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人：
患者
蔡永波的叔叔
蔡永波的丈夫
北京市普仁医院医生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居民
北京市体育馆路街道居民
张万明 北京同仁医院保卫处
王宁利 北京市同仁医院 副院长
彭晓燕 北京市同仁医院眼科 主任医师
章友康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
李亚兰 北京市普仁医院 院长
姜铁绪 北京市普仁医院 主治医生
王燕丽 北京市体育馆路医院 院长
周子君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 教授
于宗河 中华医院管理学会 副会长
毛群安 国家卫生部办公厅 副主任
白岚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医疗社区服务中心 院长
张愈 天津市卫生局 局长
赵玉凤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医疗社区服务中心三段社区服务站 站长
演播室：
这段时间，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不看病，从找医院到起早挂号、排队住院，再到找关系托朋友，难，恐怕是很多人的切身感受，那么现在我们看病为什么会这么难? 症结在何处？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记者串场：现在是清晨六点三刻，北京的大多数居民恐怕都还在睡梦之中，但是在同仁医院的挂号处门口却早已排起了长队，这种熙熙攘攘的场景好像又让我们回想起了当年那个凡事都要凭票的短缺年代，老百姓今天看病为什么这么难？我们的调查就将从挂号开始。
记者：您是从哪里来看病？
患者：我是从内蒙过来的。
记者：哪儿？
患者：内蒙。
记者：内蒙，来瞧什么病啊？
患者：看眼睛。
记者：这是第一次来吗？
患者：来了好几次了。
记者：为什么我看您拖着箱子呢？
患者：早上刚下车，五点多。
记者：五点多，从哪儿来啊？
患者：天津。
患者：俺是安徽的，今儿个一点钟就慌着来排队，到时候还不知道能不能排上。
记者：你今天是谁替你排队？
患者：俺的小孩，俺闺女，她在里边呢？我也不知道。
患者：太难、太难，从东北来我们到同仁医院看眼睛，好几天都没看上，就这么费劲。
解说：北京同仁医院是一家以眼科闻名全国的大型三级甲等医院，每天从全国各地和北京市来这看病的患者超过5000人次，其中看眼科的就达2000人次。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同仁医院，北京的很多大医院都是这样。这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每天早上从五六点钟开始，排队挂号的患者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记者：第一次来，您这次有把握挂上号吗？
患者：我哪儿知道，这么多人，搞不清楚。
患者：我们已经三个礼拜没挂上。
记者：您来这儿多长时间了？
患者：来这儿有十多天了。
记者：来见到医生了吗？
患者：没见到，就想下午见。
记者：那那十几天都在北京干什么呢？
患者：住着嘛。
记者：就等着挂号。
患者：等着挂号。
解说：人们起早贪黑排队挂号，都想挂个专家号，但是专家一般每周出诊一到两次，每次半天时间，一位专家出诊一次的号也只有15－20个，如果一次挂不上，就只有等到下一周。
患者：我看一年了，你想想有时候来几次，我来了也挂不上，今天我就挂一个五块钱的普通号。
记者：挂普通号是不是能容易点。
患者：不容易。我这腿实在不行，求人家，说不光荣的话，加个塞，不然我今天又看不上有时候我托人都挂不上，票贩子12点来排队。
记者：您来这儿挂号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号贩子？
患者：我那会儿想挂专家号，心里特别着急，问他多少钱，他有的要200的，还有一个要500的。
记者：您好，能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
张万明：号贩子。
解说：在同仁医院、协和医院、北大医院、北医三院等北京各大有名的医院都有大量号贩子以倒卖专家号为生。
号贩子：我不卖。
张万明：你不卖，你干吗呢？
号贩子：别人叫我给他挂一个号。
张万明：谁让你挂的？
号贩子：有人叫我挂。
张万明：一回给你多少钱？
号贩子：20。
张万明：他来了一挂，挂完了就这个给号贩子了。
解说：为了弄清号贩子的活动，记者暗访了一些大医院的挂号处。为了挂到专家号，很多患者从前一天傍晚就开始排队，而在这些排队的人中就有很多人是号贩子专门雇来的。虽然很多医院都已经采用了挂号实名制，并且经常整治打击，但是各大医院的号贩子一直屡禁不绝。
号贩子：专家号要吗？
记者：一个号多少钱？
号贩子：看什么科？
