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工程师杨海成
《环球》杂志记者/陈萍丽
这次神舟六号的成功发射，引发各界对其创新性和可靠性等方面的好奇。个中情况究竟如何，《环球》杂志记者为此走访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工程师杨海成教授。
从“神一”开始就是自主研发
《环球》杂志：我国的航天设备从芯片设计到装备制造等各方面，自主研发程度如何？从“神一”到“神六”，所有的控制软件都是自主研发的吗？
杨海成：在我们的飞船产品和火箭产品上，例如从计算机芯片，到嵌入式软件，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自主设计研发的，因为这些技术都是飞船和火箭的核心技术。而且火箭和卫星技术都是敏感技术，国外对这些技术进行了封锁。现在不管国外如何限制和封锁，这套技术我们都自主掌握，客观上来讲不依赖国外。
软件方面，从“神一”开始我们就是自主研发。软件、计算机这些核心技术，我们首先要自主掌握。另外，客观地讲，这方面可借鉴的东西也不多。所以一开始这套系统就是我们自己在摸索，在不断进步。从“神五”到“神六”，光飞船系统，软件就做了60多项改进，至少占到改进总数的1/3以上。软件控制系统水平往前大大跨进了一步。
《环球》杂志：我们的芯片应该说和国际最高水平还有一定距离。有很多人担心，如果芯片、底层的操作系统、源代码等都用外国的，外国人留个“后门”怎么办？
杨海成：神舟所有最底层的技术包括芯片等都是自主开发。虽然不排除个别元器件是进口的，但我们本身也掌握了相关技术。我们不排斥国外一些更新更好的东西，但肯定要经过全面的测试和验证，掌握和了解所有的技术底细。我们知道它所有的“门”，就不存在“后门”的问题。一旦我们发现它有“后门”，就肯定不会用它。
另外，飞船本身也有很多冗余系统，就是我们所说的冗余保障。同样功能的系统有三套，各有其不同的设计思路和原理，这套不行，另外一套立即顶上去，从而充分保障航天系统的安全和可靠性。
航天用产品不允许出错，航天用的芯片，可靠性和在复杂情况下的健壮能力都非常强。国人对此要有信心。
另外，飞船系统所用的IT产品，并不要求所有部件都要用最好的东西。只要满足控制要求，实现综合性能最优就可以。
《环球》杂志：这次神舟六号上天，举世瞩目。外界对神舟也有些怀疑，认为我们的神舟飞船从外型上和前苏联的飞船特别像，包括宇航服都很类似，您怎么看？
杨海成：宇航产品，例如飞船和火箭，它们的基本功能原理和基本实现方式都大同小异，因为同属一个技术体系，只是在实现的途径上可能略有不同。
有人说，我们的飞船外形很像俄罗斯的。从结构和外形上来讲，可能是差不多、有所借鉴，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也能借鉴和模仿到。但软件这方面就很难。你可以看得到它的体魄，但你看不到它的灵魂。软件和芯片就是藏在系统中的灵魂。
软件和芯片系统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因为空间通信技术的发展，信息战是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软件和芯片的可以通过给你发干扰信号，来实现对你信息系统的控制，所以这套技术必须要自主。
矛与盾的较量
《环球》杂志：确实有很多人担心，从飞船发射到回收过程中，我们会否受到各方尤其是别国的干扰。中国在这方面的抗干扰能力到底怎么样？
杨海成：我们本身在设计的思路和总体方案上，就要考虑避免这样的干扰，采取更加保密和抗干扰的措施。例如在通讯的频率、加密的处理措施，包括遥测、通信系统之间的数据处理上，都会增加很多我们自己掌握、不被别人破译的算法和传输方式。飞船系统从软件设计到硬件系统的配置和处理上，都会仔细考虑这些因素，所以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受到什么干扰。除非国外本身在军事领域实施强干扰，那就属于破坏性行为，或是空间信息战了。
任何技术你有矛，他就有盾；你有盾，他就有矛。都在较量过程中发展的。我们也在锻炼自己的抗干扰能力。而且，我们现在的载人航天飞行是一种和平性活动，一般情况下别人不会恶意去破坏，但不排除会监听。但我们不能因为怕干扰就不进行太空活动了，这就和不能因为手机会泄密就不用手机是一个道理。
《环球》杂志：对于此次发射，日美等国家动用所有资源，跟踪神六的发射和回收等整个过程。国内各大媒体对神六的很多细节报道也很充分。有没有泄密的可能？
