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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作者 朱成山) 东史郎去世了。这一消息迅速通过中日两国媒体的传播与放大，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与热评。我作为与东史郎生前曾11次谋面的好友，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本馆)馆长，与南京市对外友协副会长孙文学和本馆翻译常嫦一起，受江苏省、南京市领导和500多万南京人民的重托，专程赴日本参与东史郎的葬礼，体验了一段紧张忙碌且有特殊意义的经历。
本文现将林林总总的过程记录下来，以飨读者。
日夜兼程跨国奔丧
1月3日，人们还沉浸在新年节假日之中。当天下午3时，我接到日本支援东史郎审判实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支援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从京都打来的电话，告知东史郎先生已于当日上午11时48分驾鹤西去。虽然此前我曾经得到日本方面关于“东史郎再次病危、这次恐怕不行了”的消息，但是，当噩耗传来时，仍悲痛莫名。立即以本馆的名义向东史郎亲属发去了唁电，并将这一消息，向南京市有关部门的领导作了汇报，并筹划在南京举办相应的活动，以追思这位勇于反省历史的特殊日本友人。
讲东史郎特殊，是因为他曾是一名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侵华日军士兵，但又在战后以公布战时日记、忏悔和反省历史的诚意，赢得了南京人民的谅解、支持和肯定。十多年来，东史郎与南京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次日清晨，受江苏省和南京市领导以及南京人民的重托，以南京市对外友协副会长孙文学为团长、以我和本馆翻译常嫦女士为成员、专程赴日本参加东史郎先生葬礼的访日团正式成立。正式筹备赴日的有关事宜。
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充满悬念的计划。因为本馆此前已得到东史郎亲属从日本发来的“悲报”，告知东史郎葬礼将于1月6日上午10时采取“密葬”的方式举行，即除家庭亲友外，不邀请外人参加。此时，离东史郎葬礼的时间也只有两天了，时间紧迫，路途遥远，东史郎家人态度不明，能否成行，感到把握不大。因为按照惯例，仅办理日本签证，最少得5个工作日，加之东史郎家所在的丹后半岛地处偏僻，离京都还有约4个小时车程。
江苏省和南京市外办的同志十分支持，立即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取得联系，向他们说明情况，争取破例支持。另一方面，当我们将意愿表达后，很快得到东史郎亲属和日本支援会、神户青年活动中心、日本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的邀请或鼎力相助，仅用一天时间，在一无邀请函正本、二无邀请担保书的情况下，办好了护照和赴日签证。简直不可能办成的事竟办成了。老华侨林伯耀对此不敢相信，他说：“我在日本50多年，第一次听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办好赴日手续，简直是奇迹和破天荒的事。”
怎样去日本？也是件分秒必争的事。南京去日本关西国际机场的班机，每周只有周二、五两班，而1月5日是周四，只能绕道上海浦东机场前往。我们一行3人10时从南京出发，17时30分乘坐国航的CA163国际航班起飞，于东京时间20时30分到达大阪。办理出关手续后，到达下榻的神户旅馆时，已是深夜23时40分。
日本旅日华侨林伯耀原打算用1辆面包车，连夜将我们送到丹后半岛，以便次日参加东史郎葬礼。但天公不作美，京都连日下起了大雪，到处是白茫茫一片，夜晚行车，冰冻路滑，安全难以保证。于是，临时改变计划，乘火车前往，但需要转换两次车。
