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　　

　　今年是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回想1976年初，当恩来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和伯钊被监护在山西临汾。在悲痛欲绝中，我们当即致电邓大姐表示吊唁，同时向中央请求到北京参加悼念活动，但这样的要求却遭到拒绝。怀着满腔悲愤，我曾陆续记下一件件恩来同志的往事，以排解心中的悲痛。

　　我同恩来同志相识于1928年夏天。当时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在那里筹备和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那年他刚刚30岁，英俊潇洒，干练老成，令人亲近和佩服。

　　1933年初，我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不久后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接受红军总政委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同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等同志朝夕相处。在浴血奋战的反“围剿” 中，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我和恩来同志都保持着密切交往，从他那里受到许多教益。

　　解放战争时期，恩来同志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我相继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后委副书记等职。从延安到西柏坡，我一直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开会，研究和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长期担任中央副主席、共和国总理。我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副秘书长、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这期间，亲眼目睹了恩来同志日理万机、辛勤操劳的工作情况。

　　如果从1928年与恩来同志初次相识算起，至今已有70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他给我的教益，是说不尽的；我对他的经历、思想、工作和为人的多方面的了解，也是逐步深化的。

　　如今我已年逾九旬，有责任把我对恩来同志在党内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了解写出来，以缅怀先人，告诉来者。

　　一

　　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21年，他在法国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8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和创建人之一。大革命时期，他出色地领导过国民革命军的军政工作、广东东江地区的政权工作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党内出名的实干家。国共合作破裂后，他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第一支人民军队。从1927年5月起，他就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六大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担任政治局常委会主席的向忠发根本没有能力在中央起领导作用，恩来同志实际上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在白区工作中，他发展组织，开拓局面，机智果断地处理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事件，挽救了党的中央机关和大批工作人员。遵义会议，他排除干扰，旗帜鲜明，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长征途中，他有理有节、针锋相对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作斗争。西安事变，他运筹帷幄，顺应民心，团结张学良和杨虎城，赢得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大好局面。重庆谈判，他协助主席，纵横捭阖，挫败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解放战争，他精心谋划，周密部署，协助毛泽东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和完成战役行动，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开国伊始，他知人善任，团结各方面人士，悉心组阁，恢复国民经济，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开创建国初期的稳定局面。三年困难时期，他殚精竭虑，顾全大局，提出并坚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从严重的困难中摆脱出来。十年“文革”，他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自１９２７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１９７６年病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恩来同志一直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恩来同志一个人。他长期在中央做实际工作，是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参与制定者和指挥者。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作为全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主帅，恩来同志是名符其实的副帅。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防、外交、统战、科技、教育、文艺等多方面的建树，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他一生走过的革命道路，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重要缩影。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层曾有过多次更迭。恩来同志能够在党的领导集体中长期保持核心成员的地位，时间达５０年之久，这是极不平常的历史现象。除了客观原因外，主观方面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恩来同志作为具有领袖才能的思想家，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外国成功的经验，不盲目照搬，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发展理论，和全党同志一道顽强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恩来同志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信仰。无论革命处在高潮还是低潮，抑或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都坚韧不拔，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恩来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时时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顾全大局，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全力维护党的集体领导的权威。

　　恩来同志作为成熟老练的政治家，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既讲斗争又不失分寸，既宽厚又不怯懦，既自信又不专横。他处理党内矛盾的能力和参加政治斗争的经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正是由于恩来同志这种崇高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和深厚的修养，造就了他的领袖风范，成为革命楷模。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核心成员达成了历史性的共识。恩来同志紧接着毛泽东同志之后，排在第二位。这是对恩来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功绩的公正评价，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愿。

　　二

　　恩来同志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协助毛泽东同志的工作，共同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写下不朽的历史篇章。这两位伟人长期合作，相辅相成，是一对难得的革命战友和政治伙伴。

　　恩来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密合作，开始于遵义会议前后，这正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捩点。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长征路上，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同志一起行军，共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并在通道会议上力主西进贵州，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击。12月18日，恩来同志在贵州黎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不顾博古和李德的反对，采纳毛泽东等同志放弃去湘西同红军二、六军团会合、北渡乌江的正确意见。这次会议，是中央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也是大部分中央领导人思想逐渐趋于一致的重要转折，直接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当时我任三军团政委，和军团长彭德怀同志专程从前线赶去出席。会上，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推卸他和李德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同博古的态度相反，恩来同志在副报告中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同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恩来同志在会上所表现的鲜明立场和高风亮节，使与会同志深受感动。

　　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常委，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对毛泽东同志支持和维护，不是偶然的。1929年6月，红四军内部发生严重分歧，毛泽东同志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选举前敌委员会书记时落选。恩来同志于9月听取陈毅同志的详细汇报后，明确指示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并肯定地指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这是在关键时刻对业已离开前委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同志极为有力的支持。

　　1931年底，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和毛泽东同志在工作上有了直接接触。无论哪一方面的工作中，他都十分注意听取毛泽东同志的意见。1932年7月，他力举毛泽东同志出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10月上旬，当苏区中央局举行全体会议，批评毛泽东同志，并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时，恩来和朱德、王稼祥等同志是反对这一做法的。在随后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恩来、朱德等同志从实际出发，仍按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围剿”。

