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NGO）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启动。政府扶贫资源将首次向NGO开放，它们将有机会通过竞标获得政府扶贫资金，去贫困地区实施扶贫项目。按照项目设计，国务院扶贫办和江西省扶贫办将提供110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招标选择一些NGO，在江西省22个重点贫困村实施村级扶贫规划项目。此外，亚洲开发银行提供了100万美元，用于支持非政府组织村级扶贫规划试点项目的设计和推广。

　　12月21日下午14：00，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何道峰先生、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教授将做客搜狐嘉宾聊天室，为广大网友解析中国NGO(非政府组织)的成长之路。

　　何道峰，男，48岁，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中央政府农村政策研究员，华夏西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1999年以来，何道峰先生以志愿者身份出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法定代表人。

　　他执掌中国扶贫基金会（CFPA）以来，对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具有很浓政府色彩NGO组织——CFPA改造成了中国第一个独立自主的NGO组织，并在战略管控、机构建设、内部管理、团队建设、项目设计和执行管理、财务管理、受益人参与项目互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地改革和组织能力建设，并通过向公众和社会公告财务报表、项目信息，实行诚信自律的阳光性、透明性管理。从而使中国扶贫基金会形成了自己的项目品牌和机构特色，年捐款额从1800多万元（1998年）上升到1.17亿元（2004年），使直接受益的贫困农民近200万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社会公信度大大提升，成为中国国内非常重要的知名公益机构。何道峰先生还多次以其公司及个人名义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款、捐物近400万元。何道峰先生是国内第一个大型NGO组织作为法人代表的志愿人员。

　　康晓光：教授，1986年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 1993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生态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收入分配”和“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收入分配”方面，主要研究农村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地区差距问题。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主要研究市民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模式，改革时期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此外，也对粮食国际贸易与粮食安全政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案，环境保护政策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以下是访谈实录：

　　主持人：今天我们很有幸请到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学院康晓光教授，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非政府组织和政府起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的签约仪式，宣告中国NGO通过竞标的方式获得政府扶贫基金实施具体的项目。首先请何会长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开放政府扶贫资源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何道峰：开放政府资源应该说一方面对于政务公开，使政府职能发生变化，政府为公共资源花钱转变到策划、裁判、监督的职能，把一些资源的使用交给社会去做，对于提升政府的能力是有意义的。第二方面的作用，采用竞争性的方式来运用资源，可以提高效率。竞争可以使效率得到提升，这是为市场经济所证明的。第三方面的作用，资源的开放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问题。第四，开放资源对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力是有意义的，中国二十多万家非政府组织，按照市场专家的估计，每年筹资额在150亿左右，平均每个NGO筹资额不到七万块钱。显然筹资额太低了，有NGO的牌子每天干什么？没有实践机会，开放一部分资源，让这些组织来做政府顾不过来的事情，可以促使这些组织成长发育起来，变成第二种力量，弥补政府这方面的不足，可以形成制约的机制。

　　发展政府与NGO合作是“三赢”策略

　　主持人：这样一个政策的实施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三赢”的策略，这“三赢”指的是哪些方面？

　　何道峰：我们原来想所有的事政府交了税，政府花钱，现在提倡精简政府，把政府缩小，让市场扩大。这个过程里面政府如果说把一些执行很具体的思路拿出去给社会来做，那对政府来讲会更好用好这种资源。资源用好了，无论是威信、社会地位、声誉都会很高，政府效率提高了。用得好能培育更多以后的税收资源。现在政府有一种概念和感觉，非政府都是有很多具体事操作，关心民生疾苦，把社会的这些事做得很细其实很好，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

　　从社会来讲，意味着社会的很多事不是都要等着政府去，很多社会的苦难，存在的社会疾苦、不安这些问题有人来关注，更多人关注，得到更多的实惠。从政府、NGO和社会三方面来讲都有收获。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康教授，我国NGO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康晓光：总体来看，还是处于比较平稳的阶段，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这十几年是一个急遽膨胀的时期。文革以后600多个NGO组织，现在社团这块将近有14万左右，正式注册社团有15万，民办还有一部分，再加上基金会，现在已经注册的和没有注册的粗略估计民政部也认可大概有150万左右。每万人平均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每万人中有多少人在非政府组织当中就业，创造GDP的价值都是非常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相比都是非常低的。

　　主持人：双方的合作是一个三赢，效益会怎么样？

　　康晓光：过去政府自己花财政的钱自己干事，现在多了一些竞争，把这笔钱要干这件事谁来干，这样一个资金盘子谁最终计划书做得最好达到的质量最好就给谁，无形当中提高效率。竞争本身也给其它政府操作提供一种压力，如果非政府组织花五十万做这样一个程度，你能花五十万差别很大的话压力也很大。政府由过去花钱变成了监督者，可以强有力监督你，由一个腐败的主体变成监督你禁止你腐败的主体，这个转变是非常大的。

　　NGO做事有一个特点，一般来说瞄准扶贫到户率比政府好一些，但是也不是说百分之百。

　　何道峰：NGO的钱靠筹来的，得给人家讲，政府是拨款不需要问什么东西。NGO需要交代，有一个社会问责问题，我去做什么事情一定很具体，在哪个地方哪个村哪个户有什么问题。为了筹钱必须要交代。

　　主持人：我国的NGO主要是做些什么工作？

　　康晓光：扶贫、环保、法律援助、妇女儿童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救灾、国际交往、社区服务。

　　主持人：中国扶贫基金会算不算？

　　何道峰：应该算。

　　康晓光：按照西方的标准，划分NGO最主要的标准是看干什么，干的事是不是NGO应该干的事，如果干的事是全世界公认应该干的事，它的背景是一个海外背景还是注册为企业还是社团还是干脆独立社，我们不把它作为考察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