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曲力秋
《中华工商时报》10月26日发表的对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专访——“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近日继续在媒体上发酵，种种迹象表明，这场由“5个论”引起的争论很可能是2005年中国思想界最大的一次争论。11月2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李华芳的文章——“丁学良不是学经济的，门外汉讲话有点直”。本来对丁教授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作者文中的一段话让笔者感到不可思议——“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有些媒体要说经济学者的事情，却去采访社会学家呢？虽然说有‘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的说法，但这很可能是针对天才而言的，大部分情况下，纵然不是‘隔行如隔山’，也是‘术业有专攻’的。”考虑到这一观点在时下颇具代表性，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此做出回应。
纵观人类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来自其他学科乃至其他国家文化视角的观察，能够跳出既定的分析框架，从一个全新的观察和比较视角，来解读人们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的日常事物，从而捕捉到一些发人深省的文化亮点。
19世纪30年代初，年仅25岁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Ｃ．Ａ．ｄｅ．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在美国访问了9个月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他写成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成为美国人理解自身文化的经典范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来自欧洲大陆的学者似乎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与《论美国的民主》较为相似的另一部著作，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潘乃德（Ｒｕｔｈ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的《菊花与刀》。
《菊花与刀》是一部受命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制的问题。美国政府将这两大问题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潘乃德研究。这项研究于1944年完成，并在1946年以《菊花与刀》为名发表。《菊花与刀》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人甚至认为正是通过这本书他们才真正了解了自己。
应该说，正是不同学科、不同背景思想的相互交流和碰撞，才将人类思想史熔铸成人类历史上一部辉煌的史诗，并使得人类文明具有了蓬勃向上的精神和动力。
在过去27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中国经济学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和机遇，成就了他们的辉煌与知名度。与此同时，中国思想界长期由经济学人独领风骚的局面，也滋养了他们中一些人唯我独尊，听不得其他学科不同意见的傲慢与偏见。在中国的经济学界，虽然我们很难找到像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Ｋｅｎｎｅｔｈ 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这样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甚至历史、法律的大学者，因为我们的经济学人从未意识到他们需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不同的知识养料，但却绝对不乏笑傲江湖、睥睨群雄的霸王之气。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过去一系列的改革失误，往往与参与这些改革政策制定的经济学人过于狭窄的知识面，以及压制其他学科不同意见有关。
对于“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一文，笔者认为丁学良教授最引人思考的一段话，并非所谓“5个论”，而是“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国很多所谓的经济学问题其实都不是经济学问题，在国际上，这些问题属于其他学科研究的领域，就是因为不让其他学科讲话，才出现了搞经济研究的人什么都可以谈的情况。再加上在中国，经济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科学，所以很多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和讨论方式，最后都以经济学的名义在说话。这样提出的建议和对策不出问题才怪。”
因为种种原因，公众和媒体将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5个论”上，这当中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因素。笔者深信，这场起源于“5个论”（或中国经济学家水准）的讨论，绝不会长时间流连于这样浮浅的水平。讨论一定会走向深入，并可能以对改革中一些失误的反思和改革路径的进一步探讨为尾声。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经济学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所做贡献有目共睹，不容否认。客观地说，如果将改革的一些失误完全归咎于他们，显然有失公允。但是，如果当改革已经付出沉痛的代价并使许多百姓陷于困境从而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些改革的合理路径之时，一些经济学人仍然摆出“不与无耻者论战”的姿态，大谈什么“社会学家不能说经济学家的事情”，笔者不得不大声地问一句：“是谁给了你不让其他学科说话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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