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可以从事各种工作，我对自己的基本定位是为人民服务。

　　撰稿／贺莉丹（记者）

　　物理学家、哲学家、院士、“反伪斗士”……种种称呼包围着这位两鬓斑白的老者，而围绕何祚庥的种种争议也不绝于耳。

　　2005年12月14日，隆冬的北京寒气逼人，在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78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祚庥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

　　何祚庥身材瘦小、精神矍铄，思路清楚、语言极富个性，说到兴起不时仰天长笑。

　　我的定位

　　记者：您如何看待对您的一些非议和争论？

　　何祚庥：对我的非议和争论一直比较多，非议我的就是那一小群人，就是一堆搞伪科学的人或者专门推行伪科学理念的人，还有一些水平很低的记者。

　　不过我要说，真正赞成我的人多得很，你去问问，学术界几乎99％的人是支持我的。

　　记者：现在有人评价，说您很固执，不太宽容，您同意这些说法吗？

　　何祚庥：（笑）我现在毕竟年纪大了，考虑事情会更加婉转些。

　　我曾经称赞过方舟子的“打假”是“小李飞刀”、“一剑封喉”，这并不是过誉，的确是他的风格，方舟子是一下就捅到要害。我年轻的时候比较直截了当，所以我很能理解方舟子为什么这么直截了当。

　　记者：您觉得自己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我想听听您的自我评价。

　　何祚庥：（思索状）我认为我的优点是关心社会公众和国家的许许多多热点和重要问题，因为这些热点和重要问题如果不妥善解决会影响我们国家的发展。

　　我非常赞成邓小平同志讲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当前的中国需要发展、需要科学的发展。最近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其实这是马克思一贯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有个重大的贡献就是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你要科学发展观，就要揭露伪科学，因为伪科学是阻碍科学发展观的，这就是我关心各种社会问题的原因。

　　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我有时还是不够敏感、有保守的一面。比如说，方舟子在揭露核糖核酸的时候，我就不够敏感，同时我又比较缺乏生物学的知识，我看到生物学界有些院士支持核糖核酸，我就会犹豫。直到方舟子揭露核糖核酸，而且讲了许多科学道理，我认为有道理，才支持方舟子。可见在核糖核酸的问题上我不是先知先觉，只是支持了一下先知先觉。

　　再讲一个例子，前段时间网上大批南京的“风水问题”，我就没有觉得这是件重要的事情，“风水问题”当然是迷信，我认为不必介入，因为重复过去说过的话也没什么意思。现在看起来，何祚庥对形势估计不足，因为“风水问题”的背后是骗钱、而且是大把地骗钱，劳民伤财！

　　记者：您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何祚庥：一个人可以从事各种工作，我对自己的基本定位是为人民服务。服务的方式你可以选择，物理学、打假、哲学都可以，共同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这5个大字是我们在年轻时就受到的前辈教育。

　　“很务正业”

　　记者：有人说你喜欢给人“扣帽子”？

　　何祚庥：我“扣帽子”时有一个原则，就是“后发制人”。如果伪科学、伪学术、伪环保宣传者给某些人“扣帽子”，我就“还扣”。这有点像慕容复的“以彼之道，还施彼之身”。（大笑）

　　我是会给人“扣帽子”，但是我在“扣帽子”之前会研究，你给别人扣了什么帽子，我就会还敬什么帽子，而且水准跟你一样。

　　记者：您言谈中充满侠气，你最喜欢金庸小说里的哪些人物？是萧峰吗？

　　何祚庥：我在家里挺喜欢看小说的，当然看金庸，我把金庸的语言用得还很熟练。（笑）

　　我倒不是很喜欢萧峰，金庸把萧峰过分神化了，显得有些不近人情。我比较喜欢郭襄和赵敏。金庸把郭襄写得非常活泼，对杨过一往情深。

　　金庸创造了很多典型，我觉得赵敏更值得关注，因为她标志着一个真正关注广大人民的人，即使开始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最终也会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一个人会犯错误，但是赵敏居然能够从错误的道路走到正确的道路，赵敏很有正义感，她开始是屠杀、镇压汉族的统治者的得力帮手，但后来她同情汉族和蒙古族的人民，当然这有个重要的原因是喜欢张无忌，但如果没有在理念上对待人民的改变，赵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记者：你的思维方式非常独特，也很有意思。你喜欢鲁迅吗？我想请问，您是那种眼里容不进砂子、不走中间道路、喜欢黑白分明的人吗？