稍事休息后，我们在林伯耀先生的陪同下，于6日凌晨1时30分从神户出发，驱车赶到京都火车站时已是3点。由于冰天雪地，天气寒冷，偌大的车站内，除我们一行4人外，只有另外一人在候车。我们除在飞机上吃了一点简餐外，10多个小时没有进食，此时饥肠辘辘，冻得浑身发抖。但望着陪同我们前行的林伯耀先生，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华侨，也和我们一样站在瑟瑟寒风里，心里充满了敬意和感谢之情。假如没有他的带领，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3时47分，我们乘上了去丹后半岛特急火车，途中经丰冈车站转车，终于在清晨7时23分赶到野小站，到达了丹后半岛。
我们与东史郎并非是亲人，但却日夜兼程十几个小时，踏冰冒雪，忍饥挨饿，跨国奔丧，表达的是南京人民对东史郎先生的一点敬意之情。
隆重葬礼各方关注
冬日的京都，一片银装素裹。冰雪凝封，大地如眠。林木似玉柱，草地像棉被。望着眼前的皑皑白雪和舞动的雪花，总觉得就好像东史郎飘逸着的满头白发。
东史郎的葬礼仪式在丹后市野町野3156号的向井葬祭野祭场举行。祭场外围安放着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总领事邱国洪、南京市人民政府、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本馆、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全国联络会、日本支援会、日本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日本东铁路工会、香港实业家陈君实夫妇等34个中日两国单位和个人敬献的花圈。祭场门厅的桌子上，摆放着中、英、日文版的《东史郎日记》，以及由我和山内小夜子共同主编的《东史郎日记案图集》。这些书籍被放在这样一个突出的位置上，可见东史郎亲属的用意，大概是想再次告诉人们东史郎与《东史郎日记》及其《东史郎日记》诉讼案的关系吧。
穿过门厅，迎面有两个大厅。右侧大厅为灵堂，左侧为接待休息室。我们是第一批到达祭场的，由于时间还早，两座大厅内只有东史郎的遗孀东久江一人，穿一身黑色衣裙在守灵。按照日本人的习惯，男人参与追悼会时应着黑色西装，内穿白色衬衣，并系黑色领带；女人则着一身黑衣服(裙)。我与久江老人曾两次在东史郎家见过面，想不到这位86岁的老人，一眼就认出了我。我赶忙上前与她打招呼，请她节哀珍重。看到我们风尘仆仆、千里迢迢赶来参加葬礼，老人竟激动得流出泪来。当我向久江夫人询问东史郎先生有无留下什么临终遗嘱时，想不到久江坦率地告诉我们，东史郎临终前嘴里仍喃喃自语说：“我写的和说的都是事实，法庭为什么要判我败诉。以败诉来结束人生，我不服。”由此我想到东史郎曾表示要上诉到联合国去，甚至要求阎王爷评个公道。东史郎这种坚持公理与正义而不屈服的精神，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不过，东史郎去世时脸上显得很安详，久江太太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当即将从南京带来10包东史郎夫妇喜爱的南京特产——老山冻干粉送给她，并将南京追授给东史郎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别贡献奖章(铜质)”，以及《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现代快报》、《江南时报》、《扬子晚报》、《南京晨报》、《金陵晚报》等中国媒体有关东史郎去世的报道，赠送给久江夫人时，她连连说：“谢谢！谢谢！”，并说东史郎得知后，一定会很高兴。她执意要将这些报纸放到东史郎的棺材里，一起火化掉。说着，她捧起这些物品，蹒跚着脚步，真的往灵堂走去。
我们随着久江太太来到了灵堂。只见大厅内迎面是一座木制祭台，正中悬挂着东史郎先生的遗像，那是一幅蓄着白色长发、身着灰色西装、打着蓝色领带、戴着宽边眼镜、一脸慈祥的东史郎像，背景为日本的富士山。遗像被鲜花簇拥着，两边各立着6盏橘黄色的木灯笼，前台摆放着供果和几盏烛台，周围摆满了东史郎生前亲朋好友赠送的几十个花篮，一片庄重肃穆的氛围。祭台后面，东史郎安详的躺在木棺内。
