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谷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

　　看起来，周恩来对自己疾病的未来，已渐失信心。此前，《周恩来年谱》记录说:“（周）自己判断病已无治，对大夫张佐良、吴蔚然说:我的病，在医院待下去已没有多少意思了，可否搬回家（西花厅）去住。”此次手术，进行了五个小时，“对于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来说，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但周恩来坚持了下来”。（《周恩来传》）不幸的是，“手术过程中，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只能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稍后，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描述此后情形，“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使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在电视历史回顾纪实片《伟人周恩来》里，面对镜头，医生张佐良回忆说:“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第四次手术108天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第四次手术前一年零三个多月，1974年6月1日，周恩来离开中南海西花厅住进305医院。住院的前一天，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接到邓颖超的电话，让她中午来吃饭。周秉德回忆说当时她还很奇怪，离周日还有两天，为什么叫我回西花厅吃饭？周秉德描述这顿饭，“伯伯吃得很少，放下碗筷，他没有离席，好几次为我夹菜！余光中，我发现伯伯一直在看我，那眼神显得格外温柔、亲切。这在过去是很少有的，往日他吃饭总是很快，无暇聊天，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与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会餐，他也总是第一个离开，一是为了让大家不拘束、多吃点，另外他也的确太忙。”

　　吃完饭，周秉德知道为什么来吃这顿饭了，周恩来告诉侄女他明天要去住院。当时周秉德听到这个消息，“知道他要去住院，我的心情真像少年儿童过节，由衷高兴:伯伯难得肯抽时间去住院，他只要好好睡觉‘充充电’，过十天半月正常人的生活，他便能够精神焕发，夜以继日地工作。”

　　显然，周秉德并不知道实情。对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厅，周恩来有太多留念，《周恩来传》描述那天（1974年6月1日），“临上汽车时，周恩来似乎又想起什么。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细细地凝视室内他所熟悉的每一件物品”。

　　对伯伯住院感到“由衷高兴”，周秉德的信心来自她对周恩来身体的基本认定:“特别健康。”这不完全是一个侄女基于亲情的简单直觉，周秉德佐证自己判断的例子是，“记得成元功说过，1965年3月，伯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总统的葬礼。清晨，他向总理报告，今天很冷，外面气温已达零下18摄氏度，您的中山装里一定穿上毛裤和厚毛衣。伯伯平时在国内，最冷的天也从没穿过毛裤。伯伯反问道，有这么冷吗？正巧，他的俄文秘书马列一身雪花从外面跑进来，伯伯就问，马列，外头冷不冷？还是体壮如牛的毛头小伙子的马列回答说，不冷！于是伯伯就不肯穿毛裤，成元功坚持了半天，他只在衬衣外多穿了一件毛背心。送葬的数公里路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再加下葬仪式，在户外呆了将近五小时！东欧许多国家首脑穿着圆圆滚滚，厚厚的皮大衣，毛茸茸的皮帽、皮手套，还一个个冻得鼻青脸肿直跺脚。而只穿一身中山装，内加一件毛背心，在整个队伍中独一份的单薄精干的中国总理，脸色红润，表情从容……知道实情的成元功急坏了，马列也吓坏了，大家都料定回国后总理一定会大病一场！可也真神了，伯伯回来后啥病没有……此时成元功和马列都松了口气，大伙打心眼佩服伯伯身子骨真棒！”

　　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周恩来的罗马尼亚“传奇”两年后，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说:“1967年，发现了总理的心脏病，心电图显示冠状动脉供血不足。我们报告了中央，并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于这一发现，周恩来直接的反应是，“当即嘱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与这一命令相对应，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于次日写了一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强烈请求”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邓颖超在这张大字报上注明了自己的几条补充意见——这些意见，或者正描述了周恩来的一般工作习惯:“1.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2.开会、谈话及其他活动之间，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3.每日工作安排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4.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有关同志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5.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简练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对于这张大字报的反应，周恩来批了8个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更为真实的境况，《周恩来传》紧接着写到，“（1967年）4月下旬，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召开前夕，因为听说广州‘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周恩来决定立即飞赴广州……一连3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现实的环境，“这年8月，外事口的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做文章……27日凌晨，周恩来面对反复劝说无效的造反派，以少有的激动，大声说道: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

