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代会近日收到一份转交的朝阳区区人大代表建议，该建议提出，应对在京居住两年以下的外地人员征收商品房税。（1月19日《新京报》）

　　在公民迁移自由观念渐入人心的今天，提出这样明显“排外”的议案，定然无法博得舆论的好评。在现行的税收制度规范下，这样的议案与法律冲突，得到通过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这条议案背后凝聚的传统思维模式还是非常值得反思。

　　该议案的提出者说：“北京本来就不是谁想来就来的，你说美国的哈佛大学，谁想进就进吗？我们现在说平等，说以人为本，但来北京定居是需要门槛的，不然谁都可以来了。”以“哈佛大学”喻“北京”，恰恰透露出一切“进京准入门槛论”者的思维定式———北京只有“精英”才来得。这种“精英论”认为，只要是非北京户口，除非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才能够获得定居“天子脚下”的资格。在“精英论”

　　的支配下，管理者始终以挑剔的眼神看待外来者，通常指对财富精英、知识精英才网开一面。

　　值得警惕的是，在“门槛”政策日益遭到批评的今天，“精英论”正悄然发生着变异。在某些时候，“精英论”

　　又以“有用论”的姿态登场，并且极容易赢得掌声与喝彩。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放松对外来进京人口的限制，但理由是外来人口给北京带来了智慧、资金、廉价的劳动力，是外来人口缓解了城市人口老龄化危机，是外来人口优化了城市的产业分工……总之，降低“门槛”的原因是外来人口对北京“有用”。

　　“精英论”也好，“有用论”也罢，传递的都是同一种信息：“北京不是谁想来就来的”，除非你能给这个城市带来足够的好处。在这种传统思维模式之下，人不过是服务于城市或服务于另一些人的工具；这样的观念是对“以人为本”的最大悖逆。

　　我们总是要无数次重申同一个道理：选择到哪个城市工作生活，是公民个人的权利。这种权利不能因出生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权利的视角看，谁想来北京都可以来。当然，权利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能力上的平等，北京想进就可以进，但“定居”的确需要“门槛”。只不过，这道“门槛”不应该是公共权力制造的“权利门槛”，而应当是市场机制造就的“能力门槛”。

　　人们之所以涌入城市，乃是因为城市里蕴藏着农村所没有的各类稀缺资源。在人口流动过程中，充满着外来人和本地人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在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竞争者的个人能力是决定竞争结果的最主要因素。“进入北京”

　　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但并非每个想“定居北京”的公民都具备定居的能力。“长安大、居不易”，在就业机会、生活成本等多种约束条件下，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会选择最合适定居北京的人。

　　事实上，我们一直是站在不公平的起点上讨论人口流动问题。户籍制度已经造就了“权利门槛”，而社会经济发展、区域差异也制造出了“能力门槛”。当两个“门槛”并存且相互交织的时候，公平就距离我们越来越远；更何况，两种“门槛”都仅指向一个群体（外来人）。

　　哈佛大学人人可以报考，但并非人人都有能力考得上。北京人人都有权利定居，但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定居。政府的职责所在，应当是尽可能打破“权利门槛”，实现机会均等；同时充分发挥“能力门槛”的作用，以规则平等保障结果的公平公正。

　　在未来理想的状态中，“能力门槛”面前，无论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一律平等，大家在平等的规则下共同竞争，谁有能力谁就留下。

　　毛飞（北京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