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昨日第2版)。这些年来，一发生类似的社会危机，我们就很快会想到信息公开，想到应急机制，想到政府责任。公共部门在危机治理中的角色，是社会舆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而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再造，则是这些年来政府和学界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然而，公共危机就仅仅是公共部门的事吗？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在湖北81名伤者中，其中78名是学生，他们不是因为地震受伤，而是因为在避震时拥挤、踩踏造成的。面对公共危机，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次禽流感疫情，在一些疫区，许多养鸟的、养鸡养鸭的，面对政府的捕杀令，他们藏着不报，甚至偷偷摸摸运到外地出卖，无形中将疫情扩散。

　　理性的国民危机意识是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基础，缺乏这种意识，再好的危机处理机制都于事无补。我记得不久前，北京做过一次“大学生公共危机意识”的调查。调查发现，高校大学生对“犯罪危机”的警惕性最高，但在地震、疫情等灾害上，危机意识却十分薄弱。许多学生根本就不认为这会发生在他们头上。对于地震，大学生对其发生原理说得头头是道，但一具体到如何逃生上，却十分的苍白。大学生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工人、农民和中小学生了。国民公共危机意识的集体欠缺，往往使得他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要么警惕性不高，要么惊惶失措。

　　除了公民个人，参与公共危机治理也是媒体的重要责任。媒体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毋庸置疑。而且，媒体提供的大量信息和建议更为宝贵。他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扮演着的角色，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和民众两者的共同“代言人”，是政府和民众沟通的桥梁。

　　应对公共危机，企业同样不能轻视，它们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是双重的。一方面，作为危机中的一分子，他自身得应对危机的来临。另一方面，面对天灾人祸，企业是利润优先还是社会责任优先，是发灾难财还是公益诉求，这都是公共危机背后企业所要面临的抉择。有专家说，公共危机下的企业行为与一个企业的价值观，与一个企业的企业伦理紧密相联。企业如何在公共危机中化“危”为“机”，甚至为企业品牌的长期建设“添砖加瓦”，这些，正是企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