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避不开的争议

　　“到我这个年龄，现在要在专业上花那么多功夫，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责任感，一个是兴趣。”但他似乎苦恼于无法协调这责任感和兴趣带来的不同后果，“如果我只研究一朵花，这种研究是纯粹学术性的，但是如果我说，这朵花应该圈起来，保护起来，就会涉及到很多利益。”

　　“2000年后，我承担了国家攻关项目，对整个西南国际河流水资源进行综合研究，研究结果要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此时，我的视角就不在地方，而在全国。当这两者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难免得罪一些利益团体和部门利益。”何大明说。

　　这个忽而拍案疾呼，忽而欲言又止，忽而捧腹大笑，忽而郁郁不欢的中年人显然矛盾重重。

　　有些人说他反对水电开发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他很吃惊。“时至今日”，他问道，“怎么还会有这种论调？”

　　还有人质疑他，反对怒江工程，就是反对怒江流域的百姓脱贫。在所有反对他的声浪中，这种声音最让他愤怒，又让他感到苦涩。这个中年人反复提到自己吃不饱饭的艰难岁月，来向人剖清自己。

　　他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每年过年都要请他吃饭。每次吃饭归来，何大明都要拉肚子：因为平常吃得太差，肠胃受不了突如其来的美食。“那时候我的生活是靠每个月16块钱的助学金维持。这16块钱除掉4块要零用，真正用在吃上的，只有12元。每周如果能吃到一次肉，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效果都很差，因为太饿了。”就是这样，每次朋友叫去吃饭，他仍然大快朵颐。他实在无法抗拒肉食的诱惑。

　　这种困窘的生活持续多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昆明设计院工作。有一年春节回家，他特意上街买了一双既便宜又比较好看的皮鞋。结果没过几天，鞋底就断了。一看，里面竟然是竹片做的。1985年，他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每个月有63块钱的工资，然而仍然没有摆脱饥饿给他带来的屈辱感。他坐长途车去南京上学，中途停车吃饭，别人都炒一个菜，他只叫了一碗面条。直到车子快要开的时候，面条才端上来。他觉得这是因为他的饭菜便宜而遭受的歧视。

　　他反复提到“全家几乎都吃不饱饭”的经历，“你想想，我为什么要反对怒江的老百姓脱贫？我凭什么要反对怒江的老百姓脱贫？”何大明直盯着别人的眼睛，停顿良久。

　　何大明觉得2003年是他“最霉运的一年”。处在争论和质疑的最核心，他没有感受到受人瞩目的荣耀，反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9月以后，压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他拒绝回答这些“压力”的所指，“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他又及时伸手，打断了他一位朋友的插话。“不要点名。点名就讲不清楚了。”

　　正好在这一年，他的女儿动了一次手术。“这些年我的床头都放着老子的道德经，压力太大的时候，就要翻翻才能睡得着。”为了排遣压力，他喜欢读佛学方面的书，收藏有几乎南怀瑾全部的作品。他向别人开玩笑说，很想出家算了，但是转念一想，这时候四大皆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有些压力过去之后，心情会越来越超脱。”何大明说，“等到一定的时候，我想自己要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写出来。说不定是一部畅销书。”

　　然而，何大明并没有超脱太长的时间。2005年4月，方舟子在云南大学的演讲，将他再次卷入似乎已经平息的争议之中。这一次，他视作“责任与兴趣”的专业，也受到了公开的质疑。

　　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方舟子等人在演讲前与何大明可以有一次座谈。但是何大明拒绝了这次会面。“当时学校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院士考察团来怒江考察，希望在去怒江之前能沟通一次。我就问，有哪些人来。我一听第一个名字，不由哈哈大笑。”

　　提起此事，何大明忍不住再次恶作剧般地大笑起来。这是气氛压抑的谈话中不多的轻松时刻。他甚至不避粗俗地表达当时心中的快意。

　　随后，电话那边又向他报出了其他人的名字。何大明拒绝了见面的提议。“我说这是温州炒房团来了。我告诉领导，我要出差，马上就走，不见。”

　　何大明“出差”的时候，动员他参加座谈的电话仍在找他。某一次他接到一个电话，一看电话号码，是他的校友。他跟对方说，自己在一个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几天内出不去。挂了电话，他索性把手机卡拔掉了。

　　他承认自己在“躲避退让”。但他认为，“这不是怕，也不是承认什么。关于怒江，我该讲的都讲了，不再想讲了。”他想要小心翼翼地避开风波的中心。

　　4月8日，方舟子发表了后来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题为“直击伪环保反坝人士”的演讲。其中提到何大明负责的“973项目”：

