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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流浪的哲学家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5-12-13 10:45:23· 来源：
从印尼到东北，从香港到法国，华人哲学家走出思想苦旅
人物
高宣扬杭州人，华裔法籍哲学家，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第十大学及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东吴大学任教。现为上海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及社会学系教授。
已发表《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哈贝马斯论》、《萨特传》等20多本专著，曾主编《西方文化丛书》、《人文科学丛书》、《研究与批判丛书》等，目前，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在推出其《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等六部专著。
记者手记
采访，是在高先生的一轮魔鬼训练式的巡回演讲行程中抽空进行。主办方“穷凶极恶”地把演讲活动安排得极满，从11月29日至12月4日，几乎每天都有三场演讲，而且分别在北京的三地，有时候甚至需要穿越整个北京城区去做一场报告。
我曾经询问过主办方，这个活动行程安排与高先生商讨过吗？主办方连连后悔地说：“我当然是与高先生有过沟通，他说安排密集一点没有问题。我不应该让他这么辛苦的。”高先生也宽慰我道：“没关系的。”他的手明明都已经冻得几乎皲裂。
如其他许多大家一样，高先生为人极谦和淡定。只是，当他向我说起过往的苦难经历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一边掩饰情感一边自责：“我怎么这样啊？我平常不会这样的……实在是太痛苦了！”极力地压抑感情而不能之后，他立起身来，走远几步，背对着我站了好一会儿，仰起头不让眼泪落下来……高先生说他特别喜欢他在法国的那个住所，因为走出门去就是一片广袤的森林。他说希望在他辞别人世的时候，能够埋葬在那片森林里，碑上写：一个流浪的中国哲学家。“你觉得哪儿是你的家呢？”他摇了摇头。在印尼、香港、台湾、法国……他都被视为中国内地来的人，回到内地，人们却都当他是海外的学者。 都说苦难出诗人，高宣扬的眼神告诉人们，苦难也出哲学家。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印尼的童年留下苦难记忆
我的父亲是杭州人，他毕业于暨南大学，1922年就去了印尼，1932年他回国娶了我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院的母亲，他们一起在印尼执教40多年。华侨教师与华侨之间的关系都很好，教师很受大家尊重与爱护。如果没有战争，我们一家人会在学校生活得十分安定平静。
1946年左右，日本刚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原来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印尼宣布独立，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日本之前殖民统治过印尼的荷兰趁机入侵印尼———每逢遇到这种重大政治经济危机时，华侨就会受到迫害。
在那个战争年代，这种迫害，既是为了借机转移印尼人对当权者腐败行为的注意，也是想要抢劫华侨的钱财。所以，在我六七岁时，便遭遇了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事情，虽然我那时还不懂事，但我已经能够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流浪儿。
我记得是在一个夜晚，周围一片漆黑，军队喝令我们挤上一辆很破的牛车，那辆牛车的木头车轮直径大约有1米长，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车轮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牛车在夜里走了七八个小时，小孩大声地哭闹、父母们都发出很悲哀的叹息，那种气氛非常凄惨。车停下后，我们才知道被送到了深山老林。
我们被赶下车去，被勒令住到一个废弃的塑胶厂工人宿舍。
我们一家6口人分到了一个2平米大小的角落，我们小孩子很快睡着了，但父母都担忧得无法入眠。第二天，我醒来看到阳光照射进来，发现外面倒是很美的大森林，成群的猴子和松鼠跳来跳去，我很高兴地跑到树林里和小动物们玩，蛇跑了，我还去追它，一点也意识不到危险的存在。
在那个地方，任何人不许离开，而且没有衣食来源，只能去森林里挖野菜糊口。我是家里的长子，父母在四个孩子里最疼爱的是我，这让我感到责任重大。虽然我那时才6岁，但能够为家里人去挑水砍柴是令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
下定决心要回到中国
我不知道，更大的灾难在等待着我们。母亲很快病倒，后来才知她患的是霍乱。我除了每天砍柴挑水、还要照顾3个弟弟妹妹。我们只有2平米的地方，我要负责白天卷起被子，晚上再把它铺开。母亲病了，夜里需要休息，我们晚上就坐着，让母亲睡觉，等到白天再轮流睡一会儿。如此很苦地过了七八个月。
突然，我们又被勒令搬离那个工人宿舍，说为了让荷兰人来之后也没地方住，要把那个宿舍也烧掉，我们要被运到一个更深的老林里面去。别人都出来了，惟独我的母亲病得太重，没法走路。房子马上就要烧起来了，幸亏当地的一个好心的印尼百姓帮忙才把母亲背到了外面。
当时是三更半夜，我们刚走出来，天上就下起了倾盆大雨，房子被烧后燃起来的大火通天而上，那个情景在我脑海里永远也抹不去，真是举目无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其他华侨都走了，我们因为患病的母亲没法跟过去。当地一个印尼人向我们伸出了援手，他是一个咖啡店的老板，他叫我们先到他家养好母亲的病，再去和20公里外的华侨会合。