　　中国共产党人几经挫折和失败，经过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才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正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从一个主要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成为主导全党全军的领袖，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曲折的过程。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主张逐步深入到全党，他在粉碎敌人“围剿”中表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为全军所接受；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像恩来同志这样一些党的负责人，在血的教训面前，以党的利益为重，胸怀宽广，服从真理，坚决拥护和信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以后，恩来同志一直作为毛泽东同志难以离开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在革命战争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记得解放战争后期，恩来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不能做一把手，只能作为正确路线领导下的好助手。”那时，他还担任着人民解放军的代理总参谋长，毛泽东同志对战争问题有什么新的考虑，总是首先找他商议。有关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在毛泽东同志下定决心后，由恩来同志具体部署兵力，组织实施。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恩来同志是我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最主要助手。”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主席，主持一切；恩来同志身为总理，是共和国的大管家。他们和党的其他核心领导成员一起，共同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那时候，恩来同志的工作范围比民主革命时期要大得多，广得多。在中南海里，他是睡得最晚的领导人之一。西花厅的灯光，经常要亮到深夜、凌晨，真可谓日理万机、呕心沥血。我曾劝说他：“总理，你啥子都好，就是不会休息。”他却认真地回答说：“党和国家必须有个全面负责实际工作的人，我应该担起这个担子。这样好让主席、少奇同志安心坐下来，对党和国家的大事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在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内，周恩来与毛泽东相差不到5岁，他们属于同一代人。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气质、性格和特点。毛泽东举重若轻，提纲挈领，大刀阔斧；周恩来举轻若重，处事周密，思虑精细。毛泽东质朴而豪爽，幽默而风趣；周恩来文雅而机敏，严谨而认真。他们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列宁曾经说过，领袖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中的成员都是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的优秀分子，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优长，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恩来同志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总是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并积极创造条件，注意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聪明才智，自己却从来不居功，不诿过，不争名利和地位。这是恩来同志留给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

　　恩来同志一生经历了无数政治风浪，处理过许多复杂事件，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当我们党处于重大事件的历史关头时，他坚持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化险为夷，以必要的让步换取大局的重新稳定；当党内意见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时，他努力维护党的团结，求同存异，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避免党内出现分裂；当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导致全局性灾难时，他权衡轻重，相忍为党，置个人的毁誉得失于度外，利用手中还保持的权力，相机挽回损失。寓刚于柔，融韧于忍，柔在外，刚藏内，勇于所当勇，退于所当退，这正是恩来同志大智大勇的品质修养。

　　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张国焘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企图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处在党和红军有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难之际，恩来同志与毛泽东等同志商量后，主动提出让出自己红军总政委一职，打消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主席的念头。决定作出后，恩来同志又多次找张国焘谈话，终于使张国焘接受了党中央的决定。这样，为党中央有效地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恩来同志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经济建设开始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1956年，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等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然而这一正确的方针却受到一系列错误的批评。恩来、陈云、先念等同志精神的紧张和心情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后来“大跃进”带来大倒退的历史事实证明，反冒进是正确的，批评反冒进是错误的，但是恩来同志却不急于争辩，主动承担责任，不断地作检讨，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紧张气氛。

　　恩来同志曾多次讲过，他天性富于调和。在我看来，他所说的调和是个好字眼儿，决不是那种无原则的“和稀泥”。在党内斗争中，有时就需要善于调解矛盾，精心维护团结。过去，由于“左”的思想干扰，一讲调和、折衷，似乎都带有贬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世间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也有非对抗性的。党内矛盾主要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大多表现为意见不同、认识分歧，对这样的问题，完全应当采取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恩来同志对待和处理党内矛盾，从不整人，不以势压人，而是因势利导，求同存异，必要时采取折衷方案，适当妥协，使矛盾得到化解，为维护党的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65年11月19日，在中央已决定调我到广东省委工作后，我去恩来同志办公室告别。这以前，得到毛泽东同志支持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在中央和地方引起了许多猜测和不安，不知道又要搞什么运动，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这种紧张气氛下，我曾激动地对恩来同志说：“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当时，他两眼一直盯着我，默默无语，然后才严肃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看来，他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今后要面对的将是一种怎样的艰难局面。我也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文化大革命”就这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来到了。

　　恩来同志被动地卷入这场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后果的深重灾难之中。在那个大动乱的年代里，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巧妙周旋，躲过一次又一次明枪暗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系党和国家机器的继续运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内外人士。“文革”初期，恩来同志因势利导，力图把无政府思潮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九·一三”事件后，他抓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有利时机，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解放大批党内外干部，促成小平同志复出。他提出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的几项措施，避免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出现。他协助毛主席一起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抱病前往长沙，同毛泽东同志商定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挫败了“四人帮”组阁阴谋。他告诫叶剑英同志：“要注意斗争方式，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他在四届人大会议上，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等等、等等……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错误发动的一场长时期的、全局性的内乱。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无论哪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无法站出来公开反对。当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个个被打倒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就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恩来同志，视他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恩来同志几乎处在孤立无援的逆境中，他必须首先保住手中那部分被觊觎的权力，只有保住自己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地位，才能实现他所要做的事情。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讲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甚至说过错话，办过错事，都是可以理解的。陈云同志曾经说过：“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指责恩来同志当时的所作所为呢？！毕竟，历史留给他回旋的余地太小了。而在这样有限的时空中，他献出了全部的心血、智慧和忠诚。小平同志说：“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这句话充分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面对恩来同志这一巨大历史功绩的心情。

　　十年浩劫，一场噩梦。我们历尽磨难，终究幸存下来，而恩来同志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堪以告慰的是，恩来同志在“文革”中千方百计地保护下来的一大批战友和同志，继承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未竟事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