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2005年北京大学研究生工作研讨会上，常务副校长林建华表示，北京大学要通过全新的培养定位——努力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创新型领导人才。相应地，未来北大研究生规模可能不像现在这样动辄万余人，而是本着“少而精”的原则精雕细琢一批能够登上时代塔尖的杰出人物。（11月10日北京晨报）
“教育是培养有美德的公民，而不是特权阶层”，当这样一种教育逻辑渐渐流传的时候，我们想象素以自由民主形象示人的北大，应该担当引领这种教育风向的重任。然而现在，北大却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古老的教育哲学在北大校园的风行，让我不得不质问：考上北大研究生与范进中举何异？
“野无遗贤”，是中国古代兴科举的理想境界。这种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寿终正寝的取士制度，其目的就是把纤野巷陌的各色人才吸收到上层社会中，替统治者掌管家国。科举之所以遭到历代有志文人的咒骂与唾弃，就在于它是培养脱离基层社会的统治人才。在一种“学而优则仕”的利益指向下，无数文人墨客就会矢志不移的寒窗苦读，直到有一天金榜题名。而范进之流“一旦中举,喜极而疯”的悲剧就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发生。
北大的先辈们，深知科举的流毒之深，一度为铲除科举而振臂疾呼。不幸的是，今天我们看到科举的暗影在北大阴魂不散。在“创新型领导人才”的研究生培养方向的指向下，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副不详的图景：先是无数人为了“治人”铁了心报考北大研究生，不惜苦痛的一而再，再而三；再是少数幸运儿考上北大研究生后，就以“劳心者”作为角色定位，一种处尊养悠的王者心态油然而生；最后是一旦现实与预期不符，巨大的失落就会蜂拥而至进而自暴自弃，北大才子陆步轩卖肉，就是一典例。
和科举一样，“创新型领导人才”的研究生培养定位，归根到底是一种坐享其成式的精英教育。在这种教育下学生收获的不是“理解”与“同情”，而是“傲慢”与“偏见”，这种教育理念的成果是特权阶层，而不是一个公民。薛涌博士曾举例：人称进了耶鲁法学院，一辈子不用为前途操心，而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只有三分之一能够说这样的话。可他家附近就有耶鲁法学院毕业生，在经营小一家熟食外卖店，当地并没有人为这件事大惊小怪。而陆步轩卖肉，却在国内一石激起千层浪。
美国任何一个三流大学，也会告诉自己的学生：上大学仅仅是人生的开始，并不是人生的顶峰和终结。你要为生活中各种出其不意的挑战作好准备。而北大的研究生却被告知，毕业后一定要被委以重任，而不能回到草根社会。可以想见，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栋梁”要是不被人家采用，他们将会是怎样的失落进而自暴自弃。
-- 给编辑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