我们在咖啡店老板家住了六七个月，他待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不被准许留在当地，必须去和其他华侨一起接受统一管制。临走时，我们一家与善良的咖啡店老板一家结拜了兄弟。
我们与其他华侨会合不久，荷兰就全线占领了印尼，没人管华侨了，我们走了几十公里的地回到原来的家。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了决心要回到中国。
定居东北考入北大学哲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爱国华侨纷纷组织观光团回国参观，回来后就激动地给我们讲述中国的变化，还带回来一些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加速了我回国的决心。
1952年，我13岁。我归国求学，并特意选择了享有“老革命根据地”荣誉的东北，也就是说，我从热带零上20多度一下子到了北温带寒冬零下20度的地方，从天天吃大米到顿顿吃高粱和窝窝头，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还自己补袜子、缝被子。
高一时，我第一次读到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学到了第一个哲学概念：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高理论总结。正是这个哲学定义促使我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我以每门功课都是5分的成绩考进北大，怀有的信念是要掌握人类累积的所有知识，然后报效社会和国家。
从1957年一直到1962年，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读书与劳动不断交错的过程。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社科院。
赴香港狂写二百万字
1978年3月5日，我带着一家人经深圳罗湖桥去香港。1952年，同样是这座桥，不过是反方向前进。
我并不喜欢香港，因为连香港人都说香港是文化沙漠，我不能找到发挥我文化能量的地方。但我却在香港受到了很好的照料，香港人给很高的稿费让我写文章，我决意要筹钱去欧洲，于是拼命地写。
其实，早在读大学时我就积攒了很多材料，欲待毕业之后写专著。在香港的一年半内，我连着写了200万字，出了8本书。一类是对西方当代思潮的介绍，譬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一类是传记，譬如《萨特传》等等。
我日以继夜地写，就好像积压的水一下子喷薄而出，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感觉自己是如此地年轻而有力，白日里下笔如有神，晚上头一挨枕头马上就能睡着。我的椅子上蒙着的布面在一年多之内换了两次，因为都被我坐烂了。
我很快就存了几十万的稿费，于是向欧洲的大学报考博士学位。我选的导师是巴黎帝国大学的亨利·毕洛，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大吃一惊，没有想到我是一个中国人、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而且是一个已经写了不少书的学生。
来到巴黎与德里达共事
我到法国的那一年，“后现代”的哲学概念刚刚被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提出来。我一到巴黎就选择了尼采哲学，他们都感到很奇怪，其实我一直以来对理性主义哲学就很重视，在香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弗洛伊德。
1983年，密歇根总统委托德里达创办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那个时候，德里达53岁，已经是很有名的哲学家了。我向这个研究院递交了申请。德里达叫秘书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与他会面，他对我特别热情，还对我说，他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不够，要改造西方哲学就必须从中国哲学中寻找文化启发。
我成为了国际哲学院惟一一名主持研究工作的中国人。德里达鼓励我好好研究中国语言和中国哲学，可惜的是，我在国内时并没有能够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虽然，德里达后来曾经说过：“中国没有哲学，只有中国思想。”这句话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但实际上德里达对西方哲学也不感兴趣，他认为思想才是我们应该寻求的对象。
1988年的时候，我曾经陪同外国专家回国参加过一次会议。到武汉机场的时候，我很惊讶，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国内的机场还这么破旧？更令我难堪的是，那位专家想去洗手间，我们到处找都没有找到。一问才知，洗手间还没有修好。
现在，我担任上海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经常会回到国内。每次回国，我既激动，又有迷惑和忧虑。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免不了会有很多问题，希望今后很多事情可以发展得更好。
口述：高宣扬
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新京报》新闻热线：010－63190000 、010－960963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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