杨海成：从目前来看，大众媒体和群众广泛关心的大部分还是普通层面上的问题，不存在泄密问题。我们所有的专家都有严格的分寸，知道底线所在。这次报道给大家感觉透明度很高，暴露的细节也很多，把航天神秘的大门打开了一扇。但这些本就是应该被广大关心航天事业的人们所正常了解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认为航天领域还应该更开放一些，让大家更多了解航天产品所蕴含的科技水平。如果光就上天和载人而言，表面上看我们和美苏差了40年。其实更多了解其中的功能、性能和技术内涵后，就会发现我们在这方面的差别是大大缩小了的。例如，我们现在软件技术和控制技术有很多和国外不相上下。这次“神六”实际着陆点和理论着陆点仅差一公里。俄罗斯是几十公里。
假如天上掉下块大石头……
《环球》杂志：我国在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非常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海成：一是国家在这个方面有很高的要求，再就是我们整体科技人员都有精益求精，有条件要干，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的精神。当然还有中华民族本身的认真、节俭、刻苦的精神贯穿其中。
在美国，航天飞机造好了就试，在天空中也可以修。中国的思维方式就不一样，所有的事情事先都要考虑得非常仔细。飞船发射前几个月，大家在实验场上反复复查，想了又想。想异常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展开很多奇思妙想甚至胡思乱想，例如天上突然掉下一块石头怎么办？
举个有趣的例子，在考虑飞船降落时怎么回避地面上的障碍物时，大家东想西想。最后说，按以往的经验，所有的飞船都不可能准确降落，要偏差几公里几十公里。我们为了避开障碍物，就把障碍物作为降落的原点，肯定就不降落在障碍物上了。
《环球》杂志：首位华裔航天员王赣骏认为，中国在“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未来更应该思索如何走出个性化的太空实验创新路线。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种创新路线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杨海成：这个提法非常好，很符合中国在整个科学技术发展中提出的自主创新的思路。所谓自主创新，就是要走与众不同的道路。航天之路，跟着别人后头亦步亦趋，永远占据不到制高点。
这种个性化创新，首先体现在目标上。中国人的载人航天所追求的目标和美国、俄罗斯肯定会有差别。我们现在的航天战略，下一步是宇航员出舱，进行舱外的活动行走，接下来就是空间飞行器在空间的对接，这些在一定时期能满足中国航天事业的目标和追求，就可以了。正是根据这样一种目标的差异和中国的实际条件，我们选择走一条多快好省之路。
第二就是在实现的技术途径和方式上，我们要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神六本身就是个性化创新的初步实践，在很多方面缩短了和俄罗斯和美国的差距。但我们要走到世界的前列，就不可能美国造了航天飞机，我们也造航天飞机；俄罗斯造了大型空间站，我们也仿造他们去建。我们要用一种更高效的跨越、更新的技术去探索太空。
我觉得王赣骏这个思路对太空探索提出了一种很有价值的期望和要求，我们国家应该在此方面去努力攀登。但同时这个要求也很高，对中国人来讲很具挑战。我们只有走出自己的路，才能不受制于人。
信息技术助飞“神六”
航天科技工业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和众多高科技，必然要求具备一流的研制开发与设计能力、精密和超精密的产品制造技术以及综合集成的系统工程管理能力，必然要求信息化技术先行一步。
信息技术在神舟六号的研制生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有了计算机软硬件信息技术，飞船才有了高度智能的大脑；有了信息技术，才使得飞船和火箭的研制有了一种可靠的手段。如果说把飞船系统比作一个人，那么信息系统起到的就是大脑、神经和灵魂的作用。
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功，需要一套严密的设计体系、制造过程体系和组织管理体系。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能力。支撑我国航天工业的工业体系是很完善的，信息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用信息化的手段保证产品设计制造的高效，并在出现问题时很快查找到问题的根源。信息技术还能使遍及全国的航天工作人员能通过网络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系统，共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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