记者：消化。
号贩子：消化，消化得十四块五，医院收费十四块五，最低卖你300。
记者：你这个号是真的假的？
号贩子：你看完病回来给我钱，还有真的假的，把电话给他一个，你要的话给我打电话。
记者：你们自己排来的。
号贩子：我雇人排一宿队，半天一宿，12点钟就开始排了排到下午。
记者：12点多？
号贩子：中午12点钟就排明天的。
记者：看病不是得实名制吗，得拿自己的身份证吗？
号贩子：你是头一回来还是第二回来？
记者：第一回来。
号贩子：第一回来没事，顶着这个名字看病就行。
解说：这是今年6月1日北京协和医院的内部监控录像。下午4点半，门诊大厅内5个人拿着一米左右的木棍袭击一名男子。据院方介绍，打人的和被打的双方都是号贩子。他们之所以大打出手，根本原因是倒卖专家号的丰厚利润。一张十多元的专家号，号贩子卖给患者要几百元，可以获得20多倍的差价。除了号贩子，在北京各大医院周围，还有另外一群人也把目光瞄准了全国各地的患者，这就是医托。
患者：我们当时半夜到这儿的，就在这儿排队，外边就有一个人，他说他也是眼睛有浮影，就把我们带到千金坊去了，给我们抓了45副中药，当时一副是100块钱，我们回去吃了，吃到25副的时候，这孩子不但没好，而且严重了，说我们将来就有失明的可能。
解说：据同仁医院保卫处的统计，今年以来，抓获的医托就达80多人次，号贩子和他们雇来排队的共1万多人次，显然这些人使挂号难上加难。挂号刚刚是看病的第一步，一般每天七点半以后，不管是北大医院还是同仁医院，专家号和大部分普通号都已经挂满。挂完号以后接下来仍然是排队，8点钟医生开始上班，所有的患者都在候诊区等侯医生的叫号。
患者：这个环境这么多人空气很不好，说句老实话，感觉很闷得慌。
记者：总共大概得花多长时间来一次？
患者：三小时吧。
记者：您第一次见到医生，医生给你瞧病看了几分钟？
患者：也就三分钟，等了六个、七个钟头，瞧了有三分钟。
解说：一般第一次来看病的患者首先需要检查，然后等待检查结果，第二次就诊时医生再给开处方。吉林来的蔡永波得了眼底出血，一个多月前在同仁医院做了检查，这次和丈夫、叔叔四天前赶到北京来看检查结果，并准备做手术。
记者：您一家三口在这儿，住在哪儿呢？
蔡永波的叔叔：住在这边过道，过天桥附近有一个旅店，住一宿仨人最简单最简单最想省钱的，仨人50块钱，这还得跟人家好好说，去晚了旅店的人就满了。
记者：那个旅店里面像您这样来看病的多吗？
蔡永波的叔叔：多，都是看眼睛的。
解说：据记者调查，在同仁医院、协和医院、北大医院等各大医院周围都有很多家便宜的小旅店，住满了全国各地来看病的人们，其中有很多都是地下室。
记者：上次来治病为啥又回去了呢？
蔡永波的丈夫：给我排号就排到一个月以后，就是化验结果不出来，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还不如就是搭点路费回家了。
记者：那现在下面的结果是什么呢？
蔡永波的丈夫：结果做激光（手术）。
记者：这个马上能做上吗？
蔡永波的丈夫：做不上，要是排到十天以后那我们还得回去，要是等着，住宿吃喝都是费用，我们少花费用就是在吃上少花，就是带着馒头，完了买点方便面还有咸菜就吃这个，她也不特殊吃，也是跟我们一起省下钱看病。
解说：这家地下小旅馆一直住满了各地来看病的人，夜里一点到同仁医院挂号的那位安徽大妈已经在这里住了五天。
患者：这儿住得人比我们难的还多着呢，医生太少了瞧病的太多了，别管瞧好瞧不好都往这儿跑，得排两三天队，俺头一回来。
记者：是啊，那来这儿肯定得事先打听打听。
患者：作难也不说了，俺也不瞧（病）了，回家了，也不会再来了。
解说：据调查，像北京这样的看病难问题，同时也在上海、广州、南京等全国各大城市存在着。另外据统计，1980年我国卫生机构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经达到了32万家，20年来，全国的医院已经增加了近两倍，但是有60.7%的人认为，现在看病比从前更难了，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看病难？问题的症结又到底在哪里呢？
解说：北京同仁医院已经有近120年的历史，以眼科和耳鼻喉等科室著称全国，每年有120多万人在此就诊。那么患者所反映的挂号难住、院难等问题是不是与大医院管理不当有关系呢？我们找到了同仁医院副院长，眼科主任王宁利。
王宁利：那么确实存在一个供需矛盾的问题，可能有些医生、有些社会上的人认为专家是不是出工不出力，一天可能是不是出诊的频次各方面不够，其实同仁医院你去采访一下或者做一个调查，可以说同仁医院的专家基本上都是满负荷或者超负荷在工作。
解说：彭晓燕是治疗眼底病的著名专家，每周出诊两次，每次半天，门诊限量挂号一般不超过20个。但是这一天一直到下午四点多她才看完所有的病人。
记者：今天上午到现在看了多少病人？
彭晓燕：看了60左右吧。
记者：我们看你在治病的时候一直坐在那儿动也不动，平时都是这样吗？
彭晓燕：基本上是这样，一般中间不休息，而且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中间去吃午饭的时候。
