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一个改建故宫的计划在神秘地进行着，涉足其中的有政治家也有读书人。故事以一些人的悲剧收场，也使一些人英名流传，而故宫依旧巍然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

　　故宫博物院院庆80周年之际，40年前几乎改变故宫命运的一件大事被人提起。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光明日报》撰文披露：“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宫还出现了一个荒诞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文章点到为止，未加细述，但已令人生奇：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令人困惑的梦魇

　　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一书，其中有郑欣淼写的一篇同名文章，谈到了更多情况——

　　20世纪60年代初的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

　　“文革”时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一东一西，高度超过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要搬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过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临时休憩之处的中和殿，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这些方案中有的项目竟实现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来了，其他的因无暇顾及才得以幸免。”

　　郑欣淼在文章中称，“只有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史观，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正确地评估历史，才能正确地评价传统文化，也才能看清故宫的价值。这个认识正在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故宫博物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就与社会上对其认识的不断提高密切相关。”

　　回顾历史时，郑欣淼作这样的分析：“故宫建筑宏伟壮丽，故宫所藏多是瑰宝，因此才成立故宫博物院。但故宫又是封建皇宫，在许多反对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头脑中，总有一个阴影挥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宫对不对？保护故宫与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

　　他讲述了故宫的一段往事。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称故宫博物院“研究宫内应如何设备，皇帝所用的事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国民政府将经亨颐的提案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复议，结果引发激烈争论，终被否决。

　　“但是经氏的这一观点却并未销声匿迹。”郑欣淼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思想不绝如缕，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其实质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国家对故宫博物院很重视，但皇宫、皇帝与‘封建’的联系仍像梦魇一样使许多人困惑。”

　　“故宫要着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

　　此前，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征求政治学家、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了出来。

　　“‘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陶宗震，当年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的建筑师，至今还记得一位局领导的发言：“他说，为什么不能超过古代？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改建方案开始制定，被令操刀的建筑师回忆说：“58年以前有改造故宫这么一说，这东西不落实，是刘少奇提出的。都这么一说，不落实。要把整个故宫改造。市中心嘛，搬到首都中心嘛，不是首都中心找不出地方吗？当时叫我做过方案，我也就瞎画了一下，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彭真说，故宫是给皇帝老子盖的，能否改为中央政府办公楼？你们有没有想过？技术人员随便画了几笔，没正经当回事。‘文革’期间，把这事翻出来了，有人说你们要给刘少奇盖宫殿。其实，彭真说的话，实际是主席说的话。”当年的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周永源生前作了这样的说明。

　　毛泽东三登宫墙不入宫

　　让毛泽东动怒的张奚若，曾于1948年12月18日北平围城之时，带解放军干部请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绘制北平文物地图，以期被迫攻城时保护文物之用。

　　此前一天，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电报，要求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区及文化古迹：“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1949年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起草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其中提到了故宫：“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首都规划随即展开。

　　参与规划工作的梁思成，与应邀到北京指导工作的苏联专家发生分歧。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提出中央行政区应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区建设，以求得新旧两全、平衡发展；苏联专家则提出中央行政区应放在古城中心区建设，并着手对古城的改建。毛泽东支持了后者。

　　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等古建筑开始被陆续拆除。1952年8月，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被拆除，梁思成、张奚若曾表示坚决反对。1956年5月，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至北长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又引发学术界激烈批评。对古城愈演愈烈的拆除，终导致张奚若1957年向毛泽东坦陈己见。

　　毛泽东与故宫有过一段渊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1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即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

　　1954年4月，毛泽东曾在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

　　1954年4月18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只登城墙不入宫内。

　　在城墙上漫步徐行，毛泽东有何感想？他是否想到了故宫改建计划？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边走走？其中内情无人知晓。

　　“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1952年10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讨论工程项目，梁思成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位发言者的意见：“不同意天安门内做中央政府。”

　　1953年7月，北京市市政建设部门及各区委对城市规划发表意见，绝大部分人主张拆掉城墙，认为要保护古物，有紫禁城就够了，并提出“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

