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也是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侨胞真挚的朋友。他为建立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回忆往事，周恩来高大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重庆的日子里

　　我从1925年就仰慕周恩来的英名。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曾率领黄埔学生军两次东征，打得反动军阀丢盔弃甲。那时他还兼任过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从建立政权、革新政治到组织群众团体，表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在我的家乡广东东江一带大名鼎鼎。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行医，并担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常到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周公馆等处给同志们看病，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同志。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驻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代表团团长，公务极为繁忙。在曾家岩周公馆，常见他和董必武、王若飞等领导同志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要与各方面人士接触，与各界进步民主人士的联系尤为密切。那时各界人士常在郭沫若家里聚会，讨论抗战形势，民族前途，国家的和平民主等大家关心的问题。有一次周恩来在郭老家里召开座谈会，他用从延安带来的小米和红枣熬成甜粥款待大家，大家都感到带来的不仅是红枣和小米，而且是延安人民的深情厚谊。我记得施复亮在会上提出建议组织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说：“你的想法好。为抗战胜利与和平民主，你应该把这个工作组织好。”周恩来还委派一些得力的同志去联系工商实业界人士。1945年，以实业界、知识界上层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我参加了民建，也参加了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我就是从那时起公开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在周恩来领导下做联系民主人士工作的许涤新同志征求我对工作的意见，我讲到与致公党上层人士有接触，许涤新同志说将来可以考虑做联系致公党的工作。后来，在香港得到中共华南分局连贯、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推动致公党于1947年召开“三大”进行改组，发表声明反对美蒋统治，支持中共的主张，使致公党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民主党派。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阅历资历都很深，但他对各界人士一向平等相待，谦虚诚恳，推心置腹，支持各界人士民主、进步的愿望和要求。他对不同意见从不以势压人，而是通过透彻地分析讲清道理，真正做到与爱国民主人士肝胆相照，使人心悦诚服。在周恩来的教育帮助下，爱国民主人士和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艰难共济，促进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

　　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事件中，参加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郭沫若、李公朴等爱国民主人士60多人遭到国民党特务野蛮殴打，周恩来又亲赴医院慰问，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的抗议。在乌云压顶的山城，周恩来义正词严，表现出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立场，给忧心忡忡的人们带来了光明与希望。

　　周恩来与司徒美堂

　　1942年五月，美洲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先生从香港经广东东江、韶关和桂林等地辗转到达重庆。第二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即到饭店看望，代表中共向司徒美堂表示亲切问候，并派人送去《新华日报》。5天后，中共办事处为美老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南方局主要负责同志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及社会各界100多人出席。周恩来在致词中盛赞美老的爱国热忱，并向他介绍了我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的情况。周恩来还向美老详细讲述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进攻新四军的经过和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并邀请他访问延安。美老在我家里对我和陈其尤先生感慨地说：“这次受到周恩来的言传身教，感受至深。”后来他又写道：“通过那次会见，使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

　　1946年6月，美老应邀前往南京梅园新村30号，同周恩来、董必武进行亲切交谈。此后周恩来又两次亲赴司徒美堂寓所晤面，向他介绍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解放区的情况，揭露蒋介石争夺抗战胜利果实，制造磨擦，企图发动内战的伎俩，并邀请美老赴解放区参观。后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事实教育了美老，使美老认识到周恩来是正确的，毅然与蒋介石决裂，拒绝参加伪“国大”，拥护中国共产党，表示“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1949年9月，司徒美堂先生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考虑美老年高足跛，行路不便，指示大会秘书处特制藤椅，由工作人员抬着他走。美老匆忙自美归来，衣物不足，周恩来又派人带他到前门大栅栏瑞蚨祥，特制水獭领狍皮大衣一件相赠。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使美老引为殊荣，十分感动。政协会议后，经周恩来极力挽留，美老结束了69年的侨居生活，定居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度过了幸福的晚年。

　　司徒美堂老人的一生代表了广大爱国华侨自鸦片战争以后所走过的道路。这位著名爱国侨领成为创建新中国的华侨代表人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自从在重庆与周恩来晤面之后，美老与周恩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美老从周恩来的身上看到了对海外侨胞关怀在心的中国共产党。

　　建国前后

　　1949年，我从香港赴北京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住在北京饭店，各界民主人土大都住在这里。周恩来常到饭店看望大家，有时召开座谈会。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分为六个组进行。在中南海勤政殿讨论起草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时，工作很紧张，会议经常是整天进行。周恩来善于把各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有道理则采纳，不恰当的就加以引导，使会议文件为各方面所接受。记得会上曾对使用“人民”还是“国民”的概念有争论，周恩来讲，从人民政协的性质看，还是使用“人民”的概念比较确切，因为人民政协排斥了极少数反动分子参加。这个意见为全体同志所赞同。当讨论应写“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还是“合法权益”时，周恩来指出，应写正当权益，如写为合法权益，侨居国当局制订排华法案，我们要不要接受？字斟句酌体现了周恩来对海外侨胞的关心。在筹备会议开始前，有人不了解致公党的情况，不赞成致公党参加新政协。周恩来认为致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为动员侨胞支援抗战做过有益的事，解放战争中又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对美蒋反动统治，参加了人民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行列，是有资格参加人民政协的。周恩来的意见为绝大多数同志所接受。致公党能够走向革命，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在人事安排过程中，周恩来注意照顾到华侨与致公党的代表人物。致公党的陈其尤、陈演生先生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美洲华侨代表人物、致公党元老司徒美堂先生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演生当选为政法委员会委员。周恩来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记得当时陈其尤先生对人事安排有些意见，周恩来知道后，派人请其尤先生去他那里商谈，我也参加了。周恩来耐心听取了其尤先生的意见，又把人事安排的情况向其尤先生做了详尽的说明，心平气和地劝导其尤先生。周恩来待人以宽，与人为善的胸怀，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建国初期我曾在卫生部工作，多次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关于医药卫生和民族等问题的政务会议。1956年中华医学会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香港医学界也组团参加了会议。团员中香港医科大学侯宝璋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病理专家，我们殷切希望侯先生能回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大会结束时，在怀仁堂举行茶话会，周总理亲自出席，并接见了香港来宾。当我介绍到侯宝璋教授时，总理紧握住侯先生的手表示亲切的问候，关心地询问侯先生在事业上的成就。侯先生深受感动，回到驻地就表示了要回内地参加建设的决心。以后侯先生回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从事科研并执教。1957年侯先生的儿子被错划为右派，有关部门要收回他们在北京的住宅，总理知道后加以制止，保护了侯先生一家。

　　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忘我地工作，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为他那超凡的品格和魅力所吸引，无不表示由衷的钦佩。我曾听到香港医学代表团团长在周恩来接见后感慨地称赞：“周总理真是世界人才！”

　　周恩来的伟大一生，赢得了党内外同志和海内外朋友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