　　他们现在在云南大学的一位教授，何大明教授的领导下，在搞一项“纵向林谷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我从来没有听过“纵向林谷地区”这个术语，我当时以为自己是孤陋寡闻，所以不敢提问。（笑声）下来以后问了这里环境科学院的专家，他说这是他们提出的一个新名词，跟“原生态”一样，弄出一个新名词，申请一笔经费，最后是不是要弄出一门“林谷学”，自己做为“林谷学”的开创人呢？

　　第二天晚上，何大明在网上看到了根据录像整理出来的方舟子演讲全文，不禁怒火中烧。时隔多日，他仍怒不可遏。“我躲避退让，他们还穷追不放，痛打‘落水狗’……”

　　他立即点开评论页面，发了一篇跟帖，反驳方舟子的质疑。

　　“我说我是何大明，就是他们重点打假的对象”，他承认自己的冲动，“我不能这么窝囊，稀里糊涂被骂了。网民也可能被蒙蔽了。”

　　表明自己的身份后，何大明提出：先戴帽子后打人。是文革作风。……方舟子质疑973项目。我要问，973项目有那么容易骗到手吗？一般的973项目都是优势科学家联合申请，每年200多个项目中只有25个项目有机会，这种淘汰的比率在国际上都是有竞争力的。如果说我的973项目是骗来的，又置中国科技界于何地？如果真是一个法治社会，这些言论完全可以和他们在法庭上见。你拿1亿元做后盾，你去申请一个973项目看看。

　　然而，这篇帖子没有起到何大明想象中的交锋作用。他发现，帖子贴上去后，很快就被删除。此后屡贴屡删。

　　“如果我当时在场，我会上台掀桌子。”何大明恼怒地说。他认为，当利益引诱和施压都不行的时候，有人用“伪科学”的说法，想把他从专业上搞臭，这一切都是有计划的。

　　真正尴尬的是，这时候有人开始问他，为什么要回避座谈，为什么不回应方舟子的质疑？

　　“我不会在座谈会上和他们辩论。”他思索一番后断然说，“要辩论，除非是央视现场直播，或者上法庭辩论。央视直播的话，大家说什么都看得见；在法庭上，说什么话都要负法律责任。否则我不辩论。因为话语权不在我这里。”

　　有意思的是，同样的说法不久后在方舟子和著名学者于建嵘的争论中，从于建嵘口中说了出来。何大明和于建嵘对辩论的形式持相同看法：除了电视直播或法庭这两种形式，他的发言可能会被人利用。

　　他举例说，在某次论证会上，他持反对意见，但最后的同意的名单中却出现了他的签名——而那个签名是他会议报到时签的。

　　此后，云南省里有的工程论证不再请何到场。有时候则是他自己躲开不去。

　　“在专业问题上，我很认真。除非你不让我来。你让我说，我不会改变观点去唱赞歌。当然，我可以不吭气。这是一种策略，是一种生存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默认。”他仍然在关注那些工程的论证结果。某些论证出现省内外专家的意见截然相反时，他觉得不正常。

　　在他看来，有些人的观点“有点像算命先生说‘父在母先亡’。科学家可以不讲话，但是不能用算命语言，巧言令色。”

　　获疑与自疑

　　怒江之争不是何大明的研究第一次遭人质疑。

　　1990年代中后期，他开始涉足国际河流研究。研究领域涉及国际河流与跨境水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系统变化及跨境生态安全、流域区可持续发展及其信息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建设等。这个在国内研究尚不充分的领域，因为话题“敏感”，常常使他面临种种不理解甚至质疑的声音。

　　“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跨国区域经济的视角，国际河流的问题不在研究视野之内”，但何大明认为，中国是亚洲大陆主要国际河流的发源地，拥有大小国际河流／湖泊110多条／个，涉及1／3的国土、和17个境外国家。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河流区域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已经使国际河流的研究迫在眉睫。

　　但当何大明谈到国际河流开发和跨境生态安全问题时，曾有人质疑他，为什么拿着我们的钱去帮别人说话？

　　“我只谈学术观点，只谈在科学上能够预见的事情，希望这些事情能够得到重视。”何大明只能解释，“有人觉得这些涉及外交，涉及国际‘合作’与‘承担义务’，太‘敏感’。因为以前是在国界内愿怎么干就怎么干。但评估上游对下游的影响，实际上是避免未来的损失和漏洞。如果脑子里有‘跨境’这条弦，很多事情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不可能回避的。”

　　从事这项研究后，在国际会议上用他并不十分流利的英语大声疾呼，为中国争取国际河流研究的话语权，成了何大明的重要工作。

　　2004年在东南亚某国召开的一次国际河流会议上，有人散发国际河流问题上反对中国的印刷材料。何大明十分愤慨，为此改变了原定的发言计划，重新拟写发言提纲，在第二天的发言中，逐条反驳那份材料上的观点。

