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12月1日电 台湾《联合报》昨天发表社论《不只是弊案，高捷案更是民主法治的大骗案！》。文章指出高捷案之所以引发如此巨大的震撼，不仅是因揭发了一桩弊案而已，更是揭发了民进党所标榜的民主法治的大骗局！

　　社论表示，高捷案若仅是一个传统型的弊案，那只是某些政商的个人败行而已；及至东窗事发，司法机构亦能扮演起执法惩奸的角色。一般传统类型的弊案皆类如此，如伍泽元、刘松藩之属。

　　但是，高捷案不同。它绝不是个人层次的官商勾结，而是上起“总统府”下至高雄市政府的政治及行政运作，与弊案的操作，像麻花一样地搓在一起的结构性大弊案。而且，待其东窗事发，司法机构在执法惩奸上的表现，亦极令民众失望。质言之，这是民主与法治的双料大破产。

　　社论指出，若无泰劳暴动，高捷案即不可能揭发，这正反映了民主法治机制的破产。因为，其实在泰劳暴动之前，高雄市议会对弊案即曾多次检举，且那些检举如今皆证实无误，但民主议会的机制却未能及时阻挡弊案之恶化；同样的，在泰劳暴动之前，高雄地检署亦多次获得对高捷弊案的告发，却甚至连“公办六标”的标单皆未查过，即草草签结了事。由此可见，当年的高雄地区，在民进党中央及地方双层主政下，政、商、检调，俨然已是一共生结构；民主议会无制衡之力，司法检调却有包庇之功；正是在这样“绿手遮天”的情势下，高捷案始有可能演变到如此无法无天的地步！

　　检视高捷案“政府╱商家”的“麻花结构”，足可令人毛骨悚然。例如，政商勾结，竟然可使“中钢”董事长林文渊不兼任高捷董事长，而令高捷沦为由出资仅七亿的陈敏贤所主导的“副董事长制”。又如，政商勾结，竟可使禁用外劳的“劳委会”，发给高捷公司一张“地区对地区引进外劳”的“特许状”，进而使高捷可以凭此排除了其他外劳仲介业的竞争，而将全案交由完全不适格的华磐公司操作。再如，高雄市政府核定排除“政府采购法”的一纸关键性公文，竟然是由捷运局长周礼良与高雄市长谢长廷两人“私相签定”，绕过了正常公文程序；类此种种，不一而足，完全破坏了民主法治的“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这难道是法治的应有表现？又岂是民主的应有修持？

　　社论认为，高捷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震撼，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弊案，正因它对民主道德的彻底背叛，亦因它对法治原则的彻底践踏。直截了当地说，高捷案的爆发，证实了民进党过去所标榜的人道、清廉、民主、法治，皆是一场大骗局而已！

　　社论强调，这不是一桩个人贪渎舞弊的个案，而是上自“总统府”，“中经公共工程委员会”、“劳委会”，下至高雄市政府，与嚣张无状的商家所形成的“麻花结构”；这岂仅是一桩“弊案”而已，而根本是对民主道德与法治原则的彻底摧残，不啻使民进党政府所标榜的民主法治成为彻头彻尾的大骗局。

　　高捷案发，固然印证了绿色执政下民主法治的破产；不仅如此，迄今在追究高捷案的真相与责任上，亦未见主政者维护民主法治的诚意与决心。自“劳委会”至“总统府”的“行政调查”，皆在“损害控制”而已；检方的起诉书，则是避重就轻。这无异是火上加油，更是对民主法治变本加厉的摧残。

　　社论最后说，正因如此，高捷案始会造成如此巨大的震撼。因为，台湾民众不仅因真相受到掩盖而感到不满，更对民主法治所受民进党上自“总统府”下至高雄市政府的惨痛摧残而感到愤怨难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