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13年了。每当忆及这位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我国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时，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为党为国鞠躬尽瘁，他立下的丰功伟绩以至举止风范，这一切纷至沓来，思绪势如潮涌，浮想联翩，不能自已。即使是他对人民新闻事业的巨大贡献，也非我笔墨所能记其万一。这里谨录我印象最深的几件事，以寄对周总理的悠悠思念。

　　第一次谈话

　　周副主席(当时大家都习惯这样称呼他，因为他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次同我谈话，是1948年9月间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同石西民同志(我们和范长江、梅益、陈克寒等新华总社的20多位同志，按照中央指示调到中央驻地来集训)，沿着村边的滹沦河岸散步。周副主席迎面向我们走来，他先跟石西民同志打招呼，接着就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石西民同志向他介绍后，周副主席就记起了一年前中央在陕北时曾给在太行的新华总社一个电报，指名要把我和梅益、张映吾、高扬文几位同志抽出来专门搞评论工作。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把头一仰就回忆这件事的神态，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周副主席的惊人的记忆力。

　　周副主席勉励我们好好接受严格的训练，并且要原来在解放区工作的同志和原来在国统区工作的同志很好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指出：这次集训条件很好，由胡乔木同志带领，由少奇同志亲自掌握，重大宣传问题都是由中央书记处议定的。这是为迎接全国解放新局面作准备。

　　周副主席还谈到，从最近战争形势看来，全国解放很快就要到来，比中央原先预料的要早得多。现在就得考虑如何筹备建立人民共和国和建国以后的许多新工作的方针政策。他说，你们搞新闻工作的，现在就要准备全国解放后如何进行宣传报道的问题。有许多新的问题你们不熟悉，要认真对待，虚心学习。他特别提到经济建设问题和外交问题。他还提到统一战线工作在全国解放后将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入，对各派民主人士的宣传就要特别注意。

　　周副主席这些意见，虽然提得比较原则，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切中要害。我们在新闻工作中接连碰到了这些问题，有处理正确的经验，也有处理错误的教训，都经常得到周副主席的教诲和帮助。

　　周副主席在西柏坡的谈话，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聆他的教诲，至今记忆犹新，仿如昨日。

　　“助理总编辑”

　　北平解放以后，新华总社跟随党中央进了城，同中央办公厅一起住在香山慈幼院旧址。我们的编辑部就在后来叫做香山饭店的由好多个四合院连成井字形的平房里。周副主席和少奇同志住在连接这些四合院的靠东边的两座小楼里，毛主席住在半山腰上的“双清别墅”。

　　从这时候起，我接触周副主席并聆听他的教诲就越来越多了。尽管不久因为和谈以及筹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副主席从香山搬到城里中南海去了，他仍然非常关心新华社。新华社也有许多事情需要向他报告请示。

　　由于新华社是一个新闻机关，工作随着地球24小时不停顿地转动。许多重要稿件，经常需要到晚间甚至午夜以后才能定稿。而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同志，这时一般都已经睡了，找他们商量问题就困难了。即使是中央领导同志，习惯于夜间工作的只有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除非特别重要的事情必须向毛主席、少奇同志报告请示外，通常都找周总理。这逐渐成了惯例。所以后来中央作出规定：新华社的领导关系，党的领导归中央宣传部，行政领导归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临时性的重要问题归总理办公室。由于许多“重要问题”都要在夜间决定，所以“临时性”就变成“经常性”了。

　　当然，在党的“八大”以后，成立了中央书记处，新华社以及《人民日报》的比较重要的问题的宣传方针，大都由书记处会议决定，或者直接向邓小平同志报告请示。尽管我们努力争取能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能白天请示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也尽量白天解决，但夜间急需处理的事情仍得由周总理来决定。因此，我后来兼任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后，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同周总理接触最多。从重要评论和重要新闻稿件的最后审定，直到重要的版面安排，凡是需要在夜间拍板定案的，我总是向周总理请示，也都得到他的耐心而细致的指导和帮助。有几次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我都成了你们的总编辑了。你们要学会自己走路，越少找我越好。我当助理总编辑就行了”。

