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华勇发自武汉 在《人殃》一场文字官司背后，是一群知识老人的历史悲情；小说中的大批斗转换为现实中的大诉

　　这是《人殃》案判决书送达涂怀章将满10天的日子，上诉期限将至。他一连接到3位老友的电话，询问他现在是否仍然“自由”。如果不是在4天前上诉，接下来他将面临6个月的牢狱，这一切缘于涂怀章的笔，这支笔写了《人殃》。

　　2005年12月15日，武汉市武昌区法院宣判他的《人殃》一书构成诽谤罪，判处拘役6个月。

　　作家因言获罪

　　使涂怀章获罪的《人殃》，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据武汉作家协会介绍：《人殃》以某大学为背景，描写了一出迫害知识分子的极左丑剧。故事发生在“四人帮”覆灭之后，中国社会正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历史转型期，高校也处在解放思想、冲破极左桎梏的变革时期，以“整人为乐”的某师范学院负责人曾闻为了压制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借清查“给江青写效忠信”事件为契机，勾结一群死党，煽动一批群众，猛整桀骜不驯、才华横溢的青年讲师喻维山。喻维山受到一系列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但他没有屈服于淫威，不屈不挠地挣扎抗争。终于，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在正义人士的援助下，喻维山厄运得到了解脱，取得了“朦胧的胜利”。

　　武昌区法院的一审判决，经媒体报道后，《人殃》一书一夜成名。“小说”、“诽谤罪”、“作家”成为相关新闻与评论的关键词。同时，武汉一群老人，随着《人殃》一书长达两年的纠纷，进入公众视野。一方多达13人，除1人曾是湖北大学前身原武汉师范学院主管单位领导外，其余12人现在或曾经是湖北大学(或原武汉师范学院)教职员工和教职员的配偶，另一方为《人殃》一书作者、湖北大学教授涂怀章，前者指责后者通过《人殃》一书影射他们，对他们进行了丑化、侮辱和诽谤。

　　作为对立双方的这14位老人，目前除1人亡故外，其余都已离退休，年龄最高88岁，最低57岁，大多身份显赫，或者是教授、副教授，或者曾是武汉市某部局的主要领导。

　　《人殃》一经面世，就引起了前述13人的不满，他们指责该书名为“小说”实为“写实”，书中特定人物简历、肖像以及人物与事件的结合、人物群落间关系等等，与他们中的特定人具有排他性关联关系，故事发生场景与湖北大学高度相似，人物名称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具有“谐音”、“变形”等关联性，书中核心事件与湖北大学历史上发生的某一事件基本一致。他们认为，这本书的作者是蓄意对相关人进行侮辱、诽谤。随后，他们向湖北大学党委、校务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反映相关情况，要求处理；与《人殃》一书作者涂怀章交涉，要求纠正。时间长达一年，未达目的。

　　2004年10月10日，前述13人分别以自诉的形式向武昌区法院提起控诉，要求法院判处《人殃》作者涂怀章侮辱罪、诽谤罪并附带民事赔偿。

　　2004年12月30日，武昌区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起诉。自诉人不服，提起上诉，2005年4月13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发回重审。同年5月8日，武昌区法院重新受理此案，8月16日开庭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12

　　月6日案件审结，判处涂怀章诽谤罪成立，拘役6个月，驳回民事赔偿诉讼请求。在上诉期满前，自诉人与被告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

　　2005年12月6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一审以诽谤罪判处涂怀章拘役六个月。

　　2005年12月15日，《人殃》案自诉人、被告人同日收到武昌区法院送达的判决书。

　　一审判决疑声四起

　　2005年12月16日，湖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楚天都市报》，在一版以通栏标题报道了此判决。

　　此后，《法制日报》、《北京青年报》先后对此案报道。与此同时，全国各大网站、新闻媒体纷纷转载了相关报道。

　　12月17日，天涯博客里出现一个名为“涂怀章小说获罪案作家声援团”的博客，发表“声援书”一文，发表者匿名“adamvvv”。这一匿名此后经常在此博客发文。“声援书”附着没有律师署名的“律师意见”；“声援书”也未附作者签名。

　　同一天，涂怀章写了一封致读者公开信，名为《我不明白创作小说犯了何罪？》，并附有“13名自诉人情况介绍” 。

　　12月18日，武汉市作家协会发表声明《小说本无罪《人殃》却遭殃》，称武昌区法院的判决“荒唐无知”，“简直是一起全国罕见的文字狱、一桩新世纪的‘人殃’”。

　　12月19日，网易文化频道针对此判决以“创作还是诽谤作家因小说而获刑”为题，做了一个网上“投票调查”专题，收集了有关此案见诸网上的大量材料和评论。其调查命题为“您认为湖北大学教授涂怀章小说诽谤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案”，截至本报记者发稿的今年元月4日凌晨，已有500多票支持“推翻原判，宣告无罪”，得票率87%。

　　武昌区法院对《人殃》案的一审有罪判决公诸媒体后，显然受到公众的普遍质疑。

　　“舆论站在我这边，正义站在我这边！”2005年12月26日，63岁的老人涂怀章对本报记者表示，他要将诉讼进行到底。

　　而自诉人的上诉理由认为一审量刑“畸轻”。自诉人之一、某教授2005年12月27日对本报记者表示，如果涂怀章不上诉，则就此作罢，因涂提出了上诉，他们被迫上诉，因为“事关一辈子的名声和荣誉”。

