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王健君刘新宇

　　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结束了为期3天的越南之旅。这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越邦交正常化后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三次出访越南，更是胡锦涛主席第三次走访这个重要而特殊的邻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东南亚及大洋洲研究室主任翟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了此次中国最高领导人河内之旅的意义，“新形势下中越关系需要向更深的层次，更战略的层面发展。今年以来中国与印尼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菲律宾、泰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双边关系都有提升的态势。那么，中国与越南是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在战略层面上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的深度，向越南表明中国的态度，应该是这次胡主席访越的主要目的。”

　　“越南热切地希望加强、加深双边关系。机遇把中国和越南联系在一起，我们有走得更远、更近、更紧的需要。中越两国应该着眼于加强合作，建设性地促进双边关系。”越南外交部长助理阮忠诚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相信越南关注的焦点也是胡锦涛主席的关切。”

　　如果联想到中越建交55年来两国曲折坎坷的交往历程，特别是近10多年来中越关系快速积极的变化，胡锦涛主席此次越南之行背后，折射出来的不仅是中国－东盟新型战略关系对全球化进程下区域合作的成功创新，而且展示出了中国新时期邻邦战略新思维的特殊魅力。

　　因此，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教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以中越两国短时间内“化干戈为玉帛”为例，由衷指出，“近十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战略关系处理上，一个非常大的成绩就是把周边国家关系做得比以前好多了，邻邦关系形成了建国以来鲜见的稳定健康局面，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成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韩锋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也非常赞同这一点，“中国在这一地区改变了一百多年来一直受到邻国不稳定的影响，我们的西南边境目前空前的活跃和繁荣。”他认为这是中国长期坚定不移执行安邻、睦邻、富邻新思维的结果。

　　提升中越战略合作层次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在不断增强，但疑虑之心仍然存在，尤其是越南。东南亚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锡镇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称，“以前因为越南对我们不信任、处处防范，我们也就对其有些忽视。一旦形成负面循环，两国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这不符合中国建设周边安全的大战略。”

　　“从越南自身来讲，现在面临的压力比较大，特别是西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施加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想要维持自己的体制，需要借鉴和学习中国。”他认为，从目前来看，中越两国在改革方面的合作很多，尤其是越南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学习和借鉴，“但双方信任度还不够高，中国对越南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改善目前两国间低层次关系、加强深层次的互信，就成了双方的迫切需要。”

　　目前，中国和越南在一个大的方针上非常一致，就是两国都把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发展上，都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这个背景下，在1999年越南领导人访华期间，双方共同提出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十六字方针。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因为有这个共同利益基础，中越关系近年发展迅速。

　　经过与越南官员和学者的频繁接触和交流，秦亚青认为，“两国将国内经济发展确定为主要目标，这是双方关系发展的稳固基础。这个基础不但现在、而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第一位的，双方的合作可以实现长期稳定。”

　　秦亚青说，近年来中越关系的发展不仅来往频繁活跃，而且交流空间之大和内容之丰富，也是其他一般国家不能相比的，“中越合作除了经贸领先、国家关系和民间交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两党交流，党际外交非常活跃。”

　　翟也强调，“中越之间的合作比较特殊，两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具有同质性。中国和越南同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采用中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越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低于地区大国之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因为这种同质性使两国之间的核心利益更加明确。”

　　当然，双方同样也无法回避分歧，比如南海领土问题。但对双方的争议，研究者们都认为只要上述的共同基础存在，都是可以通过和平途径最终得到解决的，即使一时难以解决，也可以先开展合作。

　　中国－东盟的“双赢”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张宇燕引用《孟子》认为，处理国际关系，与大国交往，靠的就是智慧；与小国交往，靠的是仁义。在他看来，中越战略关系建立过程中，中国近年来表现出的积极、主动和注重对方舒适度的态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而这一点也集中表现在了与东盟战略合作关系的建立上。

　　秦亚青的另外一个身份是“10＋3”东亚区域合作框架下“东亚思想库网络”东亚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在他看来，东盟是一个非常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组织。“东盟这个区域合作组织超越了历史性概念，和欧盟不一样，它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等门槛。而且，即使吸收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4个国家后形成的新东盟，仍然坚持了东盟相互磋商、寻求一致、达成合作、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原则。最近在北京召开的东亚联合研究大会和东亚论坛是这一原则的又一体现。一种东亚政治文化正在出现，有助于建构东亚意识和建立共同体。”特别是其磋商原则也与西方不一样，“大家要达成一致，这个‘一致’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如果觉得不行，可以提出来，大家理解到提出者的实际困难，会将这个具体问题暂时搁置起来。”所以，秦亚青认为，在东盟内部很多原本棘手的问题可以经过磋商和妥协达成一致。