　　的确，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麻烦周总理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他老人家确实成了我们的“总编辑”，特别是“夜班总编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精力。每当深夜我向总理送审稿件或者打电话请示时，常常都怀着迟疑而愧歉的心情，但出于无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麻烦总理了。我至今仍感到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入城以后的新课题

　　新华社进城后首先碰到陌生而又敏感的问题就是关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宣传问题。无论在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和在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以后，我们经常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就是发生这样那样的疏忽。

　　我记得有两件事周副主席特别生气，很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件是九三学社在北平刚刚解放就发表一个对时局的宜言，拥护我党主张，反对国民党继续打内战。但新华社北平分社没有报道。另一件是1949年8月5日前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发表起义通电，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和第四野战军总分社都迟发了。周副主席先后多次把陈克寒同志(他先后任新华社总编辑、社长)和我找去，严肃地批评我们落在迅速变化的形势后面，没有及时重视这方面的报道。我记得最清楚的是4月间在香山的那一次批评。他谆谆告诫我们：新华社是党的通讯社(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是国家的通讯社)，同时也是人民的通讯社。新华社的所有编辑、记者，都要明确认识新华社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这个根本性质，无论作报道或写评论，都要记住新华社这个身份，要照顾各个方面，当前特别要照顾你们不熟悉的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你们的宣传报道要充分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

　　周副主席这些告诫，不但在全国解放之初有重大意义，而且从我国长期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来看，更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我们一来对党的统战政策领会不深，贯彻不力，二来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相当陌生，因此报道经常出问题，错误一犯再犯。周副主席对此要求非常严格，又非常耐心地帮助我们改进。

　　就拿报道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活动来说，我们首先碰到的是报道时名单的取舍和排列，往往由于不熟悉，经常漏报了重要人士或者名单排得颠三倒四，没有章法，以致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混乱。新华社每出一次错，周总理就要我们检讨一次，不管是否直接经手，每次都要陈克寒同志和我写书面检讨并共同署名。有几次我们写了检讨之后，总理一再对我说，“我不是要你们成为检讨专家，只是希望你们认真对待每次错误，努力改进工作，避免以后重犯”。

　　我记得约在1950年11月一间一次政务院会议之后，周总理把我留下，并把齐燕铭同志(当时任政务院办公厅主任)和徐冰同志(“文革”前他一直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找来，要他们帮助新华社熟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并订出名单排列的先后次序。周总理说，这是一门学问，是处理我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问题。新华社的领导人和编辑记者都要掌握这门学问。

　　后来我们就把这件事叫做“名单学”。在政务院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们的记者逐渐认识和熟悉了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同他们交了朋友。不但文字记者这样做，摄影记者也这样做。这样经过大约两年的功夫，才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

　　还有一次总理批评我们，给我印象很深，那是1963年5月间，《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主席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出访印尼等四国归来，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这是人民日报社摄影记者自己拍的照片，但发表时又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女同志的形象，并且用剪贴的办法移动了欢迎的人站立的位置。对此周总理非常生气。他指出，人民日报社没采用新华社发的经过陈毅副总理看过的照片，而发表自己记者的没有送陈毅同志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看过的照片，而且错误百出。他说，这件事情不能只从技术上来看，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因为这次少奇同志出访四国意义重大，北京时的欢迎场面是我亲自同中央有关同志商量安排的。去欢迎的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并且特意组织一个“满堂红”的大合照，以充分体现对这次出访成功的支持。人民日报社任意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就违背这种精神，缺乏政治敏感。这是第一。第二，人民日报社又把特意安排的女同志裁去了，这是政治观念薄弱，有大男子主义的味道。中央不久前决定要组织女同志参加外事活动，改变过去外事活动不带夫人的习惯，以适应国际惯例。许多女同志不愿当“夫人”，说服她们参加外事活动很不容易。《人民日报》发表的照片恰恰剪掉女同志，既是轻视妇女的表现，又违背中央精神。第三，人民日报社把原来照片中各人站的位置擅自挪动，甚至把人头像剪下来挪动拼贴，这是弄虚作假，“克里空”作风。第四，新华社的照片是经陈毅同志看过的，并在照片背后特别注明，还写了不得任意剪裁。人民日报社偏偏独出心裁，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第五，北京其他报纸都用了新华社发的照片，唯独《人民日报》不用，只用自己记者拍的照片，是否总觉得自己的好，或者是否觉得用新华社的照片不光彩，这是本位主义的思想，要注意克服。周总理后来见到我时还一再批评我，说我身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社长，而这两家新闻单位却经常“打架”。这很不好。要互相通气，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要互不服气。

