫领导小组，从省扶贫领导小组开始，逐级、逐年对扶贫工作的情况进行目标考核。对审计中发现的违纪、违规使用扶贫资金的情况，省政府直接督办解决。虽然在四川有违纪违规使用扶贫资金的问题，但是整改情况在全国是最好的之一。由于历届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亲自抓扶贫，所以四川的扶贫工作保持了连续性，保持了有效性，使四川省的扶贫工作能够健康地、有序地开展。

　　第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形成了工作的合力。

　　扶贫是由若干部门组成共同实施的一项系统工程。部门之间的关系如何十分重要。发展改革委、财政、农行和扶贫办是4个最重要的部门。在四川省，这4个部门的关系非常融洽，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省发展改革委能够和省扶贫办密切沟通，以工代赈资金按照扶贫规划全部用在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使用到扶贫新村建设，这在全国是比较少见的。财政部门上放了财政扶贫资金的审批权限，降低了工作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可以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这种下放审批权限的作法符合中央的要求。农业银行认真总结前几年扶贫信贷资金使用中的经验教训，去年以来进行了大幅度地整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使扶贫信贷资金由过去使用到大的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工程上转到了绝大部分用于扶贫项目。我听说有80%以上的项目是通过扶贫部门推荐，农行审核后发放了贷款，有效地支持了扶贫项目的实施。由于这4个部门的密切合作形成了合力，使扶贫工作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部门间的组织保证。

　　第三，整村推进、劳务输出和产业化扶贫三项重点工程抓得早、抓得实、抓得比较有成效。

　　四川省早在上个世纪的1997年就开始研究探索扶贫到村到户的作法，研究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结束以后开如何开展新阶段的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就是一个重要的探索内容。1997年开始总结出一批典型，比如，巴中的文明新村建设、宜宾的美好新村建设、凉山的形象新村建设，就是现在四川省扶贫新村建和全国整村推进这项重点工作的雏形。由于四川省扶贫新村建设工作抓得比较早，为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十年纲要的颁布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2001年在全国绝大部分省没有确定扶贫重点村、没有制订村级扶贫规划的情况下，四川省确定了10000个重点村并按照规划开始了实施，到今年年底能够完成4200个左右，做到了10年“规划”时间过半，整村推进任务过半的目标要求。四川省劳务输出全国有名，起步最早，输出的人数最多。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户通过劳务输出受益最大。四川最早在全国成立了省劳务输出办公室，第一个成立了省农民工维权中心，最早开始了对农民工的培训。在新阶段，扶贫部门对农民工的劳务输出和培训加大了工作力度，去年建立了48个省级劳务扶贫培训经费，今年计划安排5000万，力度很大。张中伟大省长曾经在1996年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专门介绍过四川劳务输出的经验，这个经验在全国得以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时全国各大城市“扫除盲流”的不正确做法，为全国的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说了话，维了权。对产业化扶贫，四川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一直注重扶持龙头企业，注意产业化基地的建设，去年全省认定了60家产业化扶贫的龙头企业，这在全国也是最早的。今年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农业银行联合批准认定了260家，这是第1批；今年还要认定第2批、第3批。目的就是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促进扶贫开发，促进农民增收。今天又表彰了25家龙头企业，所以，我认为这3项工作四川抓得都是非常有力的。

　　第四，改革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实行“阳光扶贫工程”。

　　去年开始将中央、省级扶贫资金总额及其构成，全省扶贫资金计划分配的情况，当年实施的1188个扶贫新村的村名以及移民搬迁的户数和标准等全部在《四川日报》上公告。据我了解，这在全国也是没有的。由于公开、透明、阳光操作，得到了全社会的拥护、支持和监督。许多一些过去看不见的问题，扶贫办都能收到一些及时的反映。省扶贫办颜继禄主任告诉我，有的村支部书记直接写信到扶贫办反映情况，说他们那儿的扶贫资金分配的和报纸上公告的不一致，短了一块。经过认真核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所以去年四川省的扶贫资金经过检查、纠编得到了很好的落实，是四川省扶贫资金历年来落实得最好的，这应该说是得益于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的改革，是一个创新。