久江夫人领着我们走到木棺前，打开了棺材前方的两扇小木盖，露出了东史郎蜡黄苍白的脸，让我们看一看长眠着的东史郎遗容。确实如久江夫人所说，他死后的面容很安详。这是一张我十分熟悉的脸，我与东史郎曾在中国六次相会，在日本五次见面。我俩曾同台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市青年联合会、南京市社科联、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上海市图书馆、日本冈山县和平中心、大阪国际和平中心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我俩曾共同在南京、北京、东京、大阪、京都、广岛等城市作和平交流；我俩还一起应邀到中央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南京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浙江电视台等电视台做访谈节目；我俩曾一道在南京中山码头、玄武门、仙鹤门、北极阁等南京大屠杀遗址，以及南京中山北路101号、原中国最高法院旧址和江宁区上峰地区进行了手榴弹实爆试验；我俩还曾比肩去过日本众、参议院和日本最高法院，面见日本国会议员和日本法官，当面陈述南京大屠杀史实和《东史郎日记》记载的准确性；本馆曾聘请东史郎作为名誉馆员，还曾在南京为东史郎88诞辰祝寿；等等。一时间思绪翻滚，浮想联翩，以至于怔立在东史郎棺木前许久。林伯耀先生小声提醒我；“朱馆长，赶快拍点照片吧，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这才转过神来，赶紧拍了一张真正的东史郎遗像。
一直忙碌着的东史郎三女儿长岛和子来了，她曾于1999年2月陪同其父来南京，参加本馆举行的“《东史郎日记》案资料展”；他唯一的儿子东隆史和儿媳东照子来了，东隆史也曾于1997年8月，陪同其父到过南京，并去中山码头和仙鹤门遗址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献花谢罪；他的大女儿小林芙美子、二女儿细井寿子和小女儿小川绫子也都来了，我们一一打了招呼。
这时，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葛广彪走进了灵堂，日本支援会的山内小夜子，山本干夫，菱木政晴赶来了，名古屋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联络会会长平山良云先生赶来了，中国在日华侨刘燕子夫妇赶来了，新华社东京支局特派员吴谷丰、中央电视台驻日本记者站站长孙岩赶来了，东史郎亲朋好友也陆续来到了……。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东史郎送行，愿他一路走好。日本友人悄悄地告诉我们，日本的《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神户新闻》等报纸，也分别报道了东史郎病故的消息后，也有不少日本人从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神户等城市赶来为东史郎送行，使参加葬礼的人数近200人，大大超过预计的送葬人数。我想，人们为何要主动来向曾经是魔鬼的东史郎表达敬意？其实，从人格和精神层面而言，作为“鬼子”的东史郎早已死了，从东史郎反省谢罪的那一天起，他已转变为维护和平的勇士。大家敬重的，是获得新生后的东史郎。
10时，葬礼仪式正式开始。7名日本和尚按日本佛教仪式，为东史郎咏经唱颂。在日本东本愿寺佛教研究所任研究员的山内小夜子，是位对日本佛教颇有研究的权威人士，她告诉我们，按日本人一般人的葬礼，主持仪式的僧侣通常只有一人，最多两人，像东史郎这样有7名高僧大德共同主持的十分稀少，足见葬礼之隆重。据说请僧人这一项，就花费了200万日元。山内小夜子还告诉我们，在东史郎病危期间，支援会成员前往医院探望东史郎时，他仍想最后再去一次南京，当医生告诉他，如果你坚持要去南京的话，可能就要倒在南京，回不来了。东史郎却坚定地回答：“即使倒在南京，我还是想去。”想不到，这已成为东史郎先生永久的遗憾。为此，本馆与东史郎亲属商定，年内将邀请其遗孀久江夫人带子女来南京，完成东史郎生前未及实现的遗愿。