　　周总理就是这样具体入微地贯彻党的政策，并且严格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也这样做。

　　每日必看《参考资料》

　　新华社在出版毛主席倡议创办和扩大发行的《参考消息》的同时，还出版了一份内部的《参考资料》，它的内容比《参考消息》更加广泛、丰富和详尽，分上午版和下午版，一天两大本(现在改为每天一大本)旭很少人知道这是周总理倡议这样办的。

　　周总理日理万机，长期主持外交工作，深知掌握国际动态的重要。从建国之初开始，他就多次指示新华社尽最大努力收集国际公开情报。先是要求抄收所有主要的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后来又要求收集西方主要报刊与中国有关的评论，尽可能的全面、详细和迅速，充分发挥“耳目”的作用。

　　周总理十分重视新华社收集来的这些公开材料。他曾多次对我们说，事情再忙，他每天也一定要看完两本《参考资料》(毛主席也是这样)。当我到他的办公室参加会议或请他审定评论时，看到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他看过的用毛笔画了许多符号的《参考资料》。有时他还边讲话边拿起《参考资料》来说明他的观点的根据。为了及时了解情况，他还规定新华社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规定新华社一收到外国通讯社发出的重大新闻，必须立即向总理办公室报告(重大事件由总理亲自告诉毛主席)；还规定《参考资料》开印并装订成本之前，先给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总参谋部、中联部等有关部门送出清样。

　　从这里，人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1970年3月西哈努克从莫斯科飞抵北京，一下飞机周总理就能告诉他朗诺在金边发动政变的详细经过；为什么1971年7月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秘密访华，从巴基斯坦飞到北京时，周总理就能把尼克松总统刚在美国发表的演讲要点告诉基辛格，尔后又把演讲全文给他看。

　　由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外国重要政治家会见周总理后，都为周总理对国际事务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对应机敏，强记博识所折服。这里，《参考资料》起了应有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这样，周总理对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关于国际问题的报道和评论，经常作出非常及时而具体的指点和帮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1951年夏到1953年夏)，为了配合板门店的斗争，周总理几乎每天都指示我们注意报道什么方面的问题和要写出针对美国方面什么观点的评论。这些指示，除少数是周总理夜间睡觉前交代他的值班秘书在第二天上午告诉我们以外，大多数是在晚上他看过志愿军代表团从开城发来的报告和《参考资料》上的有关材料以后告诉我们的，其中许多是要求我们必须在午夜以前写好并印成清样送给他亲自审阅。这样周总理审完稿件经常已到下半夜三、四点了。为了减轻总理的劳累，我们除了尽快写出并尽力写好稿子外，还多次建议周总理可以不看了，但多数情况下得到他的回答是一句话：“你们不要怕麻烦我。”

　　板门店谈判进入战俘问题，斗争更紧张而复杂，我们的报道和评论也多起来了。有一天(大约是1953年5月间)周总理在一次会议后对我说，外国记者报道都用本人的姓名，阿兰·惠灵顿和贝却敌(这是当时在板门店采访的对中国友好的两位记者)也用本人的姓名报道，我们自己的记者是否也可以在报道中署名，我们也要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开始时不妨先用一个集体笔名，因为稿件是好几个人写的，一个名字用开了，以后就好办。这就是新华社电讯中第一次出现本社特派记者“吴敏”(从开城发来的报道和评论用这个署名)和“江南”(在北京写的述评和评论则用这个署名)的由来。