　　河流保护的成本大都要由上游承担，但主要的收益在下游。在另一次会议上，何大明大声疾呼，云南的贫困地区这么多，但仍然保护了那么多地方，保证了湄公河下游第一大米出口区域的地位。他反问说，“根据联合国讲的区域公平原则，我们这样的上游能否得到下游的补偿呢？”

　　美国孟斐斯大学前地理系主任孔祥德教授感慨地说，他和何大明相交10多年，深觉何大明“首先是个爱国者”。

　　“爱国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要做的是站在自己专业的立场，从一个ｌｏｎｇｔｅｒｍ（长期）的角度出发，对事情做出科学的判断和分析，提供做决策之用。”孔祥德说，“官员是有任期的，但科学家应该考虑更长时间的问题。”

　　正是在多次这样解释和在国际会议的疾呼中，何大明感到一种焦虑。在中国这个亚洲乃至全球最重要的上游水道国里，很多人和很多地方政府的治水理念中，并没有“跨境”的意识。

　　他有时候为自己的语言障碍而焦虑。“我生在一个奇怪的年代，开始工作的时候，说英文要挨骂。那时有一句很难听的话是，有屁从下面放，不要从上面放。说英语就是放屁。”从一个相对封闭时代走出来的个人经验，越发使何大明为某些现实感到焦虑。

　　他开始反思过去的学术生涯。成为国际河流研究专家之前，他和怒江之争中和他观点相对的很多人一样，做的是大型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

　　“对一个工程师来说，他考虑的只是一个工程会不会垮，它的地质结构怎样，大坝要建多高效益才会好。但对一条河流的开发，还要考虑上下游的环境变化问题。建国后我们的高校学习苏联模式，很多专业的工程院校是由一个单学科、一个系扩充而成，里面的专业划分越分越细，每个人的知识宽度只有一个点，深度只有一条线。在工程决策的时候，就像坐在一列火车上，所有的人都只从一个窗口往外看。”

　　对工程技术人员的教育甚至会影响他们的性格。“我自己学技术的时候，人很枯燥。我和我妻子两地分居，见面应该有很多话说，但是没有。当时兴趣视野就是那么狭窄，一天到晚只知道拿尺子画图。脾气还很大，自以为真理在握，听不得不同意见。”

　　一个国家高速发展的时候，工程技术人员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他担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工程师思维”主导决策，会产生一种偏颇：只要技术可行就上马。

　　“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有三个目标，经济目标强调水资源的利用；社会目标强调扶贫；环境目标要注意生态的保持。这三个目标是否能够真正全面考虑到，看你是否更倾向于哪一个目标。”而在国际河流的水资源管理中，还要加上一个地缘政治的维度。

　　“国际间的信息流通的程度如此之高，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问题不为国际社会所知，国家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从国际河流的角度看，管理体制、危机处置机制和应对经验都十分重要。”何大明说，许多依托国际河流展开的区域合作与区域发展，有时候多年推动之功，会因为一个突发事件而抵消。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世界潮流中，他深觉中国应该密切观察并积极参与到国际河流管理的游戏规则制定中去。

　　“我心里有分寸。我决不会损伤国家的利益。”他主持的亚洲国际河流中心有三道铁门，资料管理十分严格。“我们用来保管资料的计算机是不联网的”，何大明说。

　　不管怎样，对他的质疑总无法完全消除。而他也不能总要别人“现场直播”或者“法庭上见”。多数时候只能装作没有听见。或者，按何大明自己的说法，“不想跟他们玩”了。

　　“我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低”，这种时刻他不禁气短，“我对学生说，要求别人的良知和正直很难，能够保证自己不是坏人就是对社会的贡献。”

　　这不是何大明第一次提到“不想跟他们玩”。他曾因为一次不愉快的评优写过三页纸的申诉。申诉写就，他又废然掷笔。“就是这种游戏规则，申诉也没有用。算了，我不跟你玩了。”

　　2003年以后，有人劝何大明不如到北京去发展。然而何大明突然激昂起来。“压力最大的时候我开玩笑说要跳楼，但实际上压力最终都变成了我的动力。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你想我走，我偏偏不走。还要把事做得更好，更大。”

　　这个聪明的四川人常常抑制不住自己的牛脾气。他难以忍受居于游戏规则的边缘。

　　只有他的妻子，一直忧心忡忡地看着他高谈阔论。

　　“我很担心”，虽然不愿意参与谈话，她还是略带不满地说，“很多事情他没有跟我说。他不愿意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