解说：每次门诊除了限量的20个号以外，彭晓燕还要根据情况给很多病人预约加号，其中包括老病号、病情较重第二次来复查的外地病人，还有拿着外地医生的会诊条专门来找她的病人等等，这样下来，彭晓燕的病人一般要多出两到三倍。
记者：有的人都抱怨说这么好的医生一个礼拜才出诊两次，太少了。
彭晓燕：我们除了做门诊以外还要做手术，我是一三五手术日。
记者：那么你一天的工作日程是怎样安排？
彭晓燕：我每天早晨差不多在不到六点钟起床，十分钟可能是一个洗漱时间，然后我们就从家出发了，到达医院的时间一般在六点半左右，六点半到七点，有的时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绝对是看书时间，然后七点半左右我到病房查房，然后如果是门诊日，我就来出门诊，如果是手术日，我就要上手术，这样的话如果一天的工作量完了以后一般要在五六点钟，然后吃完晚饭以后六点到八点钟左右一般是处理一些平常做不了的一些工作，那么一般每天在八点半到九点左右再坐车回家。
解说：门诊、手术、查房、教学、科研，这些工作几乎填满了彭晓燕一天从早到晚的全部时间，甚至包括周六和周日，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五六年。
彭晓燕：我如果有一天我要是保证有两顿饭特别饱的话，我感觉非常幸福。
记者：你身体受得了吗？
彭晓燕：身体可以说是亚健康状态。
记者：会不会影响你工作时的心情？
彭晓燕：还是会影响的，客观说是不可能不受影响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在努力的来克服，我能保证我的病人能得到一个始终是一个清醒的诊断。
记者：你靠什么来保证呢？
彭晓燕：我只能是靠我的毅力，靠我的精力来保证。
解说：像彭晓燕这样处在超负荷状态的，不仅仅是同仁医院的很多医生，北京其他的很多家大医院也同样如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肾脏内科，泌尿内科等专业闻名全国，每天的门诊量也已经超过了5000人次。
章友康：应该说很多医生的确是在超负荷运转，看我们的基层医生，我们的住院医生，我们的主治医生，从早晨七八点钟回来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能走就非常了不起了，回去还要干什么，回去还要翻书呢，还要想病历呢。
解说：医生们已经超负荷在工作，但是来大医院就诊的患者仍然在逐年增加。为了缓解看病难，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准备投资1亿多元扩建门诊楼，原来修建于80年代的门诊楼最多只能容纳2500人次，扩建成后可容纳7000多人次。同时北大医院还采取了预约挂号，离退休专家出诊，加快病床周转等多种方法。
章友康：即使我们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但是真正这个问题还没有全部解决，特别是一些比较优势学科。
解说：这里原来是一家三星级的酒店，金朗酒店，两年前被同仁医院以3亿多元的高价收购，改造为医院的东区，另外，同仁医院还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了南区，同时也已经采取了预约登记挂号，开设黄昏门诊，特需门诊等多种方法来缓解看病难的问题。
王宁利：这个只能说我们解决了现实的市场需求，但是不能解决潜在的，解决完了潜在的可能还在增加，如果北京还有第二个同仁医院，这些病人也都能消化，因为北京除了消化自己的病人以外还是有全国辐射性的。
章友康：比如我们去年门急诊量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几，我们住院病人也增加了百分之十几，如果这个源头没卡住，再扩大可能也都还满足不了需要。
解说：根据记者调查，北京各大医院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解决挂号难，住院难等问题，其中包括严厉打击号贩子和医托，但是看病难仍旧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是不是不该到大医院看病的患者都集中到大医院了呢？
王宁利：哪一级的病应该找哪一级的医生这个非常重要，患者基本上该是在哪里治的病就在哪里消化了就不会存在这样的大面积的病人全都拥到一个地方。
记者：来到同仁医院看病的病人有多少是应该来的，有多少是按您的说法不见得需要来的？
王宁利：我们做了一个摸底调查，大概大部分的专业组外地患者能占到70％，北京市的患者只占到20％多到30％，这70％的患者中可以说90％的患者还真是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来说是应该来的，那么北京市的病人里边又有相当一大部分确实是应该在社区就能解决的，他没有解决到这里来。