　　台湾海峡的两次风浪

　　1958年夏秋，台湾海峡风急浪高，金门前线炮声隆隆，周总理对《人民日报》的评论抓得很紧。在发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10月6日，这是毛主席写的)之后，《人民日报》从10月11日起接连发表了几篇社论：头一篇的题目是《休谈停火，走为上计》，这是根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周总理的意见撰写并经过他审定的。第二篇的题目是《且看他们怎样动作》，这是根据又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主席的意见连夜赶写出来并经他审阅的。毛主席在审定稿中只修改了这篇社论的最后一段，并批了“此稿勉强可用”。我就用他修改的一句话作了社论的题目(由于题目比较特别，整篇社论曾被误认为是毛主席的大手笔)。第三篇(10月21日)是报社编辑部自己写的，评论杜勒斯到台湾，没有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前两篇都讲到美蒋矛盾，并揭露美国力图完全控制台湾。后一篇评论却说美蒋唱的是双簧戏。

　　周总理当天看了第三篇社论就提出批评，指出这样评论不符合事实。第二天又把我和乔冠华同志找去，在他办公室旁边的饭厅里，同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谈如何看待杜勒斯访问台湾。周总理分析，这次杜勒斯到台湾，是因为美国当局怕金门炮战扩大化，以致把美国也卷进去。据说，美国曾要求蒋军从金门、马祖等岛屿撤出，既可避免被人民解放军消灭，又免得蒋军经常骚扰大陆引起我军出击而置美国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且，这样美国就可以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杜勒斯访台是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周总理列举了杜勒斯几次讲话同蒋介石讲话的微妙差别，台湾报纸评论和美国报纸评论的明显不同，充分论证他的看法。我和乔冠华都赞成这样的分析。周总理最后谈到，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统一祖国的问题，这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不能干涉；另一方面是美国侵占台湾的问题，这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人民日报》要准备再发一篇社论，着重说明美国的阴谋和美蒋的争吵，并且可以点明蒋介石也不赞成“两个中国”。但要在彭老总发表第二个《告台湾同胞书》之后再发表。这就是后来在10月30日发表的第四篇社论。

　　如果说第一次(1958年)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中，周总理密切关心《人民日报》的社论如何贯彻中央的方针，那末第二次(1962年)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中，周总理为《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出了好主意。

　　这次紧张局势起因于蒋介石企图乘我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反攻大陆”，5、6月间蠢蠢欲动。当时中央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当局同意并支持，蒋介石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为了摸清美国的态度，周总理要当时在国内休假的中美会谈我方代表王炳南同志(当时任我国驻波兰大使)马上回华沙约见美方代表卡伯特(美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赶回华沙后，在同美方代表会见中对美国提出严重警告，指出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美方代表极力声明美国没有也决不会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并透露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方仍然要他将我国政府的警告报告华盛顿，他答应了并保证美方将尽力防止蒋介石的冒险。

　　四天以后，美国总统肯尼迪6月2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他避开当时台湾海峡因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而造成的紧张局势不谈，泛讲美国反对在台湾地区使用武力，并重申美国军事力量在海峡地区的目的是所谓“防御性的”。肯尼迪在回答记者追问时才说出：1954年美蒋条约签订时双方交换过信件，国民党当局在信件中保证未经美国同意不对大陆采取武力行动。肯尼迪还说，“我认为那封信仍然有效”。很明显，肯尼迪的声明和谈话是对我国政府的警告作出的正式反应。美国当局的态度清楚了。