　　第五，不断与时俱进，创造了丰富的扶贫经验。

　　在20多年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四川省委、省政府总结广大干部群众在扶贫开发中创造的一些好经验、好作法，树立了一批先进的典型，有的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中期总结的“黔江精神”，极大地振奋和鼓舞了全国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宁可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成为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的重要内容。朱容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了什么是中国式的扶贫开发道路，他讲了4句话：“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所以“黔江精神”是扶贫开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90年代末四川创造和总结的“巴中经验”奏响了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序曲。“巴中经验”的实质，就是以村为单元实行综合的扶贫开发。巴中广大干部群众创造的这一扶贫工作作法为新阶段的扶贫开发提供了重要经验，巴中由此成为全国扶贫开发的一面旗帜。1999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巴中办了10几期的培训班，组织全国贫困地区的干部到巴中学习，影响很大。

　　第六，培育了一支高素质的扶贫工作队伍，扶贫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四川省从上到下有一只素质高、能力强、敬业爱业、能打硬仗的扶贫开发工作队伍。特别是省扶贫办在全国西部地区比，人数不多，但是精明强干，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各部门的配合下，把四川省的扶贫工作搞得有色有色。一提到四川扶贫的队伍，全国扶贫系统闻名。上个世纪搞了一个世行秦巴扶贫项目，最近又搞了第四期世行扶贫项目，这两个项目四川都有。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我们对项目进行评估审查的过程中，四川的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质量非常高，得到了国家部委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评价。这次在3个省的世行项目评审当中，四川省的项目报告一次性获得通过，反映了四川省扶贫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所以，20多年来四川省的扶贫开发工作创造出了许多好的作法、好的经验，为全国的扶贫开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做好下一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刚才，省委、省政府传达了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和回良玉副总理的讲话，同时，张中伟省长又作了重要的讲话和部署，我认为都非常好。根据全国的情况，我提几点意见和建议。

　　第一，充分认识扶贫开发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牢固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中国的扶贫开发，全国是从1986年开始的，搞了将近20年，到目前应该说是“成绩很大，难度很大，任重道远。”

　　一方面到2004年底我们还有将近8000万的贫困人口，其中绝对贫困人口将近2610万，而且标准很低，这个贫困线是以农民人均纯收入来确定的，最新的标准是国家统计局按照物价指数测算出来的贫困线，2000年是625元，2003年是637元，去年是668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人均纯收入在668元解决不了长年的温饱问题，每年大约有三四个月断粮，也解决不了“温”的问题和其他方面如教育卫生的问题，那么多少钱基本上才能够解决了呢？在2000年的时候，国家统计局根据67000户的调查测算，当时是865元可以基本解决。865元到去年年底就是924元，是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标准。所以在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量很大，全国约9个农民当中就有1个是穷人。由于这个标准太低，很容易返贫，极不稳固，和国际上也不太接轨。所以国家统计局和国务院扶贫办就建议国务院在新阶段适当地调整贫困的标准。我们没敢多提，就提到924元，那就是8000万左右。但是如果按照国际上通行的1天1美元，还不敢用1天两美元的收入标准，我们有多少穷人呢？1亿多。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经济在不断发展，但是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在迅速的拉大，而不是缩小。1992年，贫困人口收入的上限是320元，和全国农民的平均收入相比，是1:2.45，约两倍半，到2003年扩大到1:4.12，去年扩大到1:4.39。我们不敢和城镇的比，就是贫困农民和全国农民的平均数比，现在是4倍多；而且下一步还有扩大的趋势。从四川省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第一是贫困面广、数量多。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的统计，绝对贫困人口在全国占7.5%，相对的贫困人口占9.2%，两个综合占8.6%，这个比重还是相当大的，即是说全国的贫困人口当中基本上9个就有1个四川人。第二是贫困程度比较深。据省里的统计，四川省贫困调查指数、贫困深度指数、强度指数都超过全国的平均值。第三是贫困地区农民素质比较低。在全国贫困地区，农民素质应该说是相当低的。在四川，特别是甘、阿、凉三州一些地方，还有四川盆周一些深山里可能就更突出。第四就是工作难度大。工作难度大在四川特别明显。比如通江等老区的贫困问题非常突出，而且是长期特别积累下来的，短时期内解决很难。还有四川返贫的问题也很突出，这在全国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四川一遇灾，返贫几十万”。刚才张中伟大省长说去年就有50多万返贫。再比如搬迁移民的数量很大，需要的资金量也很多。四川的贫困是多元化，成因也是多元化的，可以说四川的贫困基本上包括了全国各类型的贫困。全国各种贫困现象在四川都能找到它的踪影，所以，这为四川省的扶贫工作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点。既要突出重点，又要面上推进；既要注意人口较多的革命老区的贫困问题，又要注意三州的人数很少但是贫困面很大、贫困程度深的问题，所以三州的贫困问题和革命老区的贫困问题如何相互协调、相互兼顾，已经成为省委、省政府的一块心病，现在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哪头都不能放弃，哪头也不能得罪。但是我想，三州的问题肯定要解决，也一定会解决。在下一阶段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当中，国务院扶贫办将把四川扶贫问题中特殊的方面作为一个重点进行研究。

