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的职业性质决定了谍报人员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其活动都要秘密进行。尤其在外国，其活动具有非法性质，一旦真实身份暴露则可能身陷囹圄甚至招引杀身之祸。因此，谍报机构在实施谍报任务之前，首先要物色能够胜任该任务的间谍人选，而后为其设计出最为恰当的掩护身份。间谍利用合法而又合适的掩护身份巧妙地将自己的间谍身份隐藏起来，才能较安全地完成任务。可以这样说，没有掩护身份的间谍是根本不存在的，不过，间谍使用的掩护身份可谓五花八门，从西装革履的外交官到风月场所的舞女，都有可能是间谍。
提到间谍，许多人首先联想起的可能是007系列电影中的主人公詹姆斯·邦德，因此向往间谍那种浪漫、刺激的生活。在他们眼中，间谍就是这么随心所欲、明目张胆。邦德的原型——英国双重间谍杜斯科·波波夫本人在看了007之后这么说：“要做一个真正间谍，如果像邦德这样，额头上写着‘间谍’两字，每到一处就和女人鬼混，我不相信他活得过48小时。”
心照不宣的外交官
外交官是许多国家谍报人员最常用的掩护身份，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则是他们开展谍报活动的前沿基地。在被各类媒体曝光的谍报案件中，涉及到的间谍有许多人具有合法的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由于他们享有外交豁免权，因此，即使身份暴露，驻在国当局亦不能对其绳之以法，只有公开宣布他们“从事了与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动而不受欢迎”。然而，以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间谍也最容易暴露，因为，他们是各国反间谍部门密切监控的重点人物。
以外交官为掩护身份进行谍报活动的案例可谓数不胜数，但在这方面做得最为突出的当属苏联情报机构。据70年代末伦敦战略研究所估计，苏联驻北约组织成员国的外交官中每四个人中就有三个是间谍；他们占据大使馆中一秘、二秘、三秘、陆、海、空军武官、高级顾问还有各种参赞职务。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材料，苏联驻美国华盛顿地区的外交官中间谍占50%，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大使馆中，间谍人数甚至占80%。更有甚者，一些苏联大使的真实身份也是间谍。
1961年12月15日，苏联驻芬兰大使馆副领事、当年30岁的阿纳托利·戈利钦由赫尔辛基叛逃美国，他的真实身份是克格勃少校。1978年4月，苏联历史上级别最高的特工、联合国副秘书长阿尔卡迪·舍甫琴科，在秘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为美国当了两年零八个月间谍后叛逃美国。舍甫琴科虽名为联合国副秘书长，却接受克格勃和格鲁乌的双重领导，以联合国高级官员身份作掩护，收集美国及其盟国的重要情报。
1983年4月，巴黎发生了空前的驱赶苏联间谍的行动。几小时内，47名苏联“外交官”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
神通广大的记者
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因为其职业就是搜集社会上的各种信息，并与各色人物打交道。以记者为掩护身份，对间谍来说，如同猛虎添翼，既可以公开大胆地进行情报搜集，
又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著名的苏联间谍大师佐尔格，可以说是以记者为掩护身份的典型范例。在前往东京之前，他利用自己的声誉和过去的关系，成功地与当时德国最有名望的报纸《法兰克福报》编辑部签订了协议，他以这家报社记者的身份前往日本工作，同时他还和德国另几家报刊编辑部达成口头协议，答应作为他们的通讯员或撰稿人，定期从日本给他们寄回稿件。到了东京之后不久，左尔格就把自己要从事记者活动的事项以及有关介绍信向日本最高当局作了报告，并拜访了日本外交部负责新闻事务的官员，正式以记者身份开始谍报活动。
1979年10月24日，苏联《新时代》杂志驻东京特派记者、克格勃少校特工、时年38岁的列夫琴科，由日本叛逃美国。1980年4月，苏联克格勃第2总局高级特工、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伊里亚·德希克维洛夫携妻子和女儿叛逃英国。德希克维洛夫在此之前还曾以外交人员和记者身份为掩护，在非洲和中东开展情报活动。
在美国，对是否应当利用记者身份从事谍报活动还存在着争议。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1996年2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多伊奇在一次讨论会上说：“中央情报局保留打着美国记者或其组织的旗号从事谍报活动的权利……”随后，国际新闻学会召开了一次世界大会，来自各国报刊的300名主编和负责人纷纷谴责了多伊奇发表的上述言论。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各国政府禁止情报人员冒充新闻记者。1996年5月22日美国众议院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一项决议，规定除在总统宣布的紧急状态下不得招募记者为美国情报部门从事谍报活动。
尽管如此，为所欲为的美国各情报部门不大可能遵守美国众议院的这项决议，世界其他各国或地区的谍报机构也绝对不会放弃用记者身份来掩护其间谍活动。
肩负使命的商人
为了掩护自己，便于进行情报搜集，间谍常利用工商业的合法性来开展间谍活动。掩护间谍情报机构进行活动的商号、企业，有官办、半官办的，也有私营的。即便两国断绝关系，或是在战争期间，这些单位都可以存在。一旦间谍活动暴露，也不会涉及大使馆，或给大使馆造成直接牵连。