　　对于这样一件很重要的新闻如何处理呢？具体说，新华社如何报道，《人民日报》如何刊出呢？新华社的报道比较好办，把肯尼迪讲的要点全面反映就是了。问题难在《人民日报》应在哪一版、什么位置刊出这条新闻？当时我颇费斟酌，于是同编辑部的同志们商量，设想了三个方案：一是放在国际新闻版显著地位，二是放在第一版的显著地位(但不作头条新闻)，三是放在第一版的不显著地位。我把这三个方案都向周总理报告了，并请他指示怎样安排好。周总理要我逐个说明三个方案的理由，并问我倾向于哪一个方案(我当时回答倾向于第二个方案)，然后才讲了他的想法。他认为：这样同我国直接有关的重大事件，放在国际新闻版显然不妥，但也不必放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因为肯尼迪的表态虽然很重要，但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象这样很重要而不宜过分突出的新闻如何安排，过去也遇到过。他问我是否还记得过去处理特赦释放战争罪犯、中印边境纠纷等重要新闻时是如何安排的，并说现在对肯尼迪的表态也可以如法炮制，也把它刊登在第一版右下角。经过周总理的指点，我对于这类重要而又不宜过分突出的新闻，就有了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处理办法。如1962年10月美国宣布军事封锁古巴、1963年7月苏共中央声明、1964年3月我释放全部日本战犯等，《人民日报》都登在第一版右下角。

　　后来，在“文革”时期，我先被关进监狱(那时叫做“军事监护”)，4年后又被押送到人民日报社的干校(在河南叶县)强制劳动改造时，有一天早上(1971年7月16日)，中央电台广播了基辛格访华公告，一位印刷工人当时就对我说，你脱离工作多年，考考你能否猜到这个公告登在《人民日报》什么地方。我认真想了一会，就告诉他：登在第一版右下角。第二天《人民日报》来了，果然是登在这个地方，大家非常惊讶。其实这没有什么奥秘，是有例可援的，而且我估计这次也是周总理刻意安排的。

　　一次最严厉的批评

　　1959年11月18日，总理找我到西花厅去谈话，这是我一生中受到周总理的最严厉的批评之一。当我走进总理办公室时，周总理正在批阅文件。他先把一封信给我看。这是李富春同志写给小平同志并报周总理的信，内容是批评《人民日报》11月16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1月到10月全国工业生产情况，报道这十个月工业生产总值比1958年同期增长48.9%。富春同志认为，这篇报道严重违反中央规定。

　　周总理在我看完富春同志的信后，严肃地对我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这次捅了一个大漏子。中央从10月份起就一再强调宣传要头脑冷静，要热中有冷，防止重犯去年浮夸风的毛病。你们偏偏出了这样的错误。

　　周总理接着耐心地分析这篇新闻报道的错误。他指出：

　　第一，新闻的根据是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这种统计是国务院各部门自报数字的汇总，并没有核实，是只供中央领导同志参考的内部材料，一般是不能公开发布的。其中许多数字需要逐项核实，还要到年终时才能调整好。而且这次初步统计，口径与去年也不一样。工业总产值中，去年没有统计人民公社和管理区的工业，今年则增加了这部分，因此说今年头十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48.9%是不科学的。你们把内部材料公开发表，实在不应该。以后再这样搞，国务院就通知各部门通通不给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发材料。

　　第二，中央早就有这样的打算，对今年各种产品的产量和总产值，不能下面报多少就算多少，不能满打满算，要留有余地。因此，将来公布一年统计数字时，肯定要比各地区和各部门报来的产值少一些。10月底到11月初举行工交财贸战线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审定各部门的讲话稿时把各种产品的估计产量都删去了。这些你们都知道。现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表头十个月的统计，违反中央关于留有余地的精神，并造成工作上的被动。

　　第三，中央早有规定，凡全国性的数字，一定要经过中央批准才能发表。所谓经过中央批准，不是指中央某一个人，而是经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甚至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中央还指定李富春同志负责掌握全国性经济数字如何公布。这些规定，你们也是知道的，但这次却没有按规定办事。新闻稿虽然经一位中央负责同志看过，但没有经过富春同志，更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通过。

　　周总理强调指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次公布十个月工业生产的数字，无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错误的。他特别提到我既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又经常参加政治局常委的一些会议，对中央的精神应该是了解的，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犯这样的错误应负完全的责任。当时，我对这次错误的经过作了简单的说明和扼要的检讨。周总理接着说，检讨不要匆匆忙忙做，回去后好好想想再说。重要的是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把工作做好。不能因为有庐山会议，反右倾，就又搞浮夸。

