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政
第一次直面“艾滋病”
去年6月,身为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生的樊建东首次向中国艾滋病援助基金会提出申请,希望能为阜阳地区的艾滋孤儿和生活在艾滋村的儿童建立档案,以便对这些孩子进行帮扶。今年4月,在基金会的资助下,樊建东走进了阜阳的一个拥有多名艾滋病患者的村庄。
尽管从小就在阜阳长大,也经常听人说起艾滋病,但真的走进这个村庄时,樊建东还是感到了莫大的震惊。他所接触的两个有艾滋病感染者的家庭,都是因为卖血感染上艾滋病的。
“在卖血贩子的蛊惑下,我就不由自主地尝试了一下,谁知这卖血就像吃鸦片一样有瘾。”艾滋病感染者张先生告诉樊建东,在尝到了卖血的甜头之后,他就一直在卖血。村里有一些人甚至卖了一个月的血,他们的血液粘稠度已经很稀了,但为了能不停地卖血,他们还不断地喝生理盐水。
卖血的结果是盖起了房子、改善了生活条件,还有就是感染了艾滋病,最终生活在几乎被别人遗忘的角落。
“一袋血50块钱,我只卖过一次,就被感染了。”艾滋病感染者王先生始终重复着这句话,他的哥哥也是因为卖血得病死了,嫂子也感染了。2003年的时候,他全身的皮肤都溃烂了,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去检查,并得到了最不想听到的结果———感染了艾滋病。
“当时真的很难受,非常想离开家。别人都躲着我们,看不起我们……”王先生的妻子说,“很长一段时间自己都不能接受,后来想想并不是他的错,就留下来了。接着他就得到了政府的免费治疗,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不仅可以正常生活,还开起了三轮车挣钱。”
[感触]这是我第一次和艾滋病人正面接触,患者的家人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吃饭,尽管自己也知道共同进餐不会造成感染,但是同行的伙伴还是无法接受。最后我只能找个理由———“还要走访其他的艾滋病感染者家庭”离开了。真的很抱歉,第一次竟然被自己打败了。
他们更缺的是理解
今年5月,樊建东跟随中国艾滋病援助基金会再次来到阜阳的艾滋村。这次他见到了100多名孩子,他们中有的自身携带了艾滋病毒,有的父母感染了艾滋病,还有的父母已经因病去世。
给樊建东印象最深的就是叫乐乐的小男孩。乐乐的母亲感染了艾滋病,所以乐乐一生下来就携带了病毒,但直到最近两年才查出来。因为身体内免疫功能被破坏,乐乐常常感冒、发烧,一个星期只能上两三天学,剩下的时间就是和病魔打交道,上学也成了他奢侈的梦。
在和乐乐的聊天中,樊建东无意中发现乐乐也曾经抱怨过父母,为什么让他得病,同学们都不愿意和他玩,再后来他也不愿意和别人交流了。但是这些心里话,他从来不对父母说,也从来没有向父母追问为什么自己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不上学的时候,乐乐就一个人静静地在小水坑里玩水,似乎只有这才是真正属于他的快乐。
[感触]看到乐乐的时候,我确实震撼了。甚至不住地埋怨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其实他要求的并不多,只是希望能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但现实无情地拒绝了他。“如果可以,我真的很想好好地陪他玩。”
和“艾滋村民”吃面条
今年暑假,樊建东和安徽医科大学的“抗艾”小分队来到界首市的艾滋村。
小分队到每个村子调查的时候都是由一个艾滋病向导领路的,但有一个村子对艾滋病人的歧视,还是让樊建东着实吃了一惊。在这个村子里,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艾滋病检查,怕查出问题。有过卖血经历的人只查了三分之一还不到,都是因为环境所迫。
为了让其他村民消除对艾滋病的误会,小分队的人决定和有艾滋病的村民一起吃午饭。尽管只是加了荷包蛋的面条,但是却给一直忌讳艾滋病的其他村民吃了一颗定心丸,有不少村民还在门外偷偷摸摸地看。吃完饭,樊建东等人趁热打铁,用村里的广播做了一次宣传。
[感触]那是我们第一次和艾滋病感染者在一起吃饭,想到那个场面真的很感动。有时候,一个动作真的胜过千言万语。
因“抗艾”而“欠债”
从最初接触艾滋病患者到后来毅然踏上“抗艾”宣传的路途,几乎每一步都充满艰辛。到目前为止,让樊建东最尴尬也是头痛的事,就是经费不够用。
因为经费不足,暑假在界首某镇调查的时候,樊建东和同行的人晚上只能住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没有床,就把课桌拼起来,睡在上面。洗澡也是很麻烦的事,小分队里的女生告诉他,她们被带到一个空旷的大院子里,然后有个阿姨给她们烧了一大锅热水,让她们就在院子里面洗。就算这样,女生还算得到了优待,男生直到晚上10点多,外面没人的时候才能到井边洗凉水澡。
每次去调查,樊建东和同学们都很想给孩子们多带去一些文具和食品,但“没有经费来源,我们有时候只能借钱搞调查。”樊建东给记者算了一下,他前前后后六次去阜阳调查艾滋病患者状况,除了第一次和暑期那次是接受外界的资助,其余4次都是自己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有些时候还要向同学借一点,“现在还欠了一屁股债呢”!
[感触]不管怎样,我还是会坚定地走下去,艾滋病患者需要更多的关注与理解。长期遗忘他们,受害的将是这个社会。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姜志远 本报首席记者 章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