　　给江青“写信”事件悬疑

　　《人殃》里有个人物，名叫“屈南平”，该书《楔子》里有一段话：现在他(书的主人公)比什么时候都更清楚地看透了当年的一切。重重的负疚，深深地理解了他的老师“屈——难——平”。假如回到当年，他决不会是那样的“德行”，可叹时空不能倒转啊！

　　这段话构成《人殃》的主调。该书叙事围绕主人公涉嫌给江青写信事件受到组织“审查”展开，写了“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发生在一所名叫“两江师范学院”的大学内外的政治斗争、人物冲突和个人生活“小节”。

　　武昌区法院的判决书称：经审理查明，1976年，“被告人涂怀章与自诉人涂怀呈给江青写控告信”。控告的缘由系武汉市某报当时未及时发表他们合写的文章《在那白云黄鹤的地方》。1982年清理“三种人”时，给“江青写信事件”被告发，涂怀章受到审查，自诉人中的大部分是当时审查组成员。判决书还写道，“被告人涂怀章对当时的审查不服，曾向上级反映过情况”。

　　据记者多方打听，1982年那场审查，因种种原因当时并没有做结论，既未否定也未肯定。当时的当事者涂怀呈与涂怀章对此陈述一致。法院的判决书没有提及是否做出结论，也没有相关证据证实或证伪。

　　判决书认定涂怀章给江青写过控告信，仅附有两位证人的证词。证人常某的证词为“武师审查二涂是事实，书中变成两喻”，证人赵某的证词为“《人殃》的内容就是涂怀章因为给江青写信与批邓受到审查而发泄仇恨情绪的产物，所写的人物99％以上都能对得上号”。判决书附有24份证词。

　　当事自诉人涂怀呈与被告人涂怀章的陈述对立。涂怀呈说《在那白云黄鹤的地方》为他与涂怀章合作完成的，系受组织安排而写，武汉市某报押后发表，两人就向江青写信并附上《在那白云黄鹤的地方》手稿，信由涂怀呈执笔，涂怀章誊写《在那白云黄鹤的地方》，信函联合署名。涂怀章说那封给江青的信不是他写的，也没有署名，审查他的时候曾向他出示过那封信，已验明信确系涂怀呈的笔迹。涂怀章说，法院查无实据，应当疑罪从无。

　　判决书陈述审理查明的“事项”，从查涂怀章给江青写信事件开始陈述。30年前的旧事，在《人殃》案中被重提，并被当成此案审判的证据之一。

　　而24年前的审查主人公喻维山给江青写信的“故事”，是《人殃》一书的叙事主线。

　　老教授们心结难解

　　据武汉一位资深律师分析，一审判决书对《人殃》一书使用了“写实小说”的概念，此为文学概念，而非法律概念。据此推论，一方面依据某些叙述和情节，证实书中的人物为自诉人某某，一方面依据另一些叙述和情节，证实自诉人某某非书中所写那样的人物。在逻辑学上，这是一个悖论：自诉人是书中的那个人，自诉人不是书中的那个人，那么自诉人既是书中那个人又不是书中那个人。

　　涂怀章坚持他的作品《人殃》为文学作品，是一篇当代长篇小说，使用的是现实主义文学表现手法，并结合了象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表现形式，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环境虚实结合，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的“虚”与“实”的度如何把握，是文学批评的事，法律不宜强奸文学批评。他还说，写作《人殃》是为了对过去负责，对后人负责，以文学真实，去接近一段惨痛的真相。

　　自诉人之一的另一位文学教授，则否认《人殃》是小说，认为是蓄意炮制的诽谤书，是借“小说”之名行“伸怨”之实。并指作者手法巧妙，借文学这张羊皮，达攻击、侮辱、诽谤他人的目的，用心险恶，是借助专业技术犯罪。

　　武汉市作家协会一位副主席说，涂怀章写小说犯诽谤罪如果成立，此先例一开，往后针对作家的诉讼将层出不穷，作家的创作将陷入绝境。这样的司法判例，是对作家创作权的极大伤害。

　　“文革对我的毁灭太大了！”2005年12月27日晚10时，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涂怀呈说，“文革可以这样毁灭一个人，让你是你又非你，我的一生是部悲喜剧。”

　　“如果调解，也就算了，如果官司硬是要这样打下去，我会奉陪到底，我输不起这场官司。”2005年12月28日下午，涂怀章最后一次见本报记者，放出了接受调解的口风。

　　记者手记：伤痕未必随风去 在历史深处，坐着一个幽灵。

　　从这群老人沧桑的表情里，我看到了他们过去、现在和未来被撕裂的疼痛。20多年前，30多年前，甚至更早的爱恨情仇，在暮年的回忆里，一一呈现。

　　记忆成了不断被复制的叙事。只要记忆仍然活着，就会被不断地叙说。或者说给自已听，或者说给众人听。此时彼时，此人彼人，又或者会因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而发生碰撞与冲突。

　　述及历史，无人敢说掌握最后的真相。政治如烟，此一时彼一时，正解或曲解，难以了断。

　　听着老人们或愤怒或安详地讲述历史的悲情或骄傲，我敬畏那份坚守，也深深被触动：“我”或许一生都走不出那座山，走出了那座山，“我”或许又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

　　所幸，国家在进步，“文革”已成往事。尽管内心仍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但却选择了法庭诉讼的程序，来了断纷争。

　　这虽然未免让人因过去而感到种种悲凉，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但法律有它的边界。法律的事交给法律办，法律之外的事，却又只能在法律之外了断。法也不是万能的。 只是需要正视，伤痕未必随风去。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40年前，一场风暴开始；30年前，一场风暴休止。(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