　　临结束时，周总理特意要我回去宣布四点：

　　(一)中央重申，凡是全国性的数字(不论是工业、农业、基建、交通或财贸，也不论是综合性的数字或单项数字)现在一律不发表，到今年底或明年初再说。什么时候公布、如何公布都要经过李富春同志和中央书记处。

　　(二)中央授权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两个编辑部，对中央各部、委送来要公布的材料和新闻稿，凡有疑问的都可以扣留不发，请示中央决定。

　　(三)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要严格按中央的决定和精神办事，不能自作主张。重大新闻和评论的发表，要严格遵守向中央报告请示的制度。

　　(四)中央责成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全体编辑、记者，接受去年“大跃进”宣传中的经验教训，联系这次错误，深入检查，反对浮夸，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到热中有冷，把宣传工作做得更好。

　　我从周总理那里回来，马上召开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的编委会，传达和讨论了周总理的指示。接着又召集两个单位的全体编辑、记者大会，我作了传达和初步检讨。鉴于这次教训并为了把工作做好，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写了一个关于当前国内问题宣传的请示报告，并得到中央的批准。

　　周总理这次批评，正发生在庐山会议后所谓“反右倾斗争”的高潮中，使我们在那种形势下保持头脑冷静，意义重大，对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在一段时间内避免在宣传上重刮浮夸风，起了很大作用。可惜的是，宣传上的这种冷静没有保持多久，就不断受到“反右倾、鼓干劲”的浪潮的冲击，1960年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1958年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的错误。

　　李宗仁的记者招待会

　　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1965年6月离开长期居留的美国，取道欧洲(瑞士)返回祖国。

　　1965年9月中旬的一天，周总理要我和龚澎(当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张彦(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姚漾(中宣部副部长)三位同志到他的办公室去。

　　周总理告诉我们：李宗仁先生要举行记者招待会，请他推荐几位同志做参谋或顾问，他决定推荐我们四人去当顾问。总理说，你们几个人对中央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比较了解，有两位(指我和龚澎)还多次担任过政府代表团的发言人，有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经验，可以给李宗仁先生提供一些帮助。但是，你们的任务是当顾问，只能从旁帮助，提供参考性意见，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人所难，更不能喧宾夺主，一切均由李宗仁先生自己决定。这点你们一定要记住。

　　接着总理向我们谈了李宗仁这次回国的前前后后。他谈到：德邻(李宗仁字德邻)先生出国16载，这次毅然归来，很不容易。德邻先生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回国定居的。周总理还谈到，李宗仁先生到达北京时曾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以“待罪之身”从海外归来，向人民交代他的两大过错：一是1949年和平谈判时他没有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二是他在居留美国期间搞“第三势力”，“一误再误”。周总理说，这样坦率交代也好，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是实际上这两件事情也难完全怪他。总理接着详尽地分析了这两件事。他指出，当年李宗仁名为“代总统”，实则一无权、二无兵、三无钱，真是孤坐石头城上，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打也不成，和也不成，一切都由下野后隐居在奉化溪口的蒋介石摆布。李受白崇禧的影响，也没有接受和平协议的决心。至于搞“第三势力”，想依靠外国来取得政权，这说明他对美国有幻想，同时也是旧中国政坛显要的通病。

　　周总理说了这许多以后，强调我党的方针是三句话，即：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来去自由。他说，李宗仁先生这次回国定居，我们就是一家人，既往不咎了。他接着算了一下，1948年我们曾经公布的43名首要战争罪犯中，程潜和傅作义都是起义将领，不但早已从战犯名单中除名，而且同我们一起共事十多年了；翁文灏和卫立煌50年代回国定居，都是政协委员；杜幸明作战中被俘，10年后受特赦，现在也是政协委员。爱国不分先后，我们一律以诚相待。他们可以到国外去，去了还可以回来，回来了还可以再出去，这叫做来去自由。总理说，这三句话对李德邻先生都适用，对任何其他人都适用，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周总理说，他说了这些，无非是要我们对李宗仁先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次去当顾问，一切都要尊重李宗仁先生。只提供情况，如外国记者关心什么问题，可能提出什么问题。有疑难也可以坦诚相告。但他要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他作主。讲话稿不用我们起草，因为他身边的程思远先生能说会写，曾长期当过他的秘书，文字表达会比我们更适合李宗仁先生的习惯和身份。

