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赵杰发自北京
“我也希望再次随队过去，但是组织上考虑到我们在那边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只能吃速食食品，担心我们的身体状况，所以我没能再去。”
刘庆说话时略显无奈，这位27岁的武警总医院主治医师在南亚地区发生世纪强震次日，便和其他48名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第一时间抵达奔赴巴基斯坦灾区，从接到任务通知到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用了不到10个小时。
如今，刘庆的队友已经接替他，组成第二批中国国际救援队在巴基斯坦开始了新的工作。“医疗队人员很多，不可能大家每次都过去。”刘庆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好惨，真的好惨！
刘庆所在的中国国际救援队是国际上最早到达南亚灾区的救援队。
“到达伊斯兰堡后，我们直接赶往巴基斯坦受灾最严重的巴拉考特镇。”这位去年刚刚拿到天津大学医科大学硕士学位的年轻医生说。
当时他们行程150公里，用了1天1夜才到达巴拉考特镇。“一路上经常需要停下来找路，因为大地震，很多路段都被毁坏了，还有比较严重的山体滑坡，四处都可以看到很大的裂缝，没办法通行，很多时候只能用很长时间一辆一辆放行。”
刘庆回忆说，在通往巴拉考特的路上，“到处都是从灾区出来的人们，他们大多都流离失所，用各种颜色的布裹着自己的衣服或者财产，要么找可以暂时安顿的地方，要么寻找亲人……”
“到达巴拉考特之后，我们马上兵分两路开始了紧张的搜救和建立流动医院的工作。”刘庆说，当流动医院陆续搭建起来的时候，“很快就不断有人前来看病了，他们有自己来的，有被亲人抬着来的……”
刘庆描述了当时看病的伤员情况：“他们有的只是轻伤，擦破了皮；但是有很多是非常严重的，有些人整个肢体已经坏死，必须截肢；有些人头上露出了颅骨；还有很多人身上伤得露出骨头。那种情景好惨，真的好惨！”
这个年轻的医生虽然参与过印度洋大海啸的救援工作，“有了很多经验和心理准备”，但是他还是用“无法接受”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中国救援队成协调中心
流动医院搭建好了，大家都紧张地忙碌着，搜救、询问、治疗、报告……有条不紊，“大家内心对刚到达时随时可见的山体滑坡和坍塌的一点点担心消失了，我们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分秒必争，赶紧救人。”
这种紧张的忙碌一直持续了12天。
后来，各国的救援队也陆续赶来，都在中国救援队附近“安营扎寨”。巴基斯坦也派了两个旅前往协助。“中国救援队组织召开了一个危害协调会议，成为当时的救援协调中心。”
刘庆告诉记者，当时中国救援队在随行地震专家的指导下，摸到了距救援中心20多里之外的一个小山村，“这个小山村外界根本没人知道”。
刘庆说，去这个山村是因为那里受灾情况非常严重。在一个志愿者的带领下，他们徒步赶到那里。“当时能够见到的大概有三四百人，有大批伤员，他们不少都需要截肢，大部分的伤口已经感染需要立即救治。”
从这个村子出来之后，“一个小男孩突然从一块大岩石后面跑出来，拉住我们的衣角，不停地叫着‘CHINA！ CHINA！'”
刘庆描述说，这个小男孩大概十岁左右，他并不会说英语，但是他认识并且会读“CHINA”的标志。“他的眼睛很大很大，但是里面藏着好深好深的忧郁。他不停地用手势和眼神告诉我们他需要帮助，拉着我们走到石头后面去。”
刘庆说，这个石头后面躺着一个更小的小女孩儿，“我们推测是那个男孩子的妹妹，从地上乱七八糟、大大小小的衣服来看，他们的父母应该是已经去世了。这个小女孩儿的大拇指受伤很严重，已经感染了，我们迅速对女孩儿进行了治疗。”
这个年轻人似乎回到了现场，他说：“我们已经走出去好远了，这个小男孩儿依旧叫着‘CHINA、CHINA'，他的感激、无助和依恋，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国家友谊与个人心灵升华
第一次救援工作结束后，中国救援队队长赵和平介绍了灾情特点和中国救援队与当地军民抗震救灾的情况，指出在救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结合中方在抗震救灾中积累的经验，向巴方灾后重建工作提出一系列建议。
巴内阁秘书伊加兹·拉希姆当时表示说，这是他自大地震以来首次听到外国救援队有关地震救灾情况的通报，也是他听到的最精彩的抗震救灾报告之一。
“巴基斯坦人一看到中国人到了，他们很感动，争相说：‘中国是我们最友好的朋友，是真主安拉把你们派到这里来拯救我们的。’”刘庆说。
能够在刚工作的时候参加这次救援工作，刘庆直言，虽然以前知道医生治病救人的使命，但是面对灾难，非常真实地体验到了珍惜生命的可贵，也最深刻地感受到医生这个职业的重要性。
“真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升华。”刘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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