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上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一生产力”的的突飞猛进促使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造信息技术产品的企业及其劳动者的功劳。但他们同时认为，生产率增长的进一步加速并不依赖于信息技术取得新的突破，而是仰赖于竞争、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和真正实现全球化，尤其是企业和劳动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马丁·贝利说：“信息产业本身变化速度特别快，对生产率增长肯定做出了贡献。但是现在，其他经济部门的贡献更大。”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现，从2000年到2003年，对生产率增长贡献最大的5个部门都在服务行业，其中包括零售、批发和金融部门。这一发现令人吃惊，因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服务行业大幅度提高生产率要比制造业困难得多。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在一篇题为《能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率的不只是技术》的文章说，投资商的大量投资使得个人电脑和软件开发不断前进。哈佛大学教授戴尔·乔根森说：“1995年至2000年的增长复苏中大约有一半要归功于信息技术。”

　　随着20世纪90年代高涨的技术投资在2000年锐减，许多分析家担心生产率停止增长。然而，2000年以来，生产率增长速度比90年代末还要高，而且势头更猛。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在技术投资突然下降以后的这些年中，技术部门以外的其他部门推动了生产率增长。

　　可以肯定，由于不断投资信息技术，服务行业最近几年提高了生产率。可是，其他因素也发挥了作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所长黛安娜·法雷尔说：“信息技术是特别有效的工具，但是，如果没有驱使人们创新的激烈竞争，就不可能有这些增长。”例如，为了同沃尔玛竞争，各零售商纷纷扩大规模，改善供应链管理，提高物流效率，并且与供应商和员工谈判以争取更有利的条件。

　　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表明，类似的推动力也使得金融业的生产率大幅提高。这些增长很可能归功于竞争和结构性改革。无情的竞争帮助客户节约了成本，但交易额却不断增加。当股市在网络泡沫破裂之后冷却下来的时候，一度过热的金融部门开始竭力降低成本并取消不盈利的业务，所有这些无疑都要求企业管理者拥有创新意识。而正是这种创新精神进一步推动了生产率的增长。

　　近几年来的一个难解之迷是，美国在生产率方面一直遥遥领先于欧洲。这可能是另一种力量发挥了作用。经济评议会常务副会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盖尔·福斯勒说：“在管制比较少的经济体中，各公司可以利用信息通迅技术，这种技术把各部门联系在一起，并创造共同生产率。”例如，在美国，由于零售商不像欧洲同行那样受到工作时间和道路使用方面的限制，因此可以更有效地安排运输、交货和库存。

　　日本日生基础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栌浩一和研究员筱原哲也认为，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是“社会技术”进步。他俩在一篇论文中有这样一番论：“提到技术，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科学技术’，但经济增长中所应用的技术其实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技术。拿整个国家来说，支撑社会的税收、社会保障等制度、规范企业活动的法律和政府组织的状况等等，都可包含在广义的技术范畴中。社会的效率就是企业活动的基础，并与企业经济增长率息息相关。”

　　日本《时事解说》日前刊发了这篇论文，题为《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社会技术”进步》。文章说，如果效率差的政府和公营性质的企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大，则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也有可能下降。在公营垄断的领域，如果具有高超技术的民间企业成为主体并开展经营活动，就有可能将成本压得更低，或是使用同样成本创造更大的效益。

　　文章认为，其实，由活用民间资金来完善社会资本的这种方式早已在尝试中。在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建设项目中，由于出身民间的公司总经理活用民营的管理方式和技术，竣工时成本低于最初的预算。这说明，如果能用更低的成本完成更好的建设项目，节省出的资金可调用到其他项目上，整个日本的福利水平将得到提高。这种对方式和方法的改进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技术进步”。

　　有人说，企业建一个工厂要经过多道难关，政府部门审批手续过于繁杂，要到政府部门跑多次，给多个窗口准备文件。如果能将政府的窗口统一，或是政府各部门信息共享，为获得审批而花费的劳力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一种“技术进步”，它同样需要创新精神。

　　文章认为，正如“民间能做的尽量交给民间”这句口号所代表的那样，重新审视官与民的作用，进而将民营企业的经营理念和手法灵活应用到公营部门，或是改进行政组织的低效率部分，以获得整个社会的高效运营。这种改革和尝试与机械性能和电脑计算速度不同，表现不到数字上，但是能使经济活动高效化，从而提高生产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样可称之为“技术”。对于今后经济的发展来说，科学技术以外的这种如何使社会更高效运转的“社会技术”将越来越重要。

　　社会技术的发展不仅仅局限在官与民的作用和政府组织的改善等事项上，就是在民营部门内部和人们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能让社会技术得到发展的余地。日本厚生省的一项调查表明，称“等了30分钟以上”的患者占到受访者的43％，称门诊诊察时间不足10分钟的患者达68％。

　　为缩短患者的候诊时间，日本的一些医院开始引进预约制。文章说，医生一天诊疗的患者数并没有改变，医院的效率也并没有提高，但这种努力无疑减少了患者浪费的时间。这些努力虽然不会在经济增长的计算上表现为“直接技术”，但从改善和提高社会的效率上来说，应该说也是一种“技术进步”。

　　这两位经济学家认为：“社会技术”的进步虽然不会表现为某种新产品或新发现，但改进社会效率的社会技术只要有创意和不被老的传统习惯所束缚，就会有成果。因此，要让经济在21世纪经济持续发展，依靠企业和劳动者的创新意识使社会更高效化，这种“社会技术”的进步必然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