　　何祚庥：我看过一些鲁迅的书，对鲁迅也有兴趣。

　　我认为，在科学问题、人生问题上，是非应该是分明的。但每个人不一定都能做到是非分明，所以我赞成要把是非不分明的状态提升到是非分明。

　　为什么要提升？因为，“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非”会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社会历史有一定的发展动向，总是越前进越好。有很多人弄不清是前进更光明、还是后退更光明，所以我们就更需要向社会公众说明这类问题，说明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记者：感觉您说话、做事都很坚持自己的观点。

　　何祚庥：我不是坚持我的观点，而是我认为我的观点很正确。一般来讲，发言之前我都会慎重考虑，包括我今天接受你的采访，都是有根有据地提出我的看法，当然伪新闻的制造者会歪曲我的看法。

　　记者：您有什么压力吗？

　　何祚庥：（思索状）我倒不觉得生活上有什么特别的压力，我现在已经是退休年龄了，我可以做、可以不做，我很坦率地说，我即使不做，国家照样会给我工资。不过我还愿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记者：现在有人说你“不务正业”，上次我在采访你时，你说自己是“正业也务”。

　　何祚庥：我看到网上很多人攻击我，说我“不务正业”，其实如果把“正业”理解为某个物理学的专门领域的话，可能说我“不务正业”；但如果把“正业”理解为物理加哲学的话，我想我现在是“很务正业”。

　　记者：很多人说何先生很有个性，你也讲过自己数年如一日骑自行车上班，您骑自行车是在姿态上反对“小轿车进家庭”吗？

　　何祚庥：两者没有关系。因为北京太堵了，我的家离理论物理所不远，骑车就是快。我年龄大了，所里的领导说何老师年纪大了，你上班我们给你派车，每天小轿车接你一下，省得你跑来跑去。（笑）我说谢谢，我不要。别看我家到这里不远，我要是坐小轿车，半小时都过不来。电动自行车，5分钟！另外，一路有风雨，我锻炼锻炼也不坏，我现在也还骑得动。

　　其实我不是反对小轿车进入家庭，是反对家家户户都要开小轿车，这不可能！中国也不该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做是大浪费。我在1995年就指出来说，没有油啊！美国现在是每1．5人一辆小轿车，我们现在差得很远。如果中国也做到美国的水准，也就是有10亿辆小轿车，这可是不得了的数字啊！美国的小轿车消耗了60％的中东的石油，那如果我们的小轿车数量是美国的3倍，就需要2个中东的石油！这些账，一算就清楚，宣传小轿车进入千家万户这只会误导社会公众，所以我反对。

　　有口皆碑

　　记者：有人说何先生的打假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您是怎么看的？

　　何祚庥：何祚庥曾经揭露这样的事情（打老虎），这个例子《南方周末》近期又用了，但把我的名字隐去了：有几位院士曾联名打报告，要求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后来幸亏有人发现，才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

　　如果认为何祚庥在这件事情上打的仍是苍蝇，未免对以上几位院士太不尊重了！

　　记者：近日有媒体将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案、徐业林的“无偏二极管”案、蒋春暄的“费马大定理”案并称为“科学打假三大冤案”，认为这三个“冤案”跟您有关，您是什么看法？

　　何祚庥：真正批评全息生物学的是邹承鲁院士、周慕瀛教授，我只做了这一件事情，就是把邹承鲁院士、周慕瀛教授的文章收到《伪科学曝光》这本论文集里，我既没有写过文章，也没有说过很多话。非常有趣的是，说何祚庥制造了三大冤案，而且第一件就是全息生物学，说我迫害张颖新先生致死！这实在太抬高我了！我倒不是怕担负责任，而是因为如果我担下来，反而掠夺了邹承鲁院士、周慕瀛教授揭露伪科学的功劳。

　　邹承鲁院士写了篇短文，讲了他当年如何否定张颖新的全息生物学的情况，文章就几百字，但很有分量！我可以向大家报告，这篇短文不是何祚庥请邹承鲁院士写的，何祚庥知道邹承鲁院士身体不太好，没有对他说这件事。是邹承鲁院士在网上看了这些情况，自发写了这篇短文。

　　我要说，即使邹承鲁院士身体欠佳，但他仍然是关心国家、关心人民的科技工作者。其实邹承鲁院士关注伪科学的种种问题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其实是在向他学习。