在葬礼仪式上，山内小夜子和孙文学先后代表中日两国人士致了悼词。山内说：“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东史郎为什么有勇气坚持反省和谢罪呢？一是基于对正义的思考；二是基于人类的良知；三是对战后和平环境下家庭幸福生活的感悟。作为日本声援会，我们将永远支持东史郎的正义行动，继承东史郎的遗志，向更多的日本人传播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为建立真正的经得起考验的日中友好而努力。”孙文学说：“我们受南京市政府的委派，代表南京人民专程从南京赶来参加东史郎先生的葬礼，是为了表述对东史郎勇于反省历史正义行动的支持和感谢。东史郎从战时的加害者转变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和加害事实的斗士，这是需要勇气和家庭亲友支持的，尊重历史的人应该得到历史的尊重。”接着，在僧人唱经声中，东史郎亲属及出席葬礼的全体人员，逐一向东史郎先生的遗体告别，人们走上前去，双手合十，祈祷东史郎冥福，然后用一片树叶，掬起些许水粒，轻轻地抹在东史郎遗体的嘴唇上，最后向他鞠躬告别。当人们回到座位上后，葬礼司仪开始宣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国人权基金会、南京市人民政府和南京市对外友协、本馆、香港陈君实夫妇、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全国联络会等中日两国团体和个人发来的唁电，葬礼仪式至11时结束。
东史郎的棺木被12名年青人抬出灵堂外，放至灵车上。此时，东史郎亲属和所有参加葬礼的人都来到室外，其儿子东隆史代表其亲属致答谢辞。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生性刚强的人，不随意称赞别人，尤其是自己的亲人，其夫人久江不仅为东史郎生了五个儿女，而且几乎每天为东史郎操劳，但东史郎在与夫人结婚后50多年时间内，从未对夫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却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望着成天为自己操劳和奔波不停的86岁太太，东史郎深情地说：“久江，你辛苦了，我真感谢你呀！”东史郎一辈子只说了一句感谢的话，却让久江夫人和儿女们感动一辈子。他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其父亲东史郎年轻时曾有一个愿望，想当一名外交官。想不到阴差阳错，在战争期间当了兵，参加了侵华日军和加害中国人的行列。在他的人生后半程，虽然不可能实现当外交官的夙愿，但却为建立真正的中日友好及和平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影响不输一名外交官，这是东隆史对其父亲骄傲自豪的评价。”东隆史在答谢辞中还特别感谢南京人民多年来对他父亲的支持，寻找地图、邮政袋、做手榴弹试验等，这次还专门派人来参与葬礼，使他们全家人十分感动。最后，东史郎灵车在家人亲属的护送下，送往火葬场火花，整个葬礼即隆重又简朴，其亲友们认为十分圆满。
12时30分，我们与林伯耀、山内小夜子、山本干夫等6名“外人”，受东隆史的邀请，与东史郎亲属一起去“火葬场”，去拜谒东史郎的遗骨。其实，“火葬场”离葬礼仪式现场不远，只有10分钟的车程，小小的火葬场只有两座火化炉，在左侧的炉子上方，挂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四个字：“东史郎样”，当天只火化了东史郎一个。此时炉门已经打开，东史郎的遗骸连同铁制的火化车被推出了炉子，一具完整的骨架子摆在人们的眼前。日本人的丧葬习惯与中国人真是不同，按中国的习惯，此时的亲属应该痛哭流涕，而且哭声越厉害越显得悲痛，亲情难舍，而此时的东史郎亲属没有一个流泪和痛哭的，大家围着东史郎遗骨边看边指指点点，有说他的骨头是很硬的，有的说他肠、肺等处黑色粉味为肠癌所致的，而我却想起了1999年12月16日，第一次去东史郎家做客时，他亲笔为我题写的匾牌上书：“(中国人)以德报怨对待日军俘虏，(我)顿首再拜；为将日军侵害的事实真相澄清于人，我不惜粉骨清白。88岁东史郎致朱成山先生。”，我眼前的东史郎遗骨，确实是清白的，而那些黑色的粉末，好比是他前半生参与侵华战争时留下的黑色痕迹。