　　而且，东盟内部尽管也有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但东盟在对外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一致意见。包括对中日韩，无论是“10＋3”还是“10＋1”，东盟每次开会前都要自己开内部协调会，保证东盟内部的一个底线共识。秦亚青认为，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东盟能发挥出相当有效的作用。

　　因此，与东盟战略合作关系的建设，对中国而言，一方面可以在未来东亚战略格局变化中获得最广大的东亚国家支持和理解，另一方面与东盟合作的加强也同时会促进和保障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秦亚青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充分理解东盟和东盟的利益。

　　张锡镇告诉记者，“东盟与中国的合作进程确实很快，但并不打算跟着中国走。它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与经济活力更强的中国合作使自己受惠，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把中国当作一个筹码，提高对美国和日本的要价，通过大国的平衡来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

　　“但东盟的战略对中国有好处。中国大力支持东盟，公开让东盟主导东亚地区合作，能增强东盟对中国的信任。”张锡镇指出，如果中国与东盟关系紧密结成利益一体化，来自国际的压力就不是中国单独承受而是要分摊。“可见，将东亚凝聚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无论是对中国还是东盟，都是一种非常长远的双赢战略。”

　　所以，秦亚青认为，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中国需要用大国的气度和风范处理问题，要照顾和理解对方的利益和合理关注，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展望长远作出一定的让步。事实上，中国作了很多睦邻和富邻的努力。翟说，“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计上，中国有意让东盟得52%的大头，自己得48%的小头。南博会也是为其搭建了一个平台，使东南亚国家的商品能够进入中国市场。这些举措甚至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

　　而且，中国主动配合地区共同利益，参加《东南亚和平条约》，与东盟各国连续形成《南海各方行动宣言》，以及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结果，促动日本紧紧跟上来，通过这种竞争推动了东亚地区一体化建设。

　　“历史上东亚地区一直是大国角逐的战场，现在东亚地区处于200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现在正在形成新的发展模式，比如东亚共同体建设。”外交学院院长、东亚思想库总协调员吴建民向《瞭望新闻周刊》指出了一个新的趋势，“现在在这一地区，大国之间的角逐逐渐转向大国之间的合作。”

　　睦邻需安邻、安邻需富邻

　　“以大国气度施仁义之举，用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创造和平、稳定和健康的邻邦战略合作环境。”秦亚青认为，这是近年来中国东南周边环境空前繁荣、活跃和稳定的重要原因，这个经验也是中国邻邦战略的主要内涵。

　　按照秦亚青的分析，一个国家的国际和平环境可以分为三环，“第一环是周边，第二环是地区，第三环是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大国，只有这三个环境都第次稳定，才能保证一个和平良好的发展环境。”

　　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安排国家大政策，第一位的就是周边。秦亚青介绍说，“改革开放后，中国整个大的战略目标改变了，主要讲合作，中国周边环境开始改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把周边安全理解为一种相互安全。”

　　“换句话说，我不是以牺牲你的安全来换取我的安全，是有了你的安全，也就有了我的安全。”秦亚青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改变，“基于此，国家在大的政策安排上，提出了安邻、睦邻、富邻的周边安全思想，开始在邻邦战略合作上从单向安全走向一种相互安全基础上的共同安全、集体安全。”他指出，9月份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发言，就明确支持集体安全。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周边多边集体，不但参与、而且推进组建。目前，中国在周边组建和推进了两个大的地区组织，一个是上海合作组织，另一个是东亚一体化。在秦亚青看来，上海合作组织是从安全发展到经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从经济合作发展到包含安全的内容，两个方向都深刻包含着睦邻、安邻、富邻的新安全观。

　　“毛主席有一句话，国际关系不仅要好看，而且要好吃，经济利益就是国际关系中‘好吃’的那个部分。”梅新育指出，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是健康稳定的国际关系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健康发展的经贸关系可以促进政治关系，在政治关系出现暂时波折的时候，巨大的经贸利益可以发挥缓冲作用，避免政治矛盾过度激化；而经贸往来中的矛盾和摩擦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又可能危及政治关系。”

　　他认为，“我们对越南、对东南亚或者说对整个周边国家要做的就是，通过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投资、货币金融等领域的全面合作，增进双方的互利合作，一方面密切东亚经济体内部的关系，另一方面推动东亚经济体以集体力量扭转过度依赖于美国的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改善整个东亚在国际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

　　现在，尽管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仍然抱有疑虑，但在中国邻邦战略新思维的作用下，这些疑虑一直在下降。秦亚青认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纪70年代成立、基于反对中国的东盟，现在却是与中国战略合作最好的国际组织之一。

　　“中华民族的化解功夫是很高的，这种化解之功于我于人都有好处。”秦亚青最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中国这种基于化解恩怨和障碍的“安邻、睦邻、富邻”政策，“会在相当长的时间持续下去，包括到2020年的整个战略机遇期，以及超越战略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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