　　打假有不同的水准，何祚庥年轻的时候也学过打假，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就曾揭露过永动机，那是初级阶段，就像你说的“打苍蝇”（笑）。邹承鲁院士的打假水平比我高，不过我这个年轻人慢慢学习，（水平）也就高了。

　　徐业林倒是和我有点关系，《光明日报》将无偏二极管的报道放在很重要的版面，我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封信，很善意地给他们提意见，认为他们应该改进科学报道，不该宣传无偏二极管，但《光明日报》后来没有登。

　　记者：您认为自己跟媒体的关系怎样？

　　何祚庥：我跟新闻媒体的关系应该说极好。凡是新闻媒体找我，包括报道、找不到人等，何祚庥是极愿意给新闻界帮忙的一位，我绝非自我吹嘘，的确是有口皆碑。

　　记者：您这么多年打假有没有打错的？众所周知，科学没有绝对真理。

　　何祚庥：科学是没有绝对真理，但科学有相对真理。相对真理与错误还是有原则性的区别，我们所打击的伪科学都是一些科学上的错误，但是伪科学却偏偏要把这些错误吹捧成科学。

　　相当多的人把错误和相对真理混为一谈，这完全是混淆概念。在网上可以看见有一堆人反对我们，就那么几十个人，他们的活动能量倒比较大，天天在鼓捣。

　　何祚庥不是什么打假都参加，我还要做真科学，我还要带博士生，还要做太阳能发电机的“小”发明——这是南方某周刊记者给何祚庥的评价！

　　何祚庥打假的旺盛时期是揭露伪气功、法轮功，这几年我已经觉得这方面的任务该移交了。

　　“层子模型”

　　记者：您的层子模型的理论和中微子的质量论文是两个比较大的研究成果，你怎么看待自己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研究？

　　何祚庥：由于层子模型对物理学的贡献，1982年国家授予北京基本粒子组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二等奖；国外也承认层子模型理论，比如说著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教授、格拉肖教授、萨拉姆教授（此3人均为理论物理学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奠基人，1979年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我10年以前写过一本书叫《从元气学说到粒子物理》，其中就引用了这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层子模型的评论。萨拉姆教授曾对周恩来总理说：“这是一流的科学工作。”弱电统一理论的另一位创始人温伯格教授在他的名著《最初的三分钟——宇宙起源的一种新看法》中写道：“北京一小组物理学家长期以来坚持一种理论，但称之为层子，而不称之为夸克，因为这些粒子带比普通强子更深一个层次的现实。”

　　层子模型的理论对我在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但是要补充的是，不要把层子模型说成是何祚庥一个人的工作，层子模型是一个集体工作，参加者一共有39人，主要获奖人有4人：朱洪元、胡宁是我的老师，戴元本是我的同辈合作者。

　　人们问到我的成就时，我不愿意过分说，因为这是合作的工作。如果认为层子模型是无足轻重的工作，不仅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很多科技人员的侮辱，也是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温伯格、格拉肖、萨拉姆教授世界顶级权威科学家的侮辱。

　　研究层子模型的理论时，何祚庥大约是38岁到39岁，年富力强。现在我78岁，已经赶不上年轻人了。年轻人超过老年人，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过上一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过我们，这是非常正常、非常自然的事情。

　　记者：目前对您在物理学上的研究成果有争议，有人对你当选院士的资质提出质疑，何先生是如何看的？

　　何祚庥：其实在物理学界没有争议。

　　如果有人说国际上有人质疑我的物理学研究成果，请给出论文，说明在什么地方质疑过、谁质疑的、质疑人是不是科研人员、他的质疑有没有道理……得拿出证据来，不能道听途说！（语意激愤）

　　记者：人们可能会问你，当了院士后做了哪些物理学方面的工作？

　　何祚庥：我1980年当上院士时，还是高产时期，我发表的论文我自己都没有统计，我想我前后发表过200—300篇自然科学论文。只是到近几年下降了。

　　“小发明”

　　记者：您现在在做哪些具体的物理学研究工作？

　　何祚庥：做了一个太阳能发电机，是我和中国科技大学陈应天教授合作发明的一台新型的光发电机，一般的1．2瓦的光电池，太阳照上去产生的电还是1．2瓦，我们发明的这种光电池产生的电是4．8瓦。这个绝对是世界领先的。