　　1955年梁思成的建筑思想遭到批判。当时在中宣部任职的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批判文章称：“旧北京城的都市建设亦何至于连一点缺点也没有呢？譬如说，北京市的城墙就相当地阻碍了北京市城郊和城内的交通，以致我们不得不在城墙上打通许许多多的缺口；又如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

　　“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紫禁城》杂志2005年10月刊出一篇短文披露：“1958年，正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在全国形成全民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计划改建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拆除。”

　　1958年12月15日，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和1959年第一批应拆除建筑物的报告》，其中说明对院内各处残破坍塌及妨碍交通的道路、妨碍下水道之小房及门座等建筑，需即行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提出要求：“（1）能暂时利用者，可不拆除；（2）对过去宫廷仆役（太监、宫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选择几处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并标出文字说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3）拆除室内的墙时，应注意建筑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时应注意保护，拆除后应妥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筑物应照相留影。”

　　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

　　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望到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报告》：“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首都面貌应当逐步改变，如果中央同意，即可让北京市迅速作出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为此，北京市政府发动6家设计单位分别编制规划方案，并于1964年4月10日至18日，邀请各地建筑专家审核、评议规划方案。

　　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据知情者介绍，在故宫内开辟东西向道路，仅为众方案之一。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3年3月25日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的“三家村札记”中，发表《谈北京城》一文，为故宫改建造势：“今天的北京城并不是历史上各个王朝北京城的原样，不但位置不同，规模、设计、建置也不相同。同样，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心，统治者在那里发号施令的宫殿，也是如此，不但辽、金时代的宫殿没有了，就是元朝的也被拆除了。”

　　这位明史专家称，“现在保留下来的清朝的宫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来建筑，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的建筑。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建筑艺术品，应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不过，要是像某些人所说，因为是古代建筑，就绝对不能改变，把事情绝对化了，那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北京城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无论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变的。相反的结论是必须改变。我们必需有这样的历史认识，才不致于被前人的阴影所笼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迈进。”

　　“砸烂故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

　　梁思成日记载，1967年8月16日，北京市规划局两位工作人员“来问彭真想拆故宫改建为党中央事，及关于改建广场及长安街事。”

　　改建计划胎死腹中，紫禁城并未获得安宁。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览在神武门城楼开幕，后移至故宫奉先殿继续展出，为此在1966年6月至7月，将奉先殿工字型大殿改为长方型。毛泽东像被挂于奉先殿内，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炉，被认为与展览内容不符而拆除。

　　1966年8月3日，故宫城隍庙内泥塑神像11座、泥塑马1对被毁；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余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

　　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被纸盖住，墨笔大书“血泪宫”三字；神武门外砖墙上，“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贴出。

　　故宫“整改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被摘，中和殿宝座被拆。

　　“整改方案”的其他项目未及实施，即遭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潮，5月间进驻故宫博物院，带领全院职工批判“黑线”、贯彻“红线”的军宣队，转眼间成了被批判揪斗的对象，10月不得不撤离故宫，“整改方案”寿终正寝。

　　1967年5月26日，周恩来总理派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使故宫宫殿及文物免遭直接破坏。

　　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

　　“陆定一保故宫，立了一大功！”提及当年的故宫改建计划，中国文物保护学会顾问谢辰生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这位年愈八旬的学者上世纪60年代初在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任职，时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有一次接到中宣部会议通知，议题是讨论故宫改建方案。

　　“王冶秋一听就火了，拒绝出席。”谢辰生回忆道，“后来，他见到我，直后悔，说那个会真应该参加！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原以为中宣部开的那个会是已定下调子的，没想到却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陆定一把那个方案给否了！”

　　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他否掉的正是那个要在故宫里开马路的方案。“这条路计划从西华门横穿至东华门，将文华、武英二殿辟作娱乐场所。”谢辰生说，“方案是北京市提出的，两大改建理由是，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

　　在这次中宣部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陆定一大发雷霆。

　　“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不胫而走。

　　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陆定一之子陆德投书《北京日报》叙述自己给父亲上坟的故事，“关于保护故宫这件事，父亲在世时我未听他谈过。但他在世时，在一次我与他谈论北京现代化建设和拆除大量民俗古建筑的矛盾时，父亲讲：五十、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以后也就没有人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为了保护故宫，父亲60年代初挺身直谏，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