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气指标”考验金融中心

　　金融业是服务行业，它的服务对象其实就是人，人有什么样的需求，它就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是确立金融中心地位的一个标志。

　　撰稿／杨艳萍（记者）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作为一项关乎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早已摆上了议事日程。上海“十一五”发展的目标，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确定为重中之重，就是要在进一步巩固国内金融中心地位的基础上，形成国际金融中心框架，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上海曾经是远东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随后60多年的岁月中，这段辉煌的历史成为几代上海人的集体记忆。1991年2月，在上海考察的邓小平旧事重提，“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按照规划，上海在“十一五”期间，将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框架。围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加快完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服务和金融监管体系，用5年的时间，上海金融市场的交易总额，将由目前的35万亿元，达到80万亿元，金融机构总资产占全国的比重要达到10％左右。

　　两会期间，如何加速推进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他们纷纷指出，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上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地方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金融改革全面推进、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和人行上海总部的成立，都在不断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注入活力，夯实基础。中国人民银行曾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对全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上海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获得全国第一。

　　会场之外，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同样高度重视这一全局性、方向性的课题。在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看来，除了具备上述特点，上海最优越也最独特的优势，就是有中国大陆这一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庞大经济体作为腹地。这一点是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对手们所无法比拟的。“但这些只是上海能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胡祖六并不想回避他观察到的那些不足。国际金融中心框架的最终形成，上海还需经过漫漫征程。

　　金融中心须“以人为本”

　　“金融业是服务行业，它的服务对象其实就是人，人有什么样的需求，它就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这是确立金融中心地位的一个标志。”

　　一位金融界人士构想了这样一个案例：假设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有一位普通市民张先生，他想把闲置的5万元人民币用作投资，他能做出怎样的选择？

　　相对熟悉的股票市场连续多年欲振乏力，5年前套住的一只股票，到今天解套仍旧遥遥无期；政策调控下投资楼市风险陡增；对于其他为数不多的债券、基金等投资渠道，张先生又缺乏相应的了解。他很可能最终选择了大多数市民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办理整存整取存入银行，每年收取为数不多的、还要扣除利息税的固定利息。

　　同样数量的资金，如果身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张先生或许会有更为多样的选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笔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或者其他国家的货币，投资方向可以在全球范围选择。2005年韩国股市出现上扬行情，一年时间股指上涨60％。看好韩国股市的张先生，可以把资金委托给在纽约专门从事韩国证券市场投资的某个基金。即使人在纽约，也可以轻松分享到韩国市场的成长为他带来的收益。

　　“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眼前的事例就展示出了一个现实的差距。它触及到的问题不仅仅是操作层面，更深入到政策和制度层面。”这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

　　“购物中心”需要人气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投资管理官姚毓林，在美国华尔街有过12年的从业经历。曾是美国避险基金投资公司“贝恩斯资本”的合伙人�熁乖�在美国道琼斯公司房屋抵押贷款债券部和美国高盛公司风险管理部先后任职。

　　在姚毓林的眼中，所谓金融中心类似于一个购物中心，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可交易的场所。在这个市场中，经营的产品包括股票、产权、黄金、期货、外汇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相比并不逊色。一个购物中心在硬件上应有的配备已经基本齐全。

　　“购物中心”初现规模，接下来市场最为关注的，就是前来买卖商品的人，即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在这方面上海应该是做得最好，但仍然有必要继续挖掘潜力。

　　“漂亮的购物中心，需要的是高端客户。上海目前缺乏真正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姚毓林说，高品质的券商和资产管理者，是这个市场中最为活跃的参与者，像高盛、摩根斯坦利、雷曼兄弟等金融界的顶级公司，只要还没有将它们的亚洲总部或者大中华区总部集中迁至上海，上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就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

　　姚毓林对记者说，他在香港有不少从事金融工作的朋友，非常喜欢上海的生活环境，也曾希望回来创就一番事业，但最终把这样的想法付诸行动的却不多。缺少真正高端金融公司是一个方面，内地的高赋税，也使不少海外金融人才望而却步。

　　类似的情况也曾经出现在德国。上世纪80年代，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雄心勃勃提出一个计划，要把法兰克福建成欧洲的金融中心。但事实上，尽管德国是欧洲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经济体，法兰克福到今天还是没能取代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赋税繁重，包括公司与个人所得税，大大增加了员工成本以及降低了专业人才税后收入。

　　在这方面，香港显然比上海更有优势。中国内地个人收入边际税率高达45％，而香港只有15％。拥有高质量的机构投资者和金融人才，是推动一个地区金融业持续成长的关键。姚毓林说，上海应该像新加坡和香港那样，采用更多有效的手段吸引金融人才，从政府来说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吸引国际著名金融公司的亚洲总部和大中华区总部设址中国。

　　“大公司迁址中国，会引来大批业内公司相继跟进，从而也会吸引更多的金融人才前来落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样金融中心的建设，就会由市场推着政府往前走。”姚毓林说。

　　当市场与参与者的架构搭建起来，监管就成为一个关键性因素。姚毓林认为，加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监管必须下放，以便与市场联系得更为紧密。“美联储所有与市场贴近的机构都放在了纽约，央行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我看也是出于相同的思路。”

　　姚毓林说，既然央行可以在上海设立第二总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为何不能如法炮制？当市场、参与者和监管三个要素基本具备，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自然水到渠成。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今天，交易所开设在哪里，已经不像以往那么重要。在这三个要素中，参与者与监管至关重要。只要牢牢掌握了这两种因素，市场即使不放在上海，也同样无法动摇它金融中心的地位。就像美国的波士顿，它并没有什么著名的交易场所，却被业界誉为“投机者之都”，原因在于富达基金、道富集团等金融巨子长期盘踞该地，由此吸附了大批同业迁往波士顿。没有谁刻意为之，一个金融中心就在市场的驱动下逐渐自然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