章友康：特别外地有指导下到这里来的病人多数我感到还是应该到北大医院来看的，少数人是盲目来的，北京地区还是有一部分病人，像我这个科里我感到可能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于到二分之一有些病人就不应该到北大医院来看了，或者讲他到我这里看一次，我给他看了以后我可以明确告诉他，你应该回基层去看。
解说：如果有一些病其实并不需要到大医院来，那么这么多患者为什么还一定要来呢?
患者：这孩子近视眼，有点近视眼。
记者：您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
患者：想着这儿看得好点，专科医院嘛，挂专家号看看，放心点。
患者：其它医院没去。
记者：直接就奔这儿来了？
患者：人家说同仁医院瞧得好，俺也不知道。
记者：谁告诉你这儿好呢？
患者：这都是听说的。
患者：有这么个情况，听到好些地方医院误诊的就耽误时间了所以挺担心的，肯定得我们要一次把它弄好。
蔡永波的叔叔：在长春治不了，说了东北三省根本这个眼睛治不了，必须得上北京的同仁医院，没有这个仪器，没有打激光的仪器。
解说：基层医院的现实状况到底如何？能对老百姓的看病起多大作用？记者对北京市的一些基层医院进行了调查。
记者串场：从同仁医院出来沿着崇文门大街大约只有一公里多我们就找到了一家二级甲等医院，就是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普仁医院，但是这里的景象和同仁医院相比，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记者：您这个早晨挂了多少个号啊？
普仁医院工作人员：551个号到现在。
记者：您这儿一天能放多少个专家号？
普仁医院工作人员：我们专家号一般都不限号。
解说：北京普仁医院是崇文区的中心医院，已经有105年的历史，曾经是北京第四医院，眼科、心血管内科等专业是他们的优势专科。目前每天的门诊量只有1300多人次。
记者：维持这样一个医院的运转，您有没有估算过最低的门诊量应该是达到多少？
李亚兰：我希望我的门诊量在2500到3000。
记者：那么现在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
李亚兰：对，经营方面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医院是在崇文门，在它的北面一站地就是同仁医院、北京医院，两站地就是协和医院，那么它的南面就是天坛医院，所以它的特殊的位置也使我们这个医院发展起来，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解说：到普仁医院来就诊的患者基本都是附近的居民，其中属于公费医疗和医疗保险的病人占到三分之二。
记者：这一片有很多大医院您为啥选择这儿呢？
患者：我们合同单位就是这儿，别的地方去看病他不给报。
记者：假如给你选择的机会，你还想去什么医院瞧病？
患者：那当然大医院了。
记者：为什么大医院您喜欢呢？
患者：人家都上大医院，我也上大医院，我也不好说，大医院当然从医疗设备，各方面条件好一点。
记者：这位大妈就觉得到您这个医院不如大医院好。
姜铁绪：我觉得像一般的病来讲其实大医院小医院区别并不大，尤其是诊断很明确的病，比如说冠心病还有高血压类似的，因为在门诊都是一些常见病。
李亚兰：作为三级医院，应该在疑难病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我普仁医院，我的医务人员来解决老百姓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水平是没有问题的。
记者：这种状况会不会影响到你对于留住人才和下一步的发展。
李亚兰：这也是我比较头疼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一家。
解说：上个世纪80代末，我国开始实行医院分级管理体制，在全国建立了三级医疗网。像北京普仁医院这样具有优势专科的二级医院，现在仅仅处于维持状态，那么更基层的一级医院情况又怎么样呢？
记者串场：从普仁医院向南在不到一公里的一条胡同里我们找到了一家一级甲等医院——体育馆路医院，这也是体育馆路街道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就在崇文门地区这方圆几公里之内，这家医院又有多少人来看病呢？我们进去看一看。
记者：今天挂了50个，跟平时相比算多还是少？
体育馆路医院工作人员：多。
记者：平时一般能挂多少个？
体育馆路医院工作人员：平时有三四十个差不多。
解说：体育馆路医院只有一些常见病科室，加上下设的三个社区服务站，门诊量也只有100多人次。作为街道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医院主要面向辖区内的5.5万人。
记者：我们这家医院目前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王燕丽：不好。
记者：究竟有多不好呢？
王燕丽：入不敷出。
记者：到什么程度？
