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专稿 沙龙总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当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激战正酣时，时任埃及陆军中校的萨利赫·哈拉比就牢牢记住了苏伊士运河对岸的这个对手。32年后，已经从埃及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一职退役的哈拉比依然敬重这位昔日的对手，并祝愿他说：“我希望他能重新出任国家领导人，缔造和平。”

　　美国人也牢牢记住了沙龙。曾多次采访沙龙的《新闻周刊》资深记者莱利·韦茅斯回忆说，1984年沙龙与妻子莉莉一起来到纽约，状告《时代》周刊在黎巴嫩屠杀案上对他的诽谤。在法庭后一个房间里接受采访时，沙龙紧紧看着韦茅斯的眼睛说：“我既不害怕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更不害怕为自己的信念而战斗。”而沙龙最终赢得了这场诉讼。

　　1982年发生在黎巴嫩萨布拉和夏蒂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的大屠杀是沙龙政治生命中挥之不去的污点。沙龙之后被迫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并一度成了政坛弃儿，就连当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召开的国庆招待会都没有邀请沙龙参加。这激怒了沙龙。在沙龙看来，他一直是以色列国的卫士，但现在这个国家却不需要他了。

　　与《时代》周刊的诉讼案为沙龙赢得了信心。黎巴嫩屠杀案后，以色列调查委员会给沙龙定的罪名是对这起事件负间接责任，但《时代》却在报道中称沙龙直接参与了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同挚爱他的妻子一道，沙龙日复一日辗转于纽约福利广场的联邦法院，并最终赢得了这场官司。这场胜利成为沙龙重返政坛的开始。

　　韦茅斯回忆说，沙龙在采访中曾经用希伯莱语唱了一首歌。歌中这样写道：“所有的世界都是一座狭窄的桥，重要的是不要害怕从上面跌倒。”韦茅斯认为，这首歌代表了沙龙的心声———从不畏惧任何挑战，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但生活中的沙龙非常热爱自己的家庭。在他的第二任妻子莉莉死后，年迈的沙龙显得更加孤独。他经常在电话中和密友们谈论政治和生活，直至深夜。好在大儿子奥姆里成了沙龙得力的助手，从第一次中风到这次病重，奥姆里一直陪在沙龙的身边。《时代》诉讼案后，沙龙开始在佩雷斯和沙米尔政府中担任职务，先是工贸部长，然后是住房和建筑部长。正是在担任建筑部长时，沙龙推动了定居点计划的实施。

　　在2001年出任总理后，沙龙对韦茅斯说：“我相信我才是那个能制造和平的人。我参加了以色列所有残酷的战争，每一次战争我都在最残酷的地方……我失去了最后的朋友，自己也两度负伤。在医院里我感受到所有的痛苦，为了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死我不得不做出决定。因此，我相信我比其他任何政治家都更懂得和平的重要，但和平是一项严肃的行为，而且和平必须为犹太人提供安全。”

　　2006年1月3日，沙龙接受了病重前最后一次接受，前来采访的是日本媒体《日本经济新闻》。在这次采访中，沙龙再次重申了自己心中的最后立场。“我是一个犹太人，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此在涉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我不会做任何妥协。判断什么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我要告诉全世界的领导人，巴勒斯坦人必须为此付出努力。”田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