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工仔、打工妹法律意识等短期内不能自觉的情况下，在法律救济很难解开等米下锅的困境下，政府一定程度的行政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维护这个市场正常秩序的必要保证。治理欠薪固然千头万绪，惟其头绪繁杂，更需要政府的强力来进行有效的牵引。
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内，一张硕大的裁衣平台占据了大部分面积。平台下边，长不足5米、宽不足2米、高不足1米的空间，每天晚上要躺下8个打工的女孩！就是这样的生产生活环境，这些女孩每天至少要加工出4套衣服。
也罢，这些来自湖北监利农村的打工仔、打工妹并不十分计较辛苦。苦也苦了，累也累了，只盼望着能够在年根儿把账结清，回到遭遇洪水泛滥的家园好好过个年。
然而，越到年关他们心里越不踏实了。直到1998年12月4日傍晚，他们目睹了老板住处的一片狼藉后确信：老板跑了，32名打工仔、打工妹的5万多元工资可能要泡汤了！着急上火地追到火车站，还好，发现了拎着大包小包的老板吴让盛的妻女。没法子，请她们留下。
后院着火，老板吴让盛只好出面，但却是一副爱咋咋的神气：欠的钱是完全应该给的，但没钱，要不把我抓去坐牢算了！事情僵持下来，不料，在石家庄市西焦刑警中队门口守候了一夜的打工仔，天亮被告知：吴老板不见了。
哭成一片的悲戚并不能成为拿回合法收入的根据。1999年1月19日，拿着石家庄市建设银行信用卡部50多名员工捐助的4200元钱，32名湖北打工仔打工妹中的29人无望地踏上了回家的火车。他们只能留下3名代表坚守在石家庄，继续漫长而未必有结果的法律程序。
类似32名监利打工者这样的故事，贯穿了石家庄1998—2002年的冬天。2000年初，省部分政协委员提出了一项“关于解决省会‘黑心老板’逃跑问题提案”，提案中写到：调查显示，仅1998年末就有300个老板逃脱，甩下的打工仔有几千人，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
“老板跑了”的名单越拉越长，各种制约机制却大体对他们不起什么作用；而对于打工者的指责却是时有耳闻，不签订劳动合同、没有齐备的外出务工证、长期忍受老板的欺压不反抗……发出这些疑问的大人先生们或许并不知晓，在一个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市场，上边这些规范化的要求到底有多少实际的可操作性？换句话说，在大批农民进了城，劳动力市场发生前所未有变化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方式却依然停留在过去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并不能有效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落实。
于是，城市高楼下，灯红酒绿中，就只剩下那些来自异乡的务工者瑟缩的身体，无助的眼神，还有压抑的哭泣声了。等到他们终于发现，漫天飞舞的眼泪除了感动一些善良的市民，并不能撼动任何一个黑心老板的铁石心肠时，这些并不缺乏力气的小伙子、壮汉子们就开始采取极端的讨薪方式了。此后几年，“讨薪升级”不可避免。最直接、也是最坏的影响已经露出了苗头：2000年初，一位邢台来石出差的先生在石家庄火车站被4名年轻人抢了800多元钱，警方破案后发现，4人都是被老板甩下的身无分文的打工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1999年本报对民工欠薪的强力关注，是对社会的一个提醒、一次预警。
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亲自为重庆云阳普通农妇熊德明讨要欠薪，来自国家最高层的直接关注，在神州大地引发了一次无比强劲的讨薪风暴。
2004年开始，政府对于欠薪问题施加的压力空前增大，“红色讨薪令”频频发出。
这一年9月10日，《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并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企业发工资要直接发给农民工本人，也可以委托银行发放，但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
10月28日，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与建设厅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市、县最迟在明年9月底前全部建立工资保障金制度。即建筑业企业或业主在工程开工前须按不低于合同工程价款2%的比例缴纳工资保障金，存入当地政府制定的专用账户，用于垫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12月1日起至下一年春节前，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建设厅、监察厅、总工会联合四部门首次联手帮民工讨薪。
2005年，政府解决民工欠薪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联合清欠的部门也达到9个，全社会正在形成合力清欠的良好社会氛围。
———在打工仔、打工妹法律意识等短期内不能自觉的情况下，在法律救济很难解开等米下锅的困境下，政府一定程度的行政行为，实际上已经成为维护这个市场正常秩序的必要保证。一旦缺位，社会上其他的力量很难上来补位。
政府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政府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治理欠薪固然千头万绪，惟其头绪繁杂，更需要政府的强力来进行有效的牵引。
（本报记者：胡印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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