王燕丽：我只能说去年的年终的结算亏损了六万，今年不会小，我们医院已经有几年了，我们的员工基本上是拿不到全额工资的，我们这个医院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如何活下去，怎么生存下去。
解说：目前来体育馆路看病的患者基本上是辖区内为数不多的老年人，医院仅有的20多张病床也只有一半的使用率。附近的居民为啥放着这宽松地儿不来而非要挤到大医院去排长队呢？记者随机进行了采访。
记者：您平时看病会去那儿吗？
患者：我去。
记者：您一般什么时候去那个医院啊？什么病会去那儿看啊。
患者：反正是一般的病，没有重要的病就上这儿了。
患者：我不去。
记者：为什么？
患者：我去我自己的合同医院。
记者：如果给您选择，您会不会选择现在这个体育馆路医院？
患者：我不选择。
记者：为什么呢？
患者：怎么说呀，条件行吗？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大夫的医术行吗。
北京市体育馆路街道居民：有了病不会去看，小病看。
记者：您有病为什么不爱去那儿看呢？
北京市体育馆路街道居民：因为有些药他没有，有的临床大夫经验差得远。
记者：那您一般看病去哪儿？
北京市体育馆路街道居民：北京医院。
解说：同样处在崇文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体育馆路医院和普仁医院一样，都要面对四五家三级大医院的巨大竞争压力。
记者：那么难道社区医院在大医院面前它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吗？
王燕丽：有啊，其实社区医院应该说是极具优势的。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个人群就医观念的问题，不应该说是大病上医院，小病进社区，其实关键是看在一级医疗机构能解决什么问题，在三级医疗机构能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算不算大病，应该说是大病，但是他们最好的方式是在社区医生那儿就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病是需要长期的观察、管理的，在大医院就诊只能是一次性的，大医院的专家非常棒，但是他没有时间深入到社区来，就你个体的疾病对你进行管理，对你进行咨询，不可能的做不到，而在社区，这是我们社区医生的本职工作，他们也非常愿意做这项工作，而且他们也能做这项工作。
解说：.体育馆医院下设的三个社区服务站都在住宅小区里面，有三到四名社区全科医生，按照国家对社区医疗服务的功能设定，体育馆路医院要为辖区内的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同时还要负责健康教育，预防保健，慢性病的管理等大量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王燕丽：但是我们这些付出，我们医生的这些劳动是没有直接收益的，政府在这一块有一定的补偿，但是这个补偿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目前政府的投入在你们的运作中占到多大的比例？
王燕丽：不大，和全国的普遍的这种比例差不多，政府的投入只占了8％。
记者：在这个辖区内假如居民所有像您说这种适合到这儿来的都到这个医院来，你们的门诊量应该可以达到多少？
王燕丽：那应该比现在要大大的提高。
记者：你有没有分析，这些应该来这里就可以看的但后来选择大医院的人，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王燕丽：首先说他不来恐怕是对我们医院不认识，缺乏信任、缺乏了解，另外从医疗保险的报销上来看也是差别不大，就是说你同样在这儿花100块钱和到协和医院花100块钱给你报销的比例有一定的差别，很小，这个就是很难吸引他为什么一定到一级医院去。
解说：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的调查统计，目前全国70％的一、二级医院都处于亏损状态。周子君教授是这项调查的负责人。
周子君：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大医院的病床使用率，大医院的病床使用率要加床达到110％，小医院只有36％，这是全国平均水平，所以我们在大量看病难的背后是说我们大量的医疗资源在闲置，以前我们可以通过行政的办法让老百姓必须从这底下（的医院）来，现在以后市场经济的话你去命令谁或你有什么办法老百姓一定要从底下（的医院）来，这是一个问题。
解说：据统计，目前我国医生人均每天接诊4.5人次，而许多大医院医生每天接诊则高达60多人次。但是其实我国医生的数量并不少，2000年中国每一千人的医生数为1.67，与英国和日本接近。那么这说明医疗资源在全国的分布是很不均衡的。
周子君：其实我们做过一些调查，病人有病的时候假如他要选择一家医院或者选择一个医生的话他首先第一个考虑就是能不能看好病或者他认为能不能看好病的医生，所以病人总是想什么地方能看好病——大医院。
