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受人敬重的吴敬琏先生近来饱受抨击。这并不是因为“吴市场”的观点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是因为其表述方式，不幸与当下普罗大众的主流主张大相径庭。

　　市场化的出发点是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产权清晰与产权保护则是市场化的第一步。这一理论在改革之初为公众所首肯，如今却引发质疑声浪，拥有此类主张的经济学家成为失语的一族。吴敬琏因为在敏感的时刻发表敏感言论，而成为众矢之的。比如，面对股改的对价支付方式，认为“证监会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东，流通股东处于优势地位，那么他们当然可以要求更多的补偿。但这样的结果对于非流通股东，是不是公正的呢？……权利要平等、对等，为什么流通股东的权力要大于非流通股东呢？”又如，在关于银行是否贱卖的大讨论中，要求“在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过程中，不要煽动起情绪化思维”，“同时要警惕那些鼓噪‘贱卖论’的人”。

　　这些话无疑给了人们质问其立场的空间。在流通股股东对价屡遭蚕食之际，“发非流通股股东之幽情”有违背公义之嫌；在市场产权交易规则尚不健全、现有规则屡遭破坏之时，面对国有银行引入外资这一关系中国经济命脉的重大课题，只以“情绪化思维”应对也失之草率。这些表述，使吴敬琏陷入为非流通股东以及政府机构代言的尴尬地位，也瓦解了他自己先前提出的保障机会公平、增进效率的观点。

　　在回答国有银行改革引进资金来源的问题时，吴敬琏认为，最重要的是面向国外资本开放的同时，也对国内的资本开放，“尤其是要给民间资本以同样的机会”。这句话无疑承认了与外资相比，国内民资入股银行的机会条件并不公平，这反过来证明了银行股权交易的市场并不完全。事实上，如果起点不公正，不仅得不到市场效率，还会为市场化树立众多的反对者。

　　不良资产持续形成、对垄断型国企长期无法形成硬约束，改革过程的漫长与利益冲突的尖锐，容易让人产生毕其功于一役的焦虑感，加上对市场效率的渴求，才使吴敬琏先生误读了股改与银行贱卖，将贱卖与国有银行资本质量下降混为一谈，并使用了“鼓噪‘贱卖论’”这样辛辣的词汇。

　　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对吴敬琏的误读进行了再误读：无视他对行政寻租的批评、对权贵资本的担忧、对于市场效率的建议，而抓住吴敬琏对股改对价支付方式的质疑，派送一顶中小股民“公敌”的大帽子；对于吴敬琏反对银行贱卖，则怀疑他代表了利益集团，甚至成为买办的代言人。

　　应该注意到，在吴敬琏为外资入股中资银行辩护的同时，他也说过：“照我看，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例如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通过权力寻租，通过盗窃公共财产，通过买官卖官，很容易就成了千万、亿万富翁。”他还说过，“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矛头不是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分子，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等，这在政治上也是错误的”。

　　吴敬琏及其反对者关注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市场化变迁。对于变迁路径的选择，不妨见仁见智，但益智的讨论如果每每以语言暴力收场，绝非好事。这意味着市场过于紧张，难于达成各方妥协，而不妥协意味着失去市场。尤其在双方并无利益、理念的根本性冲突之时，如此缠斗、内耗实属不智。语言暴力反映出未经市场理念洗礼的焦躁，这在吴敬琏及其批评者身上均有体现。

　　吴敬琏将银行贱卖、对价支付与市场效率混为一谈，这是第一层面的误读；而将吴敬琏的这些话抽离出来，作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主张加以挞伐，则是误读的误读。一再误读、大面积的误读，是失去社会丧失理性的先兆，对增进市场效率或实现市场公正毫无裨益。

　　从理论上说，要彻底理解某个事件，只能以“考古”方式，为这一事件建立完整的谱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误读，并形成对未来有益的经验积累。俄罗斯市场化之初陷入困境时，不少国人为中国逃出了俄罗斯不公正与低效率的陷阱而欢欣鼓舞。时至今日，当俄罗斯开始部分清算权贵资本主义，普京预计今年俄罗斯人均GDP将达4000美元时，我们是否应该认识到，对一些问题假以时日认真研究后再下结论，才是真正的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