　　从全国来看，两级分化严重程度表现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警戒线。基尼系数是社会分配公不公的一个重要的指数，0.4是一个临界点，超过了0.4，就处于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专家已经认为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4这个临界点。我们现在是处于1000美元GDP这样一个阶段。国际上公认，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过渡期，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也是矛盾的突发期。由于这个阶段经济、政治制度激烈地改革变动会引发方方面面利益的重新分析，造成许多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搞好了是发展的黄金期，搞不好是矛盾的凸现期，有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关口。有的国家解决好了就发展了，有的国家没有解决好，出现了问题甚至倒退，比如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因此，国际上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乃至社会学家们把这一阶段视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关口，而我们国家正处在这一关口当中。因此，刚卸任的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先生在去年召开的上海全球扶贫大会上对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状况给予了极大的担忧，他说如果按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再过10年、20年，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他还说，如果穷人分享不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成果，中国的改革就有失败的危险。所以，两级分化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们国家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贫困人口作为弱势群体越来越突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奢谈很快地解决贫困问题，很快地解决弱势群体问题。

　　从1000美元到4000美元这个过渡期当中，世界上成功跨越这个阶段的，美国用了100年，日本用了70年，而按照我们党的十六大作出的战略部署，我们用20年要完成，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肩负的担子非常重。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码要100年的时间。在初级阶段的九个重要特征中，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和贫困现象的存在，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特征。因此，他说决不是一代人、几代人就能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国的发展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所以，在现实的工作当中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在中国解决贫困问题谈何容易，我们千万不要有短期作战的思想，特别是我们搞农村工作，搞扶贫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长期奋斗的意识。一是要有清醒的认识。二是要把扶贫工作摆到应有的位置。该作为重点工作的作为重点工作，该作为中心工作的作为中心工作。有些地区贫困面很大、扶贫任务很重，就应该用扶贫工作来总揽农村工作、经济工作的全局。三是扶贫工作属于“三农”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它覆盖了“三农”工作的方方面面，有其特殊性，因此，扶贫工作要和“三农”工作相结合。不能用“三农”工作来替代扶贫。下一阶段四川的省情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情况决定了四川的扶贫开发，可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第二，紧紧瞄准贫困群体，集中力量抓好三项重点工作。这个问题已经做得比较好了，但是为什么我还要强调一下呢？就是因为扶贫工作的对象是人，在现阶段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温饱，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再提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因此，扶贫工作是在解决人的温饱的基础上来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它的对象被严格界定在贫困人口。扶贫资金就是中央专门给这些贫困人口救穷、救命的钱，因此，群众得没得温饱，增没增加收入，改没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就是衡量扶贫工作是否取得成效的一个标尺，没有别的衡量标尺。整村推进、劳务输出和产业化扶贫是针对贫困人口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为了到村到户、具准穷人。在2000年以前，全国592个国定贫困县囊括了80%的贫困人口，但是由于这些年在重点县连续的扶持，到2000年底的时候，全国592个贫困县中只容纳覆盖了54%的贫困人口，如果再按照县一级来进行的扶持，相当一部分穷人得不到扶持。那么那将近一半的贫困人口哪里去了呢？就是跑到了重点县以外的村落。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中央作出决定，要改变重点在重点县进行单纯扶持的方法，实施整村推进计划。全国设立的14.8万个重点村，占全国重点村数的20%左右。我看四川是占到了18.2%。这14.8万个重点村覆盖了全国83%的贫困人口，这是一个创造，就是为了集中解决穷人的问题。国务院扶贫办非常赞成省委、省政府作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坚决取消了省财政扶贫资金专项。刚才，张中伟省长说虽然取消专项给省里带来了许多问题，但是省委、省政府还是坚决地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取消了。为什么要取消专项？温家宝总理曾经讲过，扶贫资金是专门扶持贫困人口的资金，是为了解决温饱而设立的资金。他还说，对教育国家有教育的资金，卫生有卫生的资金。扶贫资金如果用在教育和卫生身上，虽然说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势必有一部分会瞄不准穷人，分散了扶贫资金。回良玉副总理在去年11月初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扶贫资金只能作加法，不能作减法。为了贯彻温家宝总理和回良玉副总理的重要指示和精神，扶贫办专门提出扶贫资金要作为各种资金的“粘合剂”，要把一些资金吸引到扶贫资金上来，用到穷人身上，而不能把扶贫资金变成“唐僧肉”，如果切出专项，扶贫资金势必分散，变成了“唐僧肉”，穷人就有可能得不到，扶贫的任务有可能落空。而且我认为，如果这样能设立得越多越好，但是不能动扶贫资金。省委、省政府取消省列财政扶贫资金专项这个决定，既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又表现了和很高的政治责任感。