解说：大医院集中了最好的专家和医疗资源却带来了医生超负荷、患者看病难，小医院被认为是技术落后人才缺乏，只能惨淡经营，那么在这种不平衡格局的背后是否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解说：在我国三级医疗网的功能定位中，一级医院承担的是解决附近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和预防保健，二级医院是一般性的专科医疗服务，三级医院解决的是全省或全国范围内的疑难杂症。然而现状却是无论大病小病，人们都想去大医院，小医院很少有人问津，以至门可罗雀生存艰难，那么三级医疗网的分工是如何被打破的呢？
于宗河是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的副会长，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当年参与了三级医疗网的起草制定工作。
于宗河：等到要以医院为主为单位进行创收的时候这一下（三级医疗网）全都打破了，全都打乱了，因为什么，各自都要多看病人，多看病人，有病人我才能创收。
记者：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些城市大医院越来越大，小医院越来越办不下去。
于宗河：对。
记者：这样发展下去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
于宗河：这是个悲剧，大医院就像一个庞然大物，它要竞争，下边小医院就什么病人也没有了，就越来越萎缩，一萎缩，好的医生也养不住，设备也没有、能力没有，老百姓就更不去看了、更不信任了，更不信任将来就更集中到大医院，大医院又觉得自己的规模还不够，还扩大，将来就是基层发展不起来，大医院又庞大的不得了服务到不了位，老百姓就不满意，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个必须得打破。
解说：据统计，目前全国还有2000万平方米的医疗大楼正在兴建之中。2000万平方米差不多相当于全北京一年土地供应量的一半。那么这种还在持续的循环该如何打破呢？我们采访了国家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毛群安。
记者：我们打破这种恶性的循环从哪里入手？
毛群安：就是从分清他们的职责，因为社区卫生服务它是一种不同于医院的服务模式，所以它的工作大医院做不了，所以它要找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如果说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都找准了自己的市场定位的话，他们之间不是恶性的竞争而是一种合作共赢，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社区卫生服务的确是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也是认知比较一致的一个重要措施。
解说：发展社区医疗服务能从根本解决看病难问题吗？天津是我国最早开展社区医疗服务的城市，从1992年就开始逐步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这里的社区医院究竟处境如何？对于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有多大作用？记者随机选择了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进行调查。
记者：这一天一般你们这儿挂多少号？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工作人员：200以内。
记者：什么病到这儿来？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居民：什么病都到这儿，也离这儿近。
记者：对于这儿大夫看病的水平您能信得过吗？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居民：我倒信得过。因为什么，我反正一直都在这个医院，别的医院我还不乐意去，我不乐意去。
记者：您是老街坊？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居民：对。
记者：年轻人看病也来这儿吗？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居民：来，也来，我那个孩子好几个都来。
