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央视《新闻30分》报道，身为民政部司长的王振耀通过中华慈善总会为慈善事业捐款500元，按照规定可以享受税收抵扣款50元整，但是要拿回这50元，却要办理10道手续，历时两个月。王振耀感叹道：像我一个负责全国捐赠事物的司长，是直接负责的，别人还没法和我比，一个社会一般的平民百姓呢？我怀疑是不是要用一年，甚至根本就没法执行？

　　王振耀的遭遇在讲究效率的当下，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那么，我们的公共管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行政流程繁琐复杂如斯，竟然连深谙其中游戏规则的司级干部都苦不堪言，而要在媒体上主动“呛声”？可以看出，这个事例不仅解释了中国慈善捐赠长期萎靡不振的一个原因，还揭示出目前我国公共管理中的理念误区。

　　在现代社会，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也正因如此，人们才甘愿将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一部分钱作为税收上缴给政府，以供其运作之需。基于这种关系，政府在接受税收的同时，就相应地承担着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并尽可能地提高管理、服务水平的义务。

　　然而，长期以来，受全能政府理念、官僚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某些政府部门的自我定位、管理思想、管理行为偏离了它们本来应该朝向的方向，从而直接导致这些部门的制度安排等一系列行为出现偏差。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发生的个人、企业到政府部门办事，经常遇到手续繁琐、缺乏告知、程序僵化、态度恶劣等现象，正是这种政府公共管理“异化”的种种表现。应该说，这次王振耀司长的遭遇再一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类似的公共管理问题务必及早解决，必须以公共管理创新的理念、技术、手段来加以彻底改造。否则，如同本例一样，无论出台多合理的公共政策，都无法在真实世界中得到顺畅、完全的实现。

　　王振耀的遭遇本质上更反映出我国某些部门的公共管理尚未从“抽象管理”走向“具象管理”。“为人民服务”中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虚无飘缈的概念，而是一个个步履匆匆到政府部门办事的个人、企业、团体，他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需求、感受。对政府而言，其自我定位首先应该是为这些具体而细微的个体“人民”服务，而不是紧守着抽象的概念；其制度设计的理念应该是为这些普罗大众的利益和方便着想，而不是为了机关人员们的舒服；其具体的行政流程设计应该多方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而不是想当然地拍脑袋、或者是“因人设序”。

　　发达国家方兴未艾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将政府治理框架中的“公民”概念转换为“消费者”概念，其实正是体现了这种“抽象”到“具体”的变化，其效果无庸讳言。可见，如果只从政府公共管理而论，世界各国政府部门的管理实有殊途同归之妙。

　　十一五规划已经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头戏”，包括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等。在“以人为本”已成为治国理念，同时也成为全社会共识的今天，我国新时期的公共管理确乎应该放弃一些陈旧的模式，以“抽象”到“具体”之变来适应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解决国家公共政策现实执行之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