　　此次接见外事口的造反派，周恩来办公室台历记录，“由于心脏病发作，从27日早晨到28日下午，持续30多个小时无法工作”。稍后，周恩来跟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周恩来传》里统计周总理工作最长的时间记录是，处理林彪事件时——“连续工作达50多小时”，而此时的周恩来已经73岁。

　　从医生的角度观察，吴蔚然说周恩来的缺点，“就是像诸葛亮那样，太过细了”，“总理办公室老是这么高一摞文件，哪天总理出访了，小平同志代理。两三天，一大堆都没了，都给处理完了。小平是大事管，小的事不怎么管，他批大事。总理则是来回看，文件可不越堆越多。”不过，即使是医生角度，吴蔚然也说，“严格来说那也不是缺点，是工作方法问题。”

　　让普通人不容易理解的是，最终损害周恩来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并非最初发现的心脏病。当时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的张佐良回忆:

　　“那是1972年5月11日或12日，我仍然像往常那样将总理留下的化验物作常规检查。从尿样中，我发现有三四个红血球。对男性老年人来说，一般有一两个红血球还是正常的，但这三四个就似乎多了点，对此我不敢掉以轻心。万一是肿瘤怎么办？因为当时做的是每月一次的常规化验，并没有做细胞学检查。两天之后，经过一番考虑，我鼓着勇气对总理说:前两天的化验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硬化，等等，有必要再查一次;当然了可能是长了什么东西。总理听完后说:‘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说穿了，不就是怕长肿瘤吗？明天留（尿样）。’他一边说，一边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他早就猜透我的言外之意了。四五天后，我们又给总理做了第二次常规化验，同时进行细胞检查，并请北京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对检查结果作了分析鉴定，一致认为周总理患的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后来，又把样本拿到天津、上海，结论都是一样的。5月18日，确诊总理所患是膀胱癌。”

　　确诊结果出来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传》写道: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他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周恩来传》这样描写当时的境况:“起初，保健医生并没有将确诊结果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白，但他配合医务人员治疗过程中，也不去‘点破’这件事，仍像以前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

　　确诊后半年，“眼看着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发展”，保健医生不得不在同年11月11日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详细汇报自5月份以来周恩来身体变化的情况。《毛泽东传》记录说:（12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次年（1973年）3月2日，《周恩来年谱》记录说:“（周）约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谈自己的病情及检查治疗问题。5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发展、急需检查治疗的情况，毛批准先检查、后治疗的意见。同日，周恩来做透视检查。”对于这次叶剑英向毛泽东的反映，《叶剑英传》主撰稿人范硕披露说:“（叶）利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亲手捧着周恩来的一瓶血尿送给毛泽东看，直接向他倾诉了严重病情。”

　　对周恩来而言，比起更早时间即已查出的心脏病，此次疾病来势似乎更猛烈。周秉德在自己的书里记录“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张树迎”的回忆:“总理不断尿血，可常常因为凝固的血块堵住了尿道口，总理尿憋得难受，可怎么也排不出来！痛得他在地上翻过来滚过去，我们站在旁边，急得掉泪，却一点帮不上忙！谁知歪打正着，因为翻动，血块移位，总理倒能排出尿来了。于是，我们干脆在总理经常接待外宾的福建厅旁总理的办公室里摆上一张床，总理不能排尿时，就让他躺在床上左右翻滚，以达到能排出血尿。到1974年5月，总理的病情更恶化了，用翻滚的办法已经无济于事，是总理自己向毛主席递上了要求手术的报告，才决定6月1日住院的……”