　　新阶段的扶贫开发，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提法，今天会议在传达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时也说了，就是改变过去先易后难的做法，要先难后易，扶贫就是要从最穷的村、最穷的户开始。20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先易后难容易出成果，但是先易后难也容易先易丢难，最后难的得不到扶持。现在改变到扶贫开发新村建设要从最穷的村开始实施，要从最穷的户开始帮扶，所以这一点我想大家一定要认真地注意。另外，即使是扶贫新村建设中，也不能穷富一块儿扶，在一个村里有条件好的、有条件不好的，要重点对贫困的进行帮扶。在有些省出现了这种情况，贫富一起扶，县里把重点村的钱命出来搞了别的项目，重点村投得不多；这种情况四川个别地区也有。实际上这也是没有瞄准穷人，也是扶贫资金挪用的另外一种表现。四川可能没有，我希望在座的要引起警觉，要注意到这个问题。总之，“选穷村、扶穷人”，是扶贫工作必须首先坚持的。

　　还有一些需要扶贫资金配合和工作加以结合的也要兼顾到，比如国家计生委提出了一个少生快富工程，这个工程非常好，是一个创举和改革，就是要改变过去光罚的情况，以奖带罚，他们提出来要使用部分扶贫资金。我们经过认真研究，给国务院写了报告，国务院领导也给予了批准。我们认为这个工程非常好，作法也非常好，可以和扶贫工作结合，但是根据中央的要求，不能专门切出一块用于奖励。那么，结合点在哪儿呢？第一凡是计划生育少生快富的农户，首先是贫困农户。第二我们要把贫困农户优先纳入扶持的范围，房子可以先造，路可以先修，种养业可以先搞；劳务培训也可以优先。第三产业化优先带动。我们是通过这样的机制来支持少生快富工程，和少生快富这一类的工程相配合。总之，扶贫资金不能切块，部门不切块，在中央不切块。因此，省委、省政府已经作出了取消扶贫资金专项的决定，我希望各市（州）也要严格做到和执行这一点。

　　第三，克服困难，进一步增加扶贫开发投入。中央对扶贫投入历来很重视，实际投入不少并逐年增加。

　　今年达到130亿元的规模。连续两年来都增加8亿元，我认为力度很大，但是和全国贫困的状况和解决温饱的需要比，资金数量还是不足。如果一个村投入100万，即便现在就把后6年的资金全部加上的话，也还缺300多个亿。再说，全国劳务输出总人口是1亿到1.1亿，属于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大概是1300万，扶贫办准备对这些人进行培训，而且力度要大，不是一般的像阳光工程给100块钱培训，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拿1000块钱左右，需要130多亿；在后几年的扶贫资金安排上，我们建议年增加70个亿左右，因此，中央要加大投入，地方也要加大投入，形成一个资源的整合。应当说，西部各省都做得比较好，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云南财政状况可能比四川好一点，每年配套4个亿，陕西1.6个亿，广西1.5个亿，财政状况不如四川的贵州也每年配套6000万。

　　这几年我注意到四川省委、省政府也非常注意投入，刚才张中伟省长也专门讲到了要增加投入的问题，我认为讲得很好，而且各市（州）也开始行动起来，出现了很喜人的现象。昨天有几个市的领导跑到我那里去说了这方面的情况，我听了以很受感动。比如，成都每年拿出2000万元配套、广安1600万、宜宾1000万、达州500万，让我更感高兴的是甘孜的何副州长跟我说，他们那么困难，州里每年1.6亿的财政收入、将近30个亿的支出，但还是从今年起，每年安排100万配套用于扶贫。100万很少，但甘孜拿出来不容易，这表明州委、州政府向贫困宣战的一种决心，而且他们还要求下面的各县也要在新增财力中拿出15%用于扶贫，我觉得这是非常喜人的。所以，张省长、还有陶副书记、张副省长都在，我建议四川省委、省政府能不能再增加一些配套资金，在过去4000万元的基础上有所增加。这样可能更好地带动市（州）、县对扶贫的投入。