商人，尤其是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前往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角落，如从事考察投资环境、交货运货等商务活动。而待考察的所谓“投资环境”内容十分广泛，从另一种角度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的情报，它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局势、军事动态以及经济发展趋势等，都是跨国集团公司的领导人需要了解的情况。因此，以商人为掩护身份的间谍较具有隐蔽性，也有条件在商务工作中搜集到有价值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高科技情报。
80年代以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强调建立以商业机构为掩护、以经济联系为招牌的情报站，开展秘密活动，以求获得更多的情报资料。为寻找非官方的掩护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利用各种控股公司开展情报活动。这些公司表面上是私人经营的，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控制和资助的。在这些公司掩护下，大批间谍情报人员进行间谍情报活动。另外，有些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以某种方式与中央情报局合资开办企业，为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活动提供掩护场所。
1990年7月，美国参议院曾通过一项法案，允许“美国国防部的军事情报官员公开经商，并以商人的身份充当密探的角色，以便为海外情报搜集工作提供安全保证”。由此可见，这些人的“商人”称谓只不过是涂在他们的间谍特务身上、掩护其非法间谍活动的保护色而已。
貌似忠诚的科研人员
在高科技情报已经成为各国情报机构关注重点的时代，只懂得军政情报需要、缺乏高科技知识的情报人员已显得落伍于时代，无法满足当今高科技情报搜集需要。要打入目标的科研单位并获得高科技情报，搜集情报的人应当自身具有一定的科研学术水平。
据叛逃到美国的前法国对外安全总局局长马里翁透露，数年前，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准备招聘一批法国计算机专家在其法国分公司工作。法国对外安全总局的谍报人员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对IBM开展秘密情报搜集活动。他们秘密选派了三名精通计算机的谍报人员，以计算机专家的公开身份为掩护，成功地打入了IBM法国分公司。在公司里，他们工作积极努力，深得老板的赏识。不久，他们开始利用工作之便，寻找机会窃取公司的核心技术情报，并将有关资料交给了法国企业。
1986年8月23日，在美国纽约地铁站台上，一名衣着得体、英语流利的苏联人正在翻阅一份有关美国国防计划基础上的机密文件，就在这时，他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逮捕。此人名叫扎哈罗夫，是克格勃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其公开掩护身份为苏联驻联合国组织科学技术专家。在近4年时间里，他活跃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物色、培养和发展可能为苏联提供技术和军事情报的人选。
海外游子——留学生
留学生身份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间谍惯用的掩护身份。留学生不仅可以方便地出入各院校实验室，了解外国科技研究动态，还可以与院校里的专家、学者或大学生进行大量的接触，从而掌握他们的情况，并相机发展合适的人选为已方间谍。
30年代期间，日本海军军官纷纷到美国留学，其中有的是伪装成留学生从事间谍活动的，宫崎岁男就是这样一个伪装者。宫崎于1933年作为交换留学生来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学英语。年仅28岁的汤普森是马里兰州农场工人，他在海滩上闲逛时遇到了宫崎。这位日本军官向他提供每月500美元的报酬，外加各种费用和资金，要他侦察美国海军的情况。汤普森为此买了一套海军军士的军装，登上在圣帕德罗和圣地亚哥基地停泊的数艘美国军舰，打听火炮数据、技术改进以及有关军事演习的情况。宫崎一案是美国情报机关在30年代破获的第一个日本间谍案件。
1981年5月13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披露，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中国留美学生、学者进行审查、以搜集有关情报并实施策反活动。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以中国自费留学生为工作重点，并派该局特工直接到学校与管理人员联系，搜集中国留学生的简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籍贯和学习科目等情报资料，有时还直接了解中国留学生是否有叛逃倾向。报道还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利用各种各样的人与中国留学生接触，并建立关系。他们让中国留学生看色情电影、去教堂做礼拜、座谈讨论《圣经》，以及免费邀请中国留学生游览等，妄图进行思想腐蚀，以达到策反的目的。
流离失所的难民
难民作为间谍的掩护身份，会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因为驻在国谍报机构对来自外国的难民都心存警惕，并进行相关审查。但是，对于谍报部门来说，没有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只有想不到的办法。
1984年11月15日，卡尔·科契尔和汉娜·科契尔在美国被联邦调查局拘捕，罪名是为苏联和捷克情报机构从事谍报活动。据悉，卡尔·科契尔是捷克情报机构和苏联克格勃通过派遣打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间谍，他们夫妇俩在美国活动了长达20年之久，为捷克和克格勃提供了上千份密级文件。就是这样一名综合素质如此出色的大间谍，其最初的掩护身份竟然是让人意想不到的难民。1962年至1965年，科契尔接受谍报业务训练，经过精心准备后，于1965年9月，以难民为公开掩护身份，携妻汉娜“逃往”奥地利，同年12月4日移民到美国。从此，他们在美国的谍报生涯正式开始了。历经磨难，科契尔没有辜负捷克和苏联情报机构的期望，于1973年2月被中央情报局录用为翻译和情报分析员。在此后的十多年里，科契尔夫妇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一步一步地打入到西德总理勃兰特身边的东德著名大间谍海因茨·纪尧姆是德国东柏林人。1954年，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派他潜伏到联邦德国活动。他和妻子以难民身份来西柏林，申请定居。由此开始了近20年的间谍生涯。