　　对于自己的第四次手术，显然，周恩来明白这是他生命的一道大坎。稍早一些时候（1975年5月7日），在接见自己原身边医务人员时，周很坦然，“我估计还有半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个交待”。在做完第三次大手术后，周恩来把病情及治疗情况致信毛泽东（1975年6月16日），“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周恩来年谱》记录:“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到医院守候。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问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伍豪事件，《周恩来传》记录说:“1967年5月17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声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这个‘材料’，其实就是1932年国民党特务在周恩来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伪造的在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同一天，周恩来放下其他事情，查阅了上海的旧报纸，亲笔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这件事。毛泽东批示将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阅存。”

　　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第四次手术没有挽救周恩来的生命。之后，“开始，他还能勉强支撑着自己看报、看文件，后来却不得不靠医护人员帮助念了。面对着因江青一伙不断反扑而趋于恶化的形势，医务人员常常看到周恩来眼望着天花板，时而陷入沉思，时而轻轻地摇头叹息。”《周恩来传》记录了他最后的拒绝，“到12月底，病危中的周恩来因为长时间没有修面理发，他的容貌已完全变了:花白的头发蓬长，胡须几乎把嘴唇遮住，灰黄的面部布满一块块老年斑，深陷的眼窝发黑，双目更不见原有的神韵和风采。过去一直为周恩来理发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托人捎信请求来给总理理发。周恩来知道后，告诉工作人员说:朱师傅给我理发二十多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谢谢他了！”

　　从一般人的角度观察，吴蔚然大夫说:“他那风度，就让人服他。”吴蔚然的观察是，“虽然他衣服面料也不考究，都是一般料子。但他穿就是不同。他总是熨得整整齐齐，刷得干干净净。这风度，谁也比不了他的。而他对人的关心，更是细致温暖。为什么秦怡、黄宗英、张瑞芳，那么一大堆电影人围着他？他实实在在关心这些人的工作生活。可是有时候，你也摸不透他的心理，我虽然尽量捉摸他的心理做事，有时候还是摸不透。有一次他右手手指头不好了，我给他弄了弄，给他包扎，用纱布。我想尽量包扎得秀气一点，小一点，省得难看。他说，你这吴蔚然，你怎么包这么小啊！他们握手哪知道我手有病啊。握得我死疼。你得包得大大的。你就摸不透他的心理。”

　　吴蔚然还有他同样是著名大夫的哥哥吴阶平，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时，对周恩来的细致，无不惊讶:平时周恩来对医疗报告都逐字逐句审阅，退回吴阶平手里的每一份医疗报告都用红笔对每一个标点符号一一点过，若有错的符号就加以改正。周恩来的细致，英国记者费利克斯·格林也有体察:“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不能逃脱他的注意。在一次周恩来参加的十分拥挤的招待会上，我由于动了一个小手术，有一只脚穿着一只软拖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到它。周恩来也没有说什么，可是第二天早晨他的办公室传话说，总理想知道我的脚出了什么毛病，进行了适当治疗没有。”1975年2月，吴阶平与卞志强两位大夫受周恩来之托去看望刚进行过大手术的马寅初，两位都有经验也深知周恩来细致风格的大夫很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离开马宅，“不料只过了半小时，两位大夫又从总理那里给马寅初家打来电话，说总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问得很细，当问到马老在吃什么药时，两位大夫没能回答——他们只有这件事忘记问马老了！总理要他们立刻打电话问清楚。”

　　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周恩来的细致与工作激情没有因为疾病而磨损。《周恩来传》记录了他的一份材料的批语——这是反映甘肃定西、庆阳两地区灾情的材料（1974年7月16日）:“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又批，“先发放救济口粮款，至少要增加无息长期农贷。”从1974年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年谱》统计，“共做大小手术13次，约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仍继续坚持工作。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1976年1月7日，深夜23时，弥留中的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10个小时后，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