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陵

　　南开大学新年开门头一件事是召开学科建设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一个颇引人注目的理念：对学者“宽容个性”（《中国青年报》1月23日）。

　　对学者“宽容个性”的含义，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有一段精彩的表述，他说：“由于每个人的性格、爱好不同，工作风格有所差异是必然的；一个人有缺点，甚至犯错误也是难免的，产生认识上的差异也是自然的。南开大学对主要学术带头人的要求，重点体现在基本素养、学术道德和学术水平方面，在个性方面，一定要给予宽容和理解。”

　　从侯校长的“宽容个性”论，不由得想到早年的北京大学。当年蔡元培先生主持下的北大，就云集了一班个性独特的人，如辜鸿铭、刘申叔、黄季刚、陈独秀等等。一个北大，保皇的，国粹的，洋派的，保守的，革命的，都有。各流各派，自由竞争，相辅相成，兀自成为北大的一大特点。

　　然而，唯其因为有蔡元培先生力行的“古今中外”主张，不择攘流，宽容个性，善待人才，这才成就了百年北大。大学之“大”就在人才上宽容个性，学术上兼容并蓄。百年北大，给了我们难得的启示。

　　人才，总是因为专注某一方面而疏忽于其他方面的修养，以致显得有些“异类”。古今中外，越是人才，越是性情怪异，也总是个性突出。那生于自由无羁的怪异和突出的个性，正是过人的才识积累和独到的学术见地的来源。否定个性，无异于否定人才；否定怪异，无异于否定创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宽容个性，实际就是宽容自由，宽容独创，乃至宽容缺点，宽容毛病。我因此赞赏南开大学校长“宽容个性”的主张。

　　其实，应当宽容个性的，岂止是大学，又岂止是对学者！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就应当是一个法治化、人性化与宽容度并重的社会。当社会宽容度真正达到包容到每一个公民，包括过往被视为“异类”的公民，社会歧视才可能消除，我们每一个人才可能更有尊严更自由地生活！这样的宽容，无疑就是从观念上、体制上给多样性、独立性以最大空间，就是对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追求自由的天性的认可，就是社会更大程度的开放。毫无疑问，唯有这样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宽容，才谈得上最真切最纯净的人道，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际融洽，打破人才成长的藩篱，让人的思维自由放飞，生发出更多的人才和原创。

　　试问，我们有什么理由否定和拒绝这样的博大！（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