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已去，历史记忆永存——两次采访东史郎片断追忆（记者 冮冶 ）

　　2006年1月3日，原侵华日军老兵、《东史郎日记》作者东史郎先生在日本京都府与谢之海医院病逝，享年95岁。东史郎先生已离我们而去，他那不屈的形象让我难以忘怀，并让我想起若干年前亲赴东史郎家乡访问东史郎以及和东史郎在北京见面的难忘经历。

　　初访东史郎

　　1999年4月的一天，经过6个多小时的长途旅行，我由东京来到京都府的蜂山。一路乘新干线、急行电车，遥遥走了650多公里，可离我要去的目的地间人（地名）还有十多公里的路程。我要走访的对象东史郎就住在那里。

　　一出蜂山站，我一眼就认出身着蓝底暗黑条格西装的东史郎。虽说已是樱花盛开的时节，可连续几天的阴雨，仍使街上的行人裹紧了风衣。东史郎那散披在脑后的银白长发在冷风中飘动着，他是按照我们事先电话约好的时间专程来接我的。在日本，老年人开车并不希奇，可是87岁高龄的老人还亲自开车接送客，我还是头一回碰到。

　　约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了东史郎的家。东史郎的老伴热情地迎出门来。这是一座沿街建起的典型的两层日式住宅，住宅的后边不远就是大海。东史郎的老伴提早燃起的柴油暖炉将客厅烘烤得暖融融的，桌上摆上了热茶、水果和鱼干等小食品。

　　一落座，东史郎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德国人拉贝当年站在同情中国人的立场上，记下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东史郎日记’从加害者的角度记录了当时在南京以及在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发生的惨案。”

　　东史郎念念不忘中国的一句名言：以德报怨。他说，1945年8月在中国宁波迎来战败后，他们的部队奉命前往上海缴械投降。在上海，前来受降的一名中国军人曾对东史郎说，他很想报南京战之仇。因为他在南京战时曾遭遇日军动用机关枪的大屠杀。当时他是被垫在战友的尸体下才侥幸逃生的。这位军人还告诉东史郎，因为上级有令，要以德报怨。所以，日军的被俘人员都免于一死。东史郎对中国人的宽厚襟怀始终抱有一种感激之情。

　　在交谈中，老人十余次走出客厅，取来各种材料为我讲解。最后，他还端来一箱他从军日记的复印件。我掂了掂少说也有七八公斤重。东史郎说，他的日记已决定全部献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但是，为了打官司，现在这些日记的原件还在他的手中，并且他在东京的儿子正将这些日记录入电脑，以便将来永久性地保存。我翻看了大约能有20来本装订成册的厚厚一摞日记复印件，里面手写体的文字让我相信那里讲述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我问：“这些日记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的呢？”

　　东史郎说：“打仗的时候是没有余暇记日记的。从军日记都是在两场战役或战斗中约有两三个月的休整期间内整理写下的。”东史郎的日记中有一些插图和漫画，这都是他从在战场上拾到的“敌军”的传单中抄录到日记中的。其中有一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特意请东史郎为我复印了一份。这是东史郎在1937年11月的一次战斗中拾到并抄录日记中的。这张传单的题目是“野心家的下场”，由“垂涎”“大陆政策”“侵略开始”“得陇望蜀”“四面楚歌”“幻灭”“雄心尽付东流水”“最后胜利”等八小幅漫画组成，作者名叫“陈凯中”。当时正值日本全面侵吞中国的开始阶段，东史郎说，有趣的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最后正是按照这张传单所示的预言那样一步步走向失败的。

　　从1987年日记公布到1999年，12年来他从北海道到九州进行了无数场关于侵略战争的“证言”讲演，受到过多次恐吓。右翼的宣传车从几百公里远的名古屋开到他的家门口进行骚扰，还投掷“发烟筒”，弄得屋子里灌满了烟。我有些不解：右翼分子为什么要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进行骚扰呢？东史郎说，当年被处以绞刑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就是出身名古屋的，所以那里的右翼势力很猖獗。

　　东史郎说，日本战败后，侵略战争中能成为证据的东西都烧毁了。他公布了从军日记自然遭到一些人的诋毁。在一审的法庭上，原告一方坐有30多人，而他却孤单一人。并且原告一方的支持者许多是当年在战场上发号施令的军官。他被开除了“战友会”，而且这些人还专门成立了“抨击东史郎之会”。

　　我换了一个话题提到了1998年东史郎向中国遭受洪灾地区捐献一万元人民币的事。东史郎说，1998年的洪水使他回忆起了1938年因战争黄河堤坝决口的事件。当时，农民们被洪灾所困断了烟火。他说，他捐钱是对他曾参加过侵略战争进行赎罪的表示。

　　又见东史郎

　　2000年4月，首都新机场出口，东史郎那飘逸的白发最先映入眼帘。时隔整整一年，东史郎和我记忆中的形象没有丝毫改变，清瘦的脸颊上仍流露着一股坚毅的神色。我知道，一年来这位88岁的老人身心经历了太大的打击，但他没有倒下，仍然站立在那伙指控他“侵犯他人名誉”的“昔日战友”的对面，为捍卫历史的真实而顽强地抗争着。

　　东史郎还记得我在前一年从东京千里迢迢前往他的府上采访时的情景，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这次是为了出席由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主持的关于介绍东史郎日记图书首发式而来北京的。

　　这次看到的东史郎身子骨还是那么硬朗。尽管1999年他因一场大病住进了医院并做了手术，而且2000年1月在日本最高法院（三审）被宣判败诉，精神上受到不小的打击，但老人思维依旧那么敏锐，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表现出一种毫不退却的精神。东史郎说，他要到日本的国会控告法官不顾史实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错误判决。

　　在天桥宾馆，我将在1998年12月22日拍摄的一张当时在二审（东京高等法院）胜诉的一方公然打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条幅的照片送给东史郎。东史郎和他的随行者认为这张照片非常能说明原告一方的企图，应该作为有力的证据保存起来。

　　东史郎先生走了，这位当年的见证人对历史的追忆不再继续，因而他的日记越发珍贵。不管过去多少年，东史郎留下的“硬拷贝”都将继续为活着的人们展示一个个有关侵略战争的历史片段，提醒人们牢记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完）（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