　　这个发明很重要是一个理论观念，怎样把光折叠到光电池上，让光强增加4—5倍，这样发电量就增加了。此外，还要解决很多工艺问题。陈应天教授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物理学家，他把很多难题都解决了，前后花了大概半年时间。

　　记者：我了解到，现在德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开始把这种光电池装在屋顶上了，您的这个太阳能发电机有什么特殊之处？

　　何祚庥：这个太阳能发电机发电的能力是一般的光电池的4倍，为什么说这样的工作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有这样的光电机可以把太阳能光发电成本下降一半。

　　记者：这应该算您的一个小发明吧？

　　何祚庥：应该算是“小”发明，不应该算是很大的发明。但是请注意，这是太阳能光电池一个较为重要的进展，因为太阳能光电机的制作最大的难点就是光电池的价格太贵，现在这样一个光电机的发明做到了1块顶4块。

　　记者：您现在做研究工作也是力所能及吗？您最主要的研究其实是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何祚庥：（笑）当然是如此，我再三说，我今年78岁了。差不多每个科研人员都是这样子的，早年是上升的，上升到顶峰就会下降，没有人说自己的科研水平越做越高，到了临死前到达最高峰，我没有看到哪位科研人员有这样的能力。如果能做到速度较慢地下降，对科研人员来说已经很不得了了。

　　何祚庥其实也在下降，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就是逐渐从做物理学为主转移到做哲学为主，为什么？因为从事物理学研究工作要掌握很多物理学的知识，但是从事哲学工作更需要掌握很多更多社会、政治、经济的知识，随着何某人年龄的增长，社会、政治、经济的知识自然就会增多，更能为国家、人民做更多的事情。（笑）

　　我可以说得很坦率，我的同时代很多同辈不仅是不能做什么工作了，而且还有好多位先我而去了。

　　记者：您开始是研究物理学的，后来转而研究哲学，改了条道，这是什么原因？

　　何祚庥：准确地讲，我年轻时追求革命，也学化学、也学物理。老实说，我在大学期间从事革命的时间远远比我学物理的时间多。1951年我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这个部门不仅要求你懂马列主义，而且要求你懂自然科学，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当时调拨了一批自然科学出身的、愿意学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去工作。来自不同部门的各个专业出身的学生天天聚集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而且各自从不同的学科背景来讨论问题，我想这无疑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极大的好处。

　　如果说我在年轻时受到什么训练的话，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这5年就是非常重要的训练，这是影响我一辈子的事情。

　　记者：您后来转到哲学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吗？

　　何祚庥：我还是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而且我将马克思主义与实际例子相结合，“四人帮”时期当然我们都被打倒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重新讨论马克思的理论问题时，北大哲学系请我做兼职教授。何祚庥也就变成了理论物理和哲学的双博士导师，现在在北大还带了4个哲学系博士生。

　　“打压伪环保”

　　记者：你和陆佑楣院士关于怒江的数据很详尽，但引发的争论也很尖锐，你一定认为怒江要建这个大坝吗？还是仅仅推广一种理念？

　　何祚庥：我认为怒江必须建大坝。请注意不是一个大坝，是12个中坝、小坝、较大的坝组合式梯级开发，这样的坝建成后的组合发电量是2200万千瓦，比长江三峡的发电量还多出400万千瓦。

　　我们为什么赞成开发怒江？因为怒江有50万居民，非常贫困，找不到生活出路，只好破坏当地的生态、刀耕火种，当地有些矿没有电也无法开采。所以我们赞成继续开发水电脱贫致富，有了资金后才能把50万居民从深山穷谷中请下来，请他们换一块安居乐业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当地生态。

　　所以，2005年4月份我去了趟怒江，我看到当地的树已经被50万居民砍得差不多了，从江面到山上1500米所有的树砍得精光，从1500米到2000米有一些稀稀拉拉的灌木丛，2000米以上倒是原生态，因为高处不好砍。如果不修水电站，树还是会往高处砍，因为当地维持生计的办法就是砍树。在这种背景下，为什么不迅速修建水电站、发展怒江？

　　我回来后就跟长江三峡的总工程师陆佑楣院士联合向中央写报告，建议中央应该立即启动怒江水电站的建设，理由有三个，就是脱贫、供电、发展生态。

　　记者：现在也有很多人在争论怒江大坝，有人评价您以院士和共产党员的身份上书中央是借用权力打压环保。

　　何祚庥：何祚庥没有打压环保，是打压伪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