解说：丁字沽街道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成立于1995年，辖区有9.8万人，下设了7个社区服务站，每一个服务站负责两到三个居委会，每一个居委会都有专门的社区医生负责，为辖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24小时提供上门的医疗和健康服务，现在社区医院平均每天要为五六百人提供医疗服务。
记者：大娘我问问，您是来瞧什么病啊？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居民：量血压，有时候血压高，有时候低，冠心病、还有糖尿病，反正我每个星期都来，走到这个门口就量量血压，方便极了，在门口住。
记者：来这儿要收费吗？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居民：不收。
记者：这里的医疗服务跟大医院相比你觉得好在哪儿？
天津市红桥区丁字沽街道居民：好在就是态度特别好，你问什么答什么，而且还给你讲讲这个病的情况，应该怎么预防、吃什么药，要是如果这药没有，能从别的地方及时进，我们跟他们联系都特别熟，好几年了，一打电话，要起不来发烧了，打电话大夫就去了。
赵玉凤：我们就对她慢（性）病这块，要长期管理，它不是一时的，它是一个长期管理，所以她随时都有找我们的时候，她来也挺随意的，好像到这儿来以后拿你既当大夫也当一个朋友。
解说：社区服务站的全科医生每天上午坐诊，下午上门服务。有了慢性病常见病大部分居民都先来社区医院，如果是大病，社区医院会及时地把病人转向大医院，基本恢复后可以再回到社区医院进行康复护理，重症病人还可以设立家庭病床，一样可以报销。在开展社区医疗服务之前，丁字沽街道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是一家一级医院，而且也是连年亏损。
记者：你们用这样细致的服务下来，一年的收入能够有多少？
白岚：我们一年收入，今年是1500万，基本没什么问题。
解说：目前天津市已经实现社区卫生服务网100％地覆盖，建立了70个社区服务中心，475个社区服务站，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按照每人每年5元钱的标准向社区医疗专项投入，同时社区医疗全部被纳入医保范围，还拉大了社区医院和大医院之间的医保报销差距。
张愈：我们社区卫生服务，我们提出的指标将来要逐步达到，能够有60％到80％的基本医疗，争取能够在社区内解决。
记者：目前做到了多少？
张愈：现在我们的量大约在50％上下，总的来看总数在增长，结构比例来看，留在社区看病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从绝对数上来看大约人数现在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
记者：那么在社区医院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解决有一些大医院相对的医疗资源紧缺的问题。
张愈：这个应该是跟它的职能，它能不能完成，这个也有待于提高的问题，另外就是说，我们还不能够像国外那样，有些国家是用行政和法律的规定，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就是说你参加我这个（社会医疗保障）政府是对你全民社会医疗保障，免费的，但是你必须在出诊的时候就得到社区先看，社区看完以后如果你的病社区认为不是在我这儿解决的，需要到大医院某个专科，我去给你介绍到那个专科，这个恐怕我们现在距离这个还差得远，当然有一些还跟我们的制度和经济上有些困难有关系。
记者：您觉得天津的这种模式有可以推广的可能吗？
张愈：有，我们坚信这一点，而且许多地方也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本地的情况还有所发展，我们在北京的调研过程当中就发现基层医院没有天津搞得那么好，这涉及到政府对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增加不增加政府这方面的投入，如何规范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不久大家会看到国家会对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做出一个比较系统的政策体系。
总制片人：梁建增 陈虻
制片人：张洁
编导：白云升
摄像：王晓鹏 陈威
录音：刘昶
助编：李震 曾朝晖
责编：郑刚 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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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制片人：吴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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