久江夫人开始用两根长筷子似的竹棍，带头捡一小块东史郎的碎骨，放在一个圆柱形的小筒内。紧接着，他的儿子东隆史、大女儿芙美子、二女儿寿子、三女儿和子、小女儿绫子，以及亲朋好友，每人都依次捡一小块骨头，我也被允许捡了一块脚趾骨放入筒里。最后，由火化工师傅将东史郎的头骨盖放在小筒上面后，合上盖上，用一块白色的布包好，交给东隆史捧着。据说，按当地习俗，其他的骨头可以随意捡，但喉咙部位的骨头是必须要捡走的，传说那是“灵魂之骨”。
下午1时，我们和东史郎直系亲属一起，送东史郎回家。东史郎的遗骨，被放在家中已安置好的灵堂上，供人们悼唁。我们每人给东史郎上了一支香，祈祷他灵魂安息。按日本人的习俗，东史郎的遗骨在家中吊唁49天后，将被安葬在他家的祖坟墓地上。
老人走了留下问号东史郎终于走了，为南京大屠杀历史作证的证人又少了一位。面对日本国内日益甚嚣尘上否定侵略与加害历史的右翼势力，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人们将怎样看待日军侵华的历史？东史郎日记案，实际上涉及到中日两国如何看待日军侵华史的问题，是如实地承认日军的侵略和加害历史，还是掩盖、辩解甚至粉饰和抹杀那段罪恶的历史，已大大超出了《东史郎日记》案能否胜诉的范围。正如原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在《东史郎日记》案二审败诉时指出的：“东史郎诉讼案已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在目前日本国内历史认知的状况下，《东史郎日记》案是不可能胜诉的。在东史郎葬礼上，有人曾大胆预言，当日本能正确认识侵华历史之时，也就是东史郎案胜诉之日，也是中日关系真正友好之基。
人们将怎样看待像东史郎一样的加害历史证人？在如何对待东史郎这个问题上，从一开始直到现在，国内始终就有认识上的分歧，有人赞成和支持，有人反对和谩骂，有的人甚至认为把东史郎捧得太高。其实，客观地说，我们中国人给东史郎的只是一些道义上的支持，而且支持的是从魔鬼恢复了人性的东史郎，支持的是东史郎反省谢罪的态度和行为。而东史郎的确顶住了日本右翼势力对他家庭生活的骚扰，寄子弹头和大量恐吓信的威胁，被骂为日本的卖国贼、开除出“战友会”等种种巨大的精神压力，这种压力是一般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所难以承受和理解的。他却从82岁开始，连续8年站在被告席上，受到那么多的围攻和辱骂，并先后与日本右翼势力较量了13年而不屈服，直至生命的终结。试想，如果连东史郎这样的老人也不能接受的话，哪里还会有更多的日本老兵敢于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呢？难道都让他们把历史的证言和史料都带入棺材而深深埋葬吗？我们要继续发现、鼓励和争取更多的像东史郎一样加害证人，敢于站出来说出历史的真相。人们将如何抢救性地征集侵华日军罪证史料和文物？此次，我们在日本只有一天多的时间，来去匆匆，但收获还是很大的。我们从日本友人松冈环、林伯耀处，为本馆新征集到一件东史郎保存了60多年的遗物。那是一块长1.42米，宽0.39米，厚0.13米的日本偷袭珍珠港时，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亲笔在飞机螺旋桨片翼上题写的“不自惜身命”的横匾，当热心的日本朋友将这件重要的物品和东史郎生前的亲笔捐赠书交到我的手上时，心中涌起了一阵阵感激之情，我们的确需要有更多的热心人帮助和支持我们从事这项“抢救性”的工程。此次，我们还争取到东史郎遗孀久江、儿子东隆史及其4个女儿的同意，将东史郎生前使用的眼镜、钢笔、日记本、桌子以及收到的恐吓信、子弹头等遗物，全部捐赠给本馆，还得到了日本东史郎案律师团和支援会的同意，将两大捆东史郎诉讼卷宗资料和实物捐赠给本馆。我们应抱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对事业负责的态度，争取征集到更多的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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