　　周总理最后向我们交代：如果李宗仁先生一定要听听我们对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意见，可以请他考虑：一，过去的历史旧帐可以不提；二，重点放在讲讲回国后，尤其是参观东北后的观感；三，中美关系可以谈，但以少谈为好；四，中苏关系可以不谈；五，对台湾方面以态度平和、留有余地为好；六，对记者当场提出的问题，可以据实回答，不必有什么顾虑。

　　从周总理那里出来后，我们就分头作些准备。过了两三天，李宗仁先生就叫我们到他住处去，商量如何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向他提供中外记者的情况和他们关心的问题。李宗仁先生也大致谈了他的打算，随后就要程思远先生同我们一起交换意见。

　　9月26日，李宗仁先生举行记者招待会，程思远先生和刘仲容先生陪同他出席。到会的有中外记者和港澳记者共300多人，盛况空前。李宗仁先生先发表长篇讲话，随后又一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前后两个多小时。会后李宗仁先生又举行冷餐会招待记者，出席的除中外记者外还有蔡廷锴、卢汉、刘文辉、邵力子、黄绍竑、翁文灏、杜幸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前国民党军政显要，末代皇帝溥仪和溥杰也出席了。他们都是记者们有兴趣采访而又难得一起会见的新闻人物。结果皆大欢喜。这是周总理同李宗仁先生商量后具体安排的。

　　第一次核试验

　　1964年10月15日下午，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晚饭后同乔冠华和姚溱两位同志一道到钓鱼台六号楼去，周总理有事要我们办。

　　当时我在钓鱼台八号楼中央文稿起草小组，离六号楼不远。晚饭后我同乔冠华、姚溱漫步十分钟就到达周总理的住地。在六号楼门前，总理的秘书把我们带到一个小餐厅，而不是带到总理的办公室或客厅。我们在小餐厅围着小圆餐桌坐下来后，就感到情况有些特别，猜想可能要起草什么东西，可能又得熬夜了。因为小圆桌正适合边议论边起草，吃夜宵也很方便。

　　不一会，周总理进来了。看来他刚吃过晚饭，他一边用牙签剔着牙，一边在圆餐桌周围来回走动，向我们交代任务。

　　周总理开始用平静的语气向我们宣布：明天将在罗布泊附近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把你们找来就是要起草一个公报和一个政府声明，这都要在今晚搞好并送毛主席审定，到明天爆炸成功后发表。因为现在只是计划明天爆炸，明天能否按时爆炸，爆炸是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因此此事现在是特级机密。你们起草时可以把时间空着。

　　周总理说，首次核试验来得不易。他向我们追述十多年来我国开展核能研究和利用的大致过程。

　　50年代初，我国政府集中科学家开展原子能的研究。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答应向我提供小型反应堆和加速器设备。

　　1955年1 月，毛主席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科学家、工程师们的汇报，决定研制原子弹。

　　1957年，苏联政府应允向我提供一个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为此签订了协定。

　　1959年6月，赫鲁晓夫在访美前3个月，单方面撕毁协定，拒绝向我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1959年7月，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搞原子弹，从头做起，准备8年内搞出来。用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原子弹一定要搞，也一定能搞出来，但只能小搞，做到你有我也有，不能大搞，因花钱太多，大搞搞不起。

　　1962年11月，经科学家、工程师们的努力，并提出提前制成原子弹的可行性报告，中央决定：争取在1964~1965年搞成原子弹，同时加快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开会提到这两弹时，都用“圆的”(原子弹)和“长的”(导弹)这两个隐语来代替)。

　　周总理说，这次核试验，如果成功，就可以说是提前完成计划了。这个话要等到明天试验成功才能说。但现在你们就得把政府声明和公报准备好。

　　接着，周总理就提出他设想的政府声明的要点：一，要全面阐明我国政府对核武器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二，要说明我国进行核试验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的，为了自卫的，是对付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的。三，要宣布中国在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四，要提出召开各国首脑会议的建议，首先要有核武器国家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在总理谈话过程中，他的外事秘书兼英文翻译浦寿昌同志送来了我国政府对核武器的态度的有关资料，供我们起草时参阅。