　　第四，总结新经验，开创新局面。四川省20年来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在全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在新的历史阶段，我认为四川人民仍然能够创造出在全国有影响的扶贫经验。四川有这个基础、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能力。最近，我先后看了五六个省的扶贫新村建设，我认为四川有特点：标准化较适中，政绩工程痕迹少。这一路到南充我还要看。整村推进决不是什么政绩 工程、形象工程，它是民心工程，是爱民工程，所以我想这方面四川做得已经较好了，在新的历史阶段，四川的扶贫工作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势、新的特点、新的问题，我希望四川在这方面应加大研究力度，能够总结创造出一些新的经验。因为时间关系，我只点点题。就扶贫工作而言，现在全国比较难的有3个大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第一扶贫资金管理机制问题。今年是实施十年“纲要”的第五年，国务院扶贫办经过领导小组批准，准备搞一个五年“纲要”实施情况的评估，评估的主要目的就是分析形势、查找问题、调整政策、加大力度。所以这个问题肯定是我们重点研究的问题，我希望四川在这些方面应该率先垂范，继续作出贡献。扶贫办对于如何改变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现在正在进行试点。比如贴息，过去都是国家财政部就贴给农总行，现在我们进行一种试点，任何的金融机构都可以给贫困农户贷款，实行招标，谁搞得好，我们把息贴给谁。我们把贴息的权力下放到县，我们扶贫办正在进行试点，希望四川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第二个扶贫信贷资金的到户问题。刚才我说了，四川的扶贫信贷资金搞得比较好，现在已经基本上多数都用了贫困地区，但是多数还是用在了龙头企业身上，当然这有很好的一面，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目前农户和龙头企业之间缺乏一种很好的约束机制，两方面都容易出现问题。东西少了、价格高了农户不卖给公司，撕毁合同；东西多了、价格低了，产业化龙头企业不收了。因此，我们在讲龙头企业带动问题的同时，要注重直接扶贫到户。贫困农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缺乏资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很遗憾的是全国扶贫信贷资金185个亿，2003年统计到户率只有1.9%，四川可能情况好一点，但是问题可能这方面是普遍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把扶贫贷款到户值得很好研究。许多地方创造出一些经验，比如江苏、湖南，他们拿出一些财政资金和财政扶贫资金作为担保抵押资金存到了农户的折子里，但你不能取，通过这个由农行或者信用社贷出钱来发展生产，还贷率出现一定亏损的时候按比例从担保基金中返还和扣除，金融部门解决了问题，农民有了贷款。在中国贫困地区如果没有大的天灾人祸发生，农户挣了钱是有还贷意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希望四川也能有点创造和探索。四川创造了很多经验，我建议四川省有关部门，比如扶贫办、财政、农行到别的省也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些情况，相互有所沟通。

　　第三个如何降低扶贫工作成本、提高效率问题。难点就是现在政府直接组织扶贫成本很高，因此，在新的阶段，我们想通过一些有效的办法，比如在社会扶贫的方式上通过扶持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通过非公有制部门来进行推动。国务院扶贫办和全国工商联联合签了一个全面合作的协议准备进行试点。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就是政府组织如何利用非政府组织NGO进行扶贫，这是一条新路，国务院扶贫办和中国扶贫基金会正在进行试点，就是政府的资金交给政府组织，由非政府组织公开招标，由他们来进行组织、实施、管理，政府部门进行效益评价，定准入门槛、定评价机制、定效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在这三大问题上四川省应该走在前列，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总结新经验，开创新局面，在全国的扶贫开发中作出新贡献。

　　今年下午我们要到南充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通过扶贫开发构建和谐社会的试点，这个试点很重要，我们也想通过这个试点探索一些在贫困人口、贫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达到了小康以后如何向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迈进。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难点，我们希望四川在这方面通过试点总结出一些新鲜经验来回报党中央、国务院对四川的关怀，回报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希望，也在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中能够起一点引路的作用。

　　信息来源：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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