教皇的耳朵
西方国家间谍情报机构收买了许多传教士、牧师，在世界各地，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情报搜集活动。或者，直接派出特工人员利用宗教职业为掩护，进行间谍活动。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臭名远扬，它广泛利用宗教组织，特别是收买或雇用活动于海外的传教人员，在上帝的名义下，干着魔鬼的勾当。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最大的慈善和发展机构“世界天堂”组织，曾被中央情报局收买和利用，该组织一面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赈灾及从事其它福利事业，一面充当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收集站。早在70年代，它就被越南政府指控为中央情报局在越南搜集战地资料。《今日基督教》杂志1975年载文披露，美国约有10-25%海外传教人员向中央情报局或其它情报机构提供过情报。
利用宗教进行情报活动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应该是梵蒂冈。它虽然是个弹丸小国，居民只有近千人，国土面积仅0.44平方公里，但它却与世界上90多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并且向这些国家派遣“圣使”“代理圣使”等。庞大的宗教网为其积累了大量情报，尽管它没有专设的情报机关和专门训练的谍报人员，但仍然是世界情报界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全世界8亿多天主教徒、40万神职人员都是其潜在的情报提供者，被称为“教皇的耳朵”。
据日本《世界周报》报道，罗马教皇的外事部门，几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注意搜集军事情报，如罗马教皇驻东京的使节搜集到盟军想尽办法但却难以得到的有关日本军事指挥部的绝密文件，成为美国获得的有关日军的最重要的战略情报。在20世纪80年代，为支持波兰的团结工会进行反政府活动，教皇保罗二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组成“历史上最神秘的同盟”。波兰教会成了中情局在波兰的秘密情报交换站，教皇还定期向中情局提供来自东方集团的政治报告和波兰政府对团结工会的态度变化。
演艺圈明星
秘密的间谍世界从一开始就与性的利用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圣经》记载的参孙的情妇迪耐娜用色相勾引参孙最后将其出卖，到今天的核武器时代，无数间谍祭起色情法宝，获取情报。尤其是过去50年间，色情间谍的确取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就。色情间谍可能伪装成风骚的妓女，可能装扮成美丽的职员，还很可能是知名的演艺明星。
玛莉·哈莉出生于荷兰，离婚后迫于生计，她到巴黎寻找出路，靠卖笑为生。后来她表演舞蹈，很快风靡巴黎，成为舞星，不少政界要人、富家子弟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1914年，她成为德国间谍。至1917年为止，她为德国搜集了大量情报，尤其是法军在地中海的运输情况。玛蒂·哈莉是一名出色的色情间谍。她为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对手同时提供情报，被称为“谍报女王”。玛蒂·哈莉案件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富刺激、影响最大的间谍案件。
50年代后期，为了刺探澳大利亚导弹基地和核能发展的情况，苏联向澳大利亚派遣了大批特务，其中一名叫丽达·艾略特。克格勃在她擅长一些杂技的基础上，将她训练成一名高空走钢丝演员。她到了澳大利亚，以其高超的技艺和惊险动作吸引了许多观众，名声大震。丽达同各界名流交往，成了上流社会一朵红极一时的交际花。她凭自己的名声和美色很快地也同澳大利亚政府的官员和重要人物打得火热。丽达选定对象后，就把他勾引到自己的寓所，用催眠术或麻醉术套取情报。
007的原型--杜斯科·波波夫
杜斯科·波波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著名的双重间谍。他1912年生于一个富有的南斯拉夫家庭，1936年从贝尔格莱德考入德国的弗赖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39年在德国同学的帮助下，波波夫混入纳粹德国的阿勃维尔(军事情报局)，并被派到英国活动。在伦敦时，他又被军情六局招募。此后，波波夫在军情六局指挥下以“三轮车”代号，大搞双重间谍活动。他的工作成绩有：较早得到了德国V-1导弹的情报；向盟国揭露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中的德国间谍西塞罗；提供了德国用缩微点传递情报的方法；提供了日本将要袭击珍珠港的情报等。
波波夫是一个花花公子型的间谍，生性风流，加上他的间谍技巧以及工作大胆，所以，成了英国作家安·弗莱明笔下的间谍英雄詹姆斯·邦德的原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波夫在法国当律师，并把自己的间谍经历写成一本名叫《间谍与反间谍》的书。1981年8月，他死于法国南部的奥庇奥，享年69岁。□ 饶 榕 来源： 国际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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