　　周总理概述了他的意见后，就要我们在午夜前后把政府声明起草出来。当时已是晚上八点钟了。

　　我们三人赶紧议论如何体现总理的思想，并大体上拟出了声明的布局。我们还作了分工，先由乔冠华说个大体的意思，然后由我遣词造句，大家商定后再由姚溱执笔写下来，起草工作进行得较顺利。2000字不到的政府声明在午夜过后不久就起草出来了。到写完简短的公报，大约是清晨两点钟。

　　周总理看过草稿后，又走到小餐厅来，带着亲切的微笑对我们说，稿子大体可用，个别字句我还要斟酌一下，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了。你们这些秀才不愧为快手。现在慰劳你们，一人一碗双黄蛋煮挂面。总理风趣地说，这双黄蛋是我家乡(淮安)的特产，拿来慰劳你们带有象征意义，就是我们正在搞两弹。

　　接着周总理又说明，明天爆炸的是一个核装置，体积较大，还不是实战型的原子弹。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在研制小型化的，可以用飞机携带空投的和将来装在弹道导弹上的原子弹。但无论如河，明天的试验成功，将是我们自力更生掌握核武器的里程碑(后来，第一次核试验的半年后，1965年5月，我国第一次飞机空投原子弹成功；两年后，1966年10月，我国首次弹道导弹发射成功)。

　　周总理最后向我们交代如何发表。他要我第二天上午在新华社等候，他将派人把政府声明和公报送给我，由我组织好发表前的准备工作，但什么时候发表要听候他的通知。中英文的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要同时播出。英文稿由外交部翻译，要乔冠华负责组织。这一切在公布前都要严格保密，保证杜绝一切可能泄密的漏洞。

　　10月16日上午，我清早来到新华社办公室，先同朱穆之同志(当时是新华社副社长)商量一下，随即通知广播事业局、人民日报社和北京日报社的负责同志9点钟到新华社来，还请梅益同志偕播音员一起来，以便拿到定稿后即作播音准备。

　　10时许，总理派赵炜同志专程把打印好的政府声明和公报各三份送来了，并告诉我：总理交代，要等他的电话通知才能发表，在这之前必须严格保密。这时我才向等在我办公室的同志们说明要发表的是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政府声明和公报，并要求大家绝对保密。然后由梅益同志跟播音员一起研究如何播出，我同报社的同志研究如何出号外，但都在我的办公室里，谁也没有离开，等候总理的通知。

　　我们从上午一直等到下午。3点过后，总理来电话说，爆炸已成功，两个稿子中开头空白的地方要填上“十六日十五时”(北京时间)。但毛主席说要等等看外国有什么反应才公布。总理要我注意外国通讯社有什么消息，随时向他报告。他还说现在各人可以回自己单位去准备广播和出号外，但什么时候公布要等他通知，公布之前仍要保密，只能让有关人员知道。

　　在这以后，首先从东京，接着从华盛顿、斯德哥尔摩、伦敦、巴黎传出了我国在西部地区进行了核试验的消息，新华社迅速地、连续地向周总理报告。

　　晚上，周总理和毛主席、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人员时，才决定当晚10时公布这一震动世界的新闻。

　　周总理打电话通知我说，这次任务你们完成了。下一个任务是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你们先想想、议议，过几天再找你们谈。

　　这里说的是周总理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总理亲自主持下参加起草的最后一个政府工作报告。10年之后，1974年底，我又参加起草了周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时我们敬爱的总理已经身患绝症，卧病在床，只能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了。但是，到1月13日的大会上，周总理以惊人的顽强意志，打起精神，坚持把他一生中最后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念完了。我在主席台上一面听着他铿锵有力的声音，一面看着他消瘦的脸庞，禁不住热泪盈眶：真是我们的好总理啊！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