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制”良兆已开，国人无不为之鼓呼庆幸。有错问责，扶正驱邪。“无为”问责，鞭挞庸懒，使庸懒者亦受到鞭策。湖南岳阳市对21名“混混”领导和党员干部追究“无为”责任，就收到了好的效果。

　　近年来，在某些机关和党员干部中，丢弃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滋长了一种极不正常的“和平共处”歪风。“上级对下级拢着哄着，同级之间捂着护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拢、哄、捂、护、捧、抬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懒官、庸官、“太平官”，贻误了党的事业。

　　我们的干部队伍之所以有那么些不求进取的懒官，无所作为的庸官，混时度日的“太平官”，除上面提到的“六字”现象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对干部放松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使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逐渐淡漠了。另外，我们在干部的管理上也只偏重于对错误的追究，而忽视或忽略了对无为者的责问，形成了一个纪律、法律管不到的“空白地带”，从而使一些碌碌无为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贻误党的事业。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为其实也是一种腐败。

　　“无为问责制”是解决公权力不作为和无所作为的“紧箍咒”。一些地方推行后颇受人民群众欢迎，它表明这些地方的党委在切实履行党管干部的责任，通过“无为问责”，鞭策和激励干部奋发有为、积极进取地为改革发展大计出力献智。

　　问责是一种权力行使的责任保证制度。它要求公职人员或公权机构在接受公权赋予的同时，要承担相应责任，负责任地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不得玩忽职守。

　　就全局而言，问责制特别是“无为”问责，在我们的政治民主生活中目前还没有形成氛围，见效不大。这就很有必要在制度上做出硬性规定，使问责制从权力性问责向制度性问责过渡，并使其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要建立完善的司法制度和相应的有限政府制度、强有力的公民权力保障机制，营造主动问责、强力问责的良好环境，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问责。

　　《左传》中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孔夫子教人要努力有所立以求不朽，我以为推行“无为问责制”，正是历练和造就我们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朽、业绩昭彰的有力保障。

　　（张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