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生部部长高强近日明确表示：解决医患矛盾关键在于医方。其认为，当前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的重要原因，主体不在于医疗资源不足和医疗质量不高，而在于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缺乏理解，不能换位思考。（人民网11月3日）

　　这种不信任表现在相互的两个方面：一是从医务人员一方来说，为防止可能发生的纠纷，让患者做了许多不必要的检查，以寻找没有责任的“证据”。二是从患者一方来说，往往从非正式的情感因素上怀疑医务人员治疗不尽力，故意“开大方”，增加其医疗费用。

　　这其中既有部分医务人员不能设身处地的替患者着想，而是较多地考虑医疗机构和自身利益的因素，也有患者对医务人员缺乏理解，不了解医学复杂性的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不仅仅是沟通上的信任缺乏，更是感情上的信任缺乏。

　　一般而言，信任产生于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个性特征的信任，即某人天生就值得信任；二是基于制度的信任，换句话说，就是有制度保证其诚信，惩戒其不诚信；三是基于信誉的信任，也就是根据某人或某企业后天形成的信誉品质而选择信任与否。从医患间的信任来看，彼此间基于个性特征的信任显然不可能，而目前又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医务人员行为，因此，让患者基于医院制度而完全信赖医务人员同样不可能。为此，患者对医院、医生的信任只能寄于其信誉，但有品牌、有信誉的医院、医生当前毕竟是少数，加上甄别成本高昂，造成当前医患关系间不信任成为主流，而信任则是稀缺的。

　　经济学上的信用研究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自利的个体理性选择假设，二是进化选择假设。其实，这两条假设也为解决医患紧张关系提供了原则和方向：一是要建立一种正式控制机制，使得医务人员选择对患者诚信要比不诚信得到利益更多；二是要形成一种非正式控制机制，使得患者相信医生要比不相信医生得到实惠更多；三是要完善一种进化选择机制，使得医生、医院诚信对待患者能最大程度获得患者认知和选择，从而争取到患者资源，实现医生个人和医院群体的竞争力增强。

　　明白了这些就可以看出，医疗纠纷增加，医患关系紧张是由于彼此缺乏信任，而信任的缺乏又在于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医务人员的不诚信行为以及有信誉的医院、医生严重缺乏。因此，在医院内部建立一套这样的诚信约束机制势在必行，而加强医患之间心灵和感情的沟通，从感情和理智上强化对病人的关怀，则是迅速树立医院品牌，增进医生个人信誉的捷径所在。相信如果医务人员能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帮助患者选择既保证医疗质量，又能够减少费用支出的治